《香港风格》
高密度生活
胡恩威（MathiasWoo），香港跨媒体文化人，曾在香港大学建筑系及英国伦敦建筑协会攻读建筑，香港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ZuniIcosahedron）行政总裁，香港发展策略研究所主席。著有《香港漫游》《西九蓝图》《好风如水》等。
你的车子就在居民楼的窗户前一闪而过，甚至还能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煮饭、晾衣服、晒被子。
来过香港的人都觉得这里很特别，这种感觉来自于紧紧包围着你的现实物质及物理空间特性。《香港风格》这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特性描绘出来。
首先，香港的地理空间、城市规划、建筑乃至日常生活的设计都非常独特。作者建议大家到香港旅游时最好不要错过一些热门景点，如太平山顶[1]。从这里往下看，你会发现一种很奇特的景观，虽然下面排列着那么多鳞次栉比的高楼，但中间居然还有很多绿地。香港有六成以上的面积都是绿地，这在大城市中是很少见的。原因是丘陵地带不容易建房，所以都覆盖上了树木。
香港地方小，楼房都建得非常密集，从山顶看下去，就像科幻片里描绘的未来大都会一样。比如在天桥上面开车，基本上就是在一些大楼中间呼啸着穿来插去，那种场景真是奇异。你的车子就在居民楼的窗户前一闪而过，甚至还能看见别人在房间里煮饭、晾衣服、晒被子。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也是一种香港特色吧。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种特色就是高密度。它当然不够科学，但问题是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经营生活，不管是建筑师还是政府、开发商，谁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不过香港特色有繁也有简，香港地铁就极具“简约美”。如果你从机场搭乘地铁到中环，如窦文涛所言，那简直就是“无缝连接”。其实不同城市的地下铁都有自己的风格，莫斯科地铁是美轮美奂，而巴黎地铁则别具优雅。香港的地下铁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种无风格其实是一种极具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简约”，一切都以方便实用为时尚。大家在香港搭乘地铁会觉得路标特别清楚，在哪里上下车或进出月台都非常便捷，这就是一种简约美学。
可是香港的地面上又非常杂乱。走在旺角最繁华的街道，你甚至连天空都看不到，因为满天都是店家的招牌。这些招牌往往五花八门地叠在一起，楼下是一家很有文化感的书店，楼上却可能是色情场所，再往上也许是家卖钓鱼用品的小店。总之，它不像有些城市，不同种类的商品是区分开的，比如整条街都是摄影器材或手机，在香港却是什么都挤在一起。
因此，香港街头的人群也形形色色，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很多香港人的故事，在不同时段所看到的是不同类型的香港人。下午三时以后是学生，五时以后是下班的白领，夜晚则是游客和一些很像黑社会成员的年轻人。你可以同时看到乞丐在夕阳的台阶下行乞，警察在慌慌张张地追捕疑犯，还有一些师傅正在旧式楼梯底下摆卖传统点心--这就是众生相。
当然有些现象一直很令香港政府头疼，比如街头的大排档。它们多半是一种铁皮箱子一样的装置，白天什么都看不出，一到晚上，就像变魔术一样，从里头搬出椅子、桌子来，还可以煮东西吃。政府总说这些排档又脏又乱，影响市容。其实这种街头小吃从北京到东京都有，它反而最能代表各地的饮食特色和街头文化。
（主讲梁文道）
Uneasy Partners
商人利益左右香港政治
顾汝德（LeoGoodstadt），英籍犹太人，记者，经济学家，1989-1997年任香港殖民政府首席政策顾问，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名誉院士。
无论过去的港英政府或现在的特区政府都觉得稳住商人是最重要的，这还是殖民时期种下的宿根。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个城市的主要动力和命运都定位在发展经济上。“经济”的本义是经世济民，它的发展应该能让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可是在香港一谈经济，就会把焦点放在商人身上。无论过去的港英政府或现在的特区政府都觉得稳住商人是最重要的，这还是殖民时期种下的宿根。
UneasyPartners（中文译名：《香港政经--公利与私利的冲突》）的作者顾汝德是个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就在香港工作，在彭定康时期担任过政府官员。他退休以后写下这本书，书中透露了一些殖民地时期的统治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对本地商人的积极笼络。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英属殖民地，比如印度和斯里兰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局部的民主选举，但是香港一直没有搞。为什么呢？作者说那是因为英国人发现，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而香港毗连大陆，他们害怕在民主选举中香港会倒向内地，反对英国，这种情形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把香港治理好，他们的策略就是笼络本地精英，其中主要是商人。所以也可以说，香港的政治过去基本上是政府与商界精英合作的格局。
这样的政治特色造成香港本地商界的势力特别强大，作者回忆，后来彭定康推行的很多政改方案都曾遭到商界反对。这些人明明是英国人培植起来的力量，为什么要跑出来反对呢？因为这些商人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统治模式，他们认为如果在香港搞民主，一个背后有选民的政府会比较麻烦，他们也不大懂得如何跟这样的政府打交道，宁愿像过去那样，跟总督或特首关起门来把事情谈好就行了。
这样一来，香港很多政策的制定都受制于商人。在“亚洲四小龙”里面，香港的社会福利发展相对较弱，像公共医疗的推动就非常缓慢。直到二十世纪末，香港才有了一个针对雇员的强制性保险计划，而全民的医疗保险至今仍然没有。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是非常罕见的，究其原因，就是商界力量在反对。
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就要扩大开支，那就得加税，这样一来，商人最不高兴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香港政府很难推动一些大规模的福利计划，今天能享受到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的人并不多，念大学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偏低。
香港政府还有过建造公共房屋的计划，当时也遭到地产商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建公共房就等于抢他们的市场。直到后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很多木屋被烧毁，政府才有理由去推动公共房屋的建设。当然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可以两全的折中方案，比如把公房建在市郊，居民迁走以后，城市的土地就空出来了，地产商又可以利用它们发财。这样既完善了社会福利，又推动了经济发展。
为了实施福利计划，香港政府不得不每次都找出各种理由去争取商界支持：比如推行公共医疗服务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稳定，免费义务教育则是为了提供优质劳动力，帮助实现香港的产业升级。总之，香港从来都是把商界利益放在最前面。
这种政策显然会为香港带来很多后遗症。除了贫富差距增大，商界势力过于强大也造成了垄断现象的出现。比如香港过去的电视产业垄断在英商手上，码头则被“和黄”[2]垄断，而七大地产商几乎可以操控全香港的地产。虽然一直有人试图推动公平的市场竞争法，但一直无法通过，原因就是这些商界巨头的反对。所以，未来的香港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都是英殖民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主讲梁文道）
《就是不帮衬地产商》
不靠地产商在香港活一年
庞一鸣，自由工作者，对香港无处不在的地产霸权操纵港人衣、食、住、行看不下去，决定拒绝帮衬大地产商提供的服务，被越来越多香港人所熟识。
不再买太多书，不再买太多碟，不再去大商场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那些商场的业主也都是这十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地产集团。
在香港最赚钱的是地产商，他们不只靠倒卖房子赚钱，你房子里的电话服务是他们提供的；你手里遥控器选的电视频道是他们的；你出门搭公交、坐小轮船，交通工具都是他们的；你到超市买东西，香港最大的两家连锁超市也是他们的，连街坊上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都是；你要上网，好，宽带服务还是他们的。只要你在香港活一天，就很难不让这些大地产集团赚到钱。
假如你不喜欢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庞一鸣在这本《就是不帮衬地产商》里探索答案。他原来帮不少商业机构做培训，后来旅行见闻多了，开始觉得香港的生活非常变态。比如大地产商的房子管理费中已经包括了上网费和电话服务费，因为网络和电话线路都是地产集团子公司经营的。如果有人说，我买你这房子，但我不想要你们的电话服务，或者我觉得上网太贵了，行吗？不行，管理费你必须交，就算你用别家的电话服务，也还是要交管理费。
再比如，有一批冰鲜牛肉的供应商是一个大地产集团下属的超市独家发售的，超市接管了公共菜市场之后，就要求管理菜市场的机构去告诉所有小店：“我卖的东西，你们都不准卖！”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霸道呢？
他们这么赚大钱，竟然还去蒙人。香港有座很有名的大型楼盘叫太古城，房子老了要进行维修。本来法律规定应该由地产集团承担维修费，但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些小业主自掏腰包，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一鸣受不了了，他要做一个实验，看能不能一整年不让这些人赚他一毛钱。结果发现实行起来很困难，比如他不能搭地铁，因为地铁也是地产商的。在香港，老人家乘地铁每个星期可以有两天优惠，而纽约、伦敦的老人有全年优惠，可见香港在这一点上多么小气，你赚那么多钱干吗呢？庞一鸣很不满，他不搭地铁，搭公交行吗？也不行，香港的大多数公交公司也被地产商收购了。
于是，他就骑脚踏车出行。他渐渐发现，在香港出行而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让地产集团赚到钱，那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必须搭轮船或地铁。不过他尽量完成自己的实验，在家也不上网，到公共图书馆去上，因为家里的网络也是地产商旗下的子公司提供的。但是在家里总要用电吧，而九龙、香港、新界这些地方的电力也是地产商集团经营的，他只好尽量减少用电，过低碳生活。他在家甚至不开空调，不用电风扇，而自己用手摇扇。他还跑到学校、社区和人们交流，分享他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对他这个行动产生了共鸣，乐意听他说。
他说，减少各种消费，不只是对抗地产集团，也是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俭朴。不再买太多书，不再买太多碟，不再去大商场的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那些商场的业主也都是这十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地产集团。
虽然他的行动反而证明了不可能在香港生活一整年而不让地产商赚钱，但唤起不少年轻人的注意。有些念建筑的学生开始想方设法地设计一种可以携带、组装的房屋。大家开始想，我们能不能找块空地自己搭房子呢？不管这块地是政府的还是某个集团买下来的，我们就霸占它吧！
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犯法，只是要大家重新思考：地，到底是谁的？我们除了租房和买房之外，能不能自己盖房？毕竟，我们的祖上都曾这么做过。
（主讲梁文道）
《推土机前种花》
老社区抗拆记
周绮薇，深水埗街坊，沟通及讲故事能手。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现于小学任教。三年多来一直跟深水埗街坊一起争取权益，参与艺术中心的“传说我城”活动，分享城市生活中的点滴传奇。
突然有只蟑螂跑出来，他竟对着大家说：“不要踩它，不要这样对这些小生命，再小都是一条生命，明天开始它就没有家了，没有家是很可怜的。”
学者阿巴斯曾经形容香港是一个“消失的空间”。这座城市很奇怪，你很难在里面看到一些老街区和老建筑物，因为它总是不断在拆，然后平整出一片新的地皮，再盖一些崭新而高大的楼房--为了把这个楼市推向更高点。
香港地产业非常蓬勃的原因是香港的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和地产业挂钩，港府的很多收入是通过卖地得到的。将这些老房子拆掉，名义是说房子老了，年久失修，社区败落了，要重建它，活化它。事实上，过去常常有很多争端发生，很多老街坊不愿意搬走。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现在忽然要拆房子，你赔我的钱起码要让我在同一个社区还能买得起房子。但政府通过中介机构给的那笔钱通常很难买得起新房，这就是所谓的“租值差异”。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新情况，很多老区的百姓不再讲赔不赔偿问题，而是根本不想走，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有了感情，在这个地方生活惯了，不愿意这个社区被拆散，不愿意社区文化消失。而这个问题目前港府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方法来应对，甚至连沟通都说不上。
《推土机前种花》是本相当感人的书，作者周绮薇一方面在教书，另一方面投入了反拆迁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正好和她家有关。她住在深水埗的一个老街区里，突然有一天街坊们接到通知，政府要来拆掉这个地方，大家都要搬家。书里这样描述当时发出通知者的嘴脸：
“这个经理嘴角半吊，似笑非笑，背书一样说了一大堆话。他说的每个字我都懂，但组合成一个句子后，我就不懂了。街坊里都是中年人、老年人，有些说话夹杂着乡音，我暗想怎么办，他们听得明白吗？而最令我们震惊的是，这个经理说，三个月后，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搬走，整个重建区的土地都会被政府依法律没收，坚持留下来的，就是霸占了政府的土地，那就是犯法了。”
政府派来的人员说的是专业术语，发的一些咨询手册老百姓根本看不懂，因为社区里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教育程度并不高。有位雷伯伯，年轻时在大陆读完医科来到香港，但学历不被承认，于是在阁楼里当起所谓的“流氓医生”。虽然是非法的，但由于他开出的价码非常便宜，所以很适合这个低收入户较多的地方。以后这些低收入户离开此地，看个小病小灾许就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医生了。
雷伯伯生活颇为俭朴，政府的人来跟他谈赔偿问题时，发现他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政府人员说：“赔偿只能给你一半，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作者不禁感慨：“万万想不到港府借重建为名，为了赚尽一分一毫而巧立名目，要所有人都依照他的标准生活。”
还有一位梁老婆婆，一辈子单身，年轻时帮一些大户人家打杂，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她留有老一套的价值观和信仰，看到有人把观音、土地的神祇扔在街上，认为非常不敬，自己跑到马路边盖了一座小庙，专门安放这些被遗弃的神像。她也不愿意搬，政府的人跟她说：“你要是不搬的话，就拉你去坐牢；要是不坐牢，就每天罚一百块钱。”没想到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欲曝光时，政府人员马上又来说：“哎呀，对不起老婆婆，是我们说错话，你还没搬就留下来吧，千万别对外国记者乱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