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末，十二月初的一天，很有一点寒冷的早晨。落叶在沥青路上滚着、飞着，低沉的白雾流动在紫金山麓。袁唐，把一只手支在腰上，一级一级的在中山陵的石级上向上走，有马刺的皮靴清脆可闻的敲击出一种辽阔的声音。天上，有一条马尾云，远处，还有一些灰黑色的。忽然，太阳金光灿烂的从昏黑的地平线上涌出，但是立刻又给吞咽在那一片混茫的烟云里，隐隐约约的在暮色里蠢动着。袁唐一次一次在石级上立住，回过头来看，然后又继续走。白雾像海潮一样不断地汹涌着，蒙蒙昽昽地淹没了一切，淹没了低矮的村庄，淹没了参差的树林。上面，是那晴明的天空，偶然吹过一阵轻盈的冷风。日光又粗大的从云隙中斜射出来，光度强弱不定，仿佛有观测队在白雾的边缘上操作。簇拥着的小松树林绵延不断，以浓厚的黑影出现，以后又慢慢地淡退下去。只有中央农业实验场的屋顶露在外面，红琉璃瓦燃烧一样反射着强烈的光。方山也淡淡地浮在白雾上，像海中远处的岛屿。
他立在最高处。什么人也没有，没有游人，没有陵园卫士。他像在思索。但是，思索应该是系统的，有线索而突出的，他却不这样，脑中是一条黄河，十分浑浊，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只有一种力量奔腾着，澎湃着。说不是思索，又明明有一些淡淡的影子在浮沉。他的眼越过白雾，越过树影，远望着天边的云。但是他所看见的，并不是云，而是一片曈曈的明暗着的欲出不出的日光；说看见，他也没有注意过，不过有一点对于光的刺激的反应而已。直到他的视力全部给灿烂的炫耀在白雾中的红琉璃瓦所吸引，他的意识才澄清起来，像一泓流水。
他吃了一惊，不知不觉的失声叫了一声：“啊！——”
在他看来，这光辉无疑是烈火。因为，扫清射界的命令已经下来；并且，别的地方可能已经动作起来了，曾广荣昨天就对他说过。但是这云霞一样辉煌的，会是垂死的光么？点火的人，会是中国军队，会是自己么？……他直望着红琉璃瓦，紧闭着口，心里仿佛有一只贪吃的老鼠在咬啮。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他就下了决心，他要牺牲自己。因此他把自己和围绕着自己的一切都看作灰尘，让西北风无情的卷走吧。他把希望全放在明天了，他只有一个明天。这样，今天的一切：这红琉璃瓦的中央农业实验场，这树深花满的总理陵园，这环廊、高屏的音乐台，这清幽闲静的灵谷寺，这西洋小贵族风度的陵园新村，这森林一样的孝陵卫，甚至是整个的南京，一把火全烧掉，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目的是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一片完整的瓦。有什么可以哭泣、可以叹气的呢？但是，他的意志虽然像铁锚一样坚定，他的情感虽然像巨石一样坚强，在今天，却多少有一点反常，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一个小洞，一些蚂蚁一样的小虫从那里侵入他的身体。不是可惜，不是留恋，而是和它们在某一个侧面上有相通的心理状态。因为，不但中国人所经营的这一切将在中国军队自己手中毁灭，而点火的又正是自己，这样的任务，这样用自己的手来点起火来，心上是多么不自然。
那发光的红琉璃瓦，那中央农业实验场，踞坐在斜坡上，仿佛是一只传说中的满身光焰的古代巨兽，几千亩肥沃的土地包围着它，种植着各种谷物、蔬菜、树苗，女工们的笑声忽然收敛，像一群系着哨子的鸽子一样。夏天一开始，黝黒而肥大的美国种麦，海水一样波动在日光里，一阵风又一阵风，穗子低垂着，颗粒又大又多，从乡间来的农人经过的时候，总要立下来用爱慕和新奇的眼光看它一看：这麦子真好，自己能有一垄该多好啊。各种杂交种子的试验分别进行着，茁壮生长，样子和母种很接近。试验室里，人们研究着种子、土壤、温度和湿度、植物病、害虫，用各种仪器，显微镜、玻璃管子和瓶子。各处悬挂着图表，陈列着标本。他是看着它建设起来的。那个时候他还穿着草鞋，在这附近打过野草。开始，对于一个农场要像一座宫殿一样的建筑，他十分不满。但是，等到它表现了自己的工作成绩，三四年来沉默在默默无闻的事业里，他就完全原谅了它。他认为，这和萨家湾一带的建筑物、交通部和铁道部、励志社有不同的意义。它把新鲜血液注入古旧的农业的中国。它是他所敬爱的。它应该永远这样灿烂，这样辉煌。
但这一切今天全完了。一切全沉没在白雾里的时候，中央农业实验场是应该低着头，在它们后面跟着走的，用不着说明自己。这就是日本人给中国人送来的灾难。这就是要我们用最大的勇气来接受的严重的命运。
他望着白雾：孝陵卫仍旧像沉入海底一样，运动场也没有一点痕迹，陵园新村中位置在丘陵棱线上的房屋出现了一些淡淡的轮廓，小松树林的影子又密集在山麓，有的地方像一片黑云那样露出树顶来。日光透过烟云，一种铜色的强光充满其中。
“无论如何，我应该更坚强些。假使需要，我可以自己杀死自己，为了战争。假如要我给它点火，我也干，眉也不皱一皱。自己的，自己所爱的，用自己的手使它闭了眼睛，不给敌人污辱，这是好事。哼，为什么我心上老是这样，像多了一件东西或者少了一件东西呢？老这样，我是不配混在战争里面的……战争，战争是这样接近了啊！”
曾广荣还是坚持着。这使大家很不痛快。坐在紫竹茶几边直伸着一只腿的刘煜元，向他做了一个决定性的手势，说道：“军人没有一点残忍，是十分不好的。你是拿任务来开玩笑，你给我们军人泄气。”
曾广荣沉吟的反省了一下，眼望着地上。然后又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还可以说服，为什么非强制执行不可呢。这不但是一个军人应不应该有一点残忍的问题，或者需要更多的残忍。我的意思是，有取得人民谅解的必要，不要由我们的行为引起人民误解政府的心理。这跟抗战有着直接的利害。说服自然是困难的事，比起所谓非常时期的手段。”
坐在墙角的李家琴不多说话，忽然摇一摇手，向大家说道：“他要说服，让他一个人去说服吧。总之，我们已经头痛了，够了。时间只剩下两天了。”他屁股转过来，举起两个手指。“今天半天，和明天一天。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们开会，吐口水。你要说服，你得立刻去，不必先说服我们。假使没结果呢，我们再派弟兄帮助你。我们等候你的好消息。”
曾广荣这个宪兵少尉，独自走出清凉门来。他有勇气，他一定要说服那三家人，一定要在同事们的轻视中完成这一个艰难的工作，不但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能够做到，也可以让同事们认识说服有怎样的价值。但是，当他一走到街上，他的自信忽然又变成了痛苦和为难。一只黑色的锅子打碎在路边，一些旧衣服、布片，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刷子、坏了的鸡笼，杂乱的到处抛弃着。各家的门都大开着，让炎阳在柜台上匍匐，让风在招牌上飘荡，让老鼠在桌角边追逐，在锅灶上面跳跃，让孤独的猫直竖着尾巴在屋脊上呼号。几百幢房子没有一个人住，仿佛才经过一场大瘟疫。人民那样沉默的向四面走散，用沉毅的脚步，像一片迁穴的蚂蚁，儿子扶着父亲，老头子抱着小孩子，妻子跟着丈夫，一直蜿蜒到远处的地平线。这场面太凄惨了。每一个中国人都这样接受牺牲，没有怨言。这是了不得的，这和第一线的部队冒着炮火向敌人攻击前进一点分别也没有，哪一个看了不感动呢？那一个能够毫不关心呢？走在这样一条街道上，他的脚步，不知不觉的缓慢下来。
“三家！”他心里盘算着，应该怎样着手呢？说他们落后么，并不见得。他们像某种植物，生长在什么地方，也就生根在什么地方。这里的土地适宜于他们，他们的生命和这里的土地相互胶着；一离开这里的土地，他们会立刻枯槁下去，要他们走等于把他们连根拔起。既然搬走没有活的希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搬走呢？要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穷人只有等待着命运的路，虽然他并不愿服从他的命运。这样的三家呀！应该从哪一家开始呢？从最顽固的，还是从比较脆弱的呢？假使最顽固的能够解决，其余的，那些脆弱的，不是更容易了么？假使从比较脆弱的着手，希望自然大，并且可以最后孤立最顽固的，各个击破。但是，哪一家才是最顽固的呢？是那个老太婆么？是那个卖烤山芋的寡妇么？是那个私塾先生么？
他走到一家门口，立住了。三个小孩子爬在地上玩，看见他，立刻向门里逃，最小的一个追不上，给绊倒在门槛上，“哇”的哭叫起来，污秽的烟画片和一粒蓝色的小玻璃球掉在地上，不要了。
这就是那个卖烤山芋的寡妇家。一个用机油桶子改造的烤山芋炉子寂寞的立在门前，一只小黑猫睡在上面咬捉自己腿上的虼蚤。门板裂了缝，室内光线晦暗，一只母鸡在踱着，“咕咕咕”的叫，半只木盆露在门后。这一切，都是他所熟知的，他已经来过多次了。他很敬重这寡妇。她，丈夫已经死去两年了，靠摆一个烤山芋的摊子，收一些衣服洗，养活三个孩子：
一个七岁的男孩，五岁的和三岁的两个女孩，养活整年睡在床上风瘫的婆婆。她，人很结实，大树一样粗的腰，男子一样的手，工作起来永远不需要休息，连呵欠也不打一个，方方的脸，红润的两颊。几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让她缝得很好，没有一个破洞，也没有一点污秽。听见孩子的哭声，她从里面冲出来，袖子卷得很高，手是湿的，显然在里面洗什么东西。她的眼陷落了，颜色变得苍白。一看见他立刻站住，用围裙擦抹着手，脸上绝望的表情里有轻微的痉挛。两个大孩子躲在她的背后张望，小的那一个紧紧抱住她的腿，用小小的手背揉着眼。看见她，他立刻感到一种无言的反抗的袭击。
他们好久没有说一句话。彼此直望着。
“你还不搬么？”曾广荣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不是应该这样开始。“你马上搬好么？……”
他的声音是那样小心，仿佛怕她似的。她并不回答，只是望着他，用围裙在手指缝里擦抹着又擦抹着，虽然水早已擦抹干净。
“这样不行呀。”他继续说道：“人都走光了，没有人买山芋吃，没有人把衣服给你洗，明天我们马上要来放火烧房屋，你不搬，那一你教这些小孩子怎么办，怎么好？”
寡妇跟着他的话看了她的儿女一眼，摇一摇头，鬓边的头发蓬乱的动了一下，她也用低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你教我怎么好呢！”
他无话可说。但还是说道：
“你们一定要搬啊。”
没有回答。
“你们得马上搬。”他命令她，半软半硬的。
没有回答。
“明天真要烧房屋了！”他警告她。
没有回答。
“唉！我告诉过你一千遍了！”他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摊开了两只手。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看了她几眼，有点生气了。他走到对面，坐在有草屑、破鞋子、砖头的阶石上，低着头，两肘支在两膝上，剥起指甲来。心里好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一样，两只手向四面乱抓，却一根稻草也抓不住。
七八分钟以后，他又走过去，笨拙地说道：
“曰本人要来了，你还不搬！……”
寡妇低了头，两只手终于放下围裙，紧握着，眼像一尾死鱼，始终不开口。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等到兵一来你不走也要走的！”他恐吓她。自己忽然变得这样，他很吃惊。他偷偷的看了她一眼，心里不好意思。
寡妇哭了起来，两只手捧着围裙扪在眼上。三个小孩子也一下子都大哭起来，最小的一个坐倒地上，向着日光张大了她的口。
他给哭声激怒了，来回地踱着。想道：“我完全失败了！我不会残忍，我真像一个女人呀！我要说服，——我又容易动火，他妈的！什么说服！”
忽然，寡妇疯狂一样冲到他面前来，两只手仇恨的指着他的脸，手指差不多要戳到他的鼻子，一面流着有光的眼泪，一面马一样的撕叫起来：
“让日本人来吧！让日本人来吧！你让我们自己死在日本人手里吧！你为什么这样一天一天来逼我们呢！……你一天也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活呀。你把大家赶光，没有人吃我的烤山芋，你又要烧我的房屋，你又要逼我搬，一条活路也不给我留，等不到日本人来我们就要死在你手里了！”
接着，她一把拉住他，歇斯底里的像一阵西北风，把他拉进小小的、黑暗的房间里。这突然的变化，使他完全呆住了。他的愤恨一下完全消失了，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看见一张木架床，上面堆着一大堆东西：灰色的棉絮、棉被、旧棉袄。
一个可怕的老妇人的脸露在外面，那样削瘦，羊头一样闭着眼，看不出她是不是在那里呼吸。从椽子上垂下一条污黑的绳子，吊着一只竹编的盛放杂物的篮子，一些陶器摆在屋角上。
“婆婆，婆婆！”寡妇用破碎的声音叫了几声。
老妇人仿佛动了一下眼皮，口中发出含糊的声音，忽然张大了眼，茫然地望着他们。
寡妇一只手扶着床沿，一只手抚摩着老妇人的稀疏的头发，声音忽然平静下来，乞怜似地向他说：
“长官！你要我怎样搬啊。……老的老，小的小。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古话说，行动三分财。长官！请你看，我有什么好法子。我并不是不懂，你们是为老百姓，日本兵要来了，要打仗。懂有什么用处，上天天无门，入地地无路，我们只有死。一家老小只有等死。——天杀的日本兵啊！——”
她第二次哭泣起来，仍旧用围裙扪着眼，肩头耸动着。小女孩的脸贴在母亲的腿上，用眼泪、鼻涕染湿了母亲的裤子。大的两个也哭叫着，没有眼泪，只有声音。一个立在门外，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一个立在床边，牵着母亲的手。
曾广荣一下摸摸胸前的纽扣，一下又搔搔头皮。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说不出来安慰的言语。他的说服和恐吓像全有翅膀似的飞到天上去了。他的脑那样飞舞，那样旋转着，像吃醉了酒似的失去了所有的能力：不能思索，不能考虑，也不能计划。他想逃掉，让那些同事们来干吧。这不是活受罪么，比吃自己所不爱吃的东西更没味。末了，他取出红皮的、柔软的钞票夹子，打开，里面有两张印着紫色图纹的、中南银行的十元钞票，五张五元的、绿色的、中央银行的票子。他留了一张绿色的，抽出六张来，问道：
“你的哥哥是在滁州么？你说你是滁州人么？”
“是的。”寡妇应着。她不知道这个人要做什么，她怀疑地望着他，眼睛活动着。
他伸手把钱递给她。
“拿去吧，够你到滁州的。假使你再不搬走，那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他把钱塞在她手里。
他不需要感激，不需要回答，不等她从惊喜不定中醒来，头也不回的走出门去。忽然，背后有脚步声追来，但一下又寂然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