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家庭里，婆婆与媳妇被人们形容为是一对“天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婆婆与媳妇都是女人，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防范着对方分享属于自己的那个男人的爱，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因为那个男人“是我儿子”，另一个则是因为那个男人是“我的丈夫”，双方都各认为那个被她们称作儿子和丈夫的男人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胡家，婆媳关系似乎一直都不错，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胡适的逃离。正是这让胡家婆媳二人都觉得胡适爱着自己——对于冯顺弟来说，儿子是不会不爱她的，这自不必说；对于江冬秀来说，既然我已许配给了你，你也不会不爱我，尽管你十三年不回家，那只是因为有太多的书要读，至于你连封信也很少写给自己，那是因为我不识字——事实是不是如此？一切都因胡适的逃离而无法证实，然而这种不证实反而好，反而能在二人间维持一种平衡，她们无需互相防范，自然也维持着她们的和好。等到江冬秀与胡适完婚了，三个人终于住到一起了——此时这种平衡是很容易被打破从而导致婆媳反目的，但好在冯顺弟死得很“及时”，她自然在江冬秀的眼里成了永远的好婆婆，更何况要不是这个婆婆当初的主持“正义”，她这胡家的媳妇、名教授的夫人是断做不成的，她能不因此而感谢这位故去的婆婆吗？能不继承她的遗志吗？而她的遗志是什么呢？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已出人头地的胡适更加的出人头地。如果她对江冬秀这个做媳妇的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也只是要让她能帮助胡适更加的出人头地。那么，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能有什么能耐呢？
想当初，胡适的父亲胡传将年仅三岁的胡适丢给冯顺弟时，留下两份遗嘱，一份是写给冯顺弟的，说胡适天资聪颖，要令他读书成才；一份是写给胡适的，要他刻苦读书，力求上进！三岁的胡适自然不懂得如何继承父亲的遗愿，但后来的事实是，胡适不但成才了，而且似乎不难从他身上找到许多胡传的影子，例如：胡适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是《地理学》，且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而胡传一生关注“边疆地理”尤其是东三省地理；胡适一向都有“教育救国”的抱负，一直对政治有一种无端的兴趣，最终出任驻美大使，还差一点当了总统，而胡传从来就主张以学术入世，一生抱有“执笔救国”之志，最终投身官场，还小有成绩；还有，父子二人都对“程朱理学”有终身的景仰，都对写“日记”有着终生的兴趣和坚持……是什么力量将胡传的这些人文品质都传给了胡适呢？要知道他们父子俩事实上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呵，而且是胡适婴幼儿期间的两年，要说胡传对胡适的影响那是很有限的。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
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
看来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冯顺弟了。然而年仅二十一岁的村妇凭什么能耐肩负胡传如此大的重托呢？除了爱她一无所有！于是她全心全意地爱，无微不至地爱，且把本该给丈夫的那份爱也给了胡适，她希望胡适能成为与她丈夫一样优秀的男人，因为她只见过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她以为天下优秀的男人就只有她丈夫一个，胡适因此终成了她丈夫的替身。
既然冯顺弟用她的爱使胡适成为第二个胡传，那么让江冬秀成为第二个自己更是容易，更何况当初在选材时她是下了一番工夫才选着的，这个姑娘本来与自己就有几分相像，且她又表现得很勤奋好学！不是吗，还没过门，她就基本上住在胡家了。果然，江冬秀终于学会了她的所有能耐，例如，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一品锅”最拿手，也是胡适最爱吃的；从不让胡适做一点家务，一个人就能将孩子带得不哭不闹，将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让胡适一年到头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半点心……对胡适的“爱”可谓全心全意、无微不至，总之，她已经完全接过了冯顺弟给她的“爱”的接力棒。这时冯顺弟终于可以安心地去了，而胡适以为真是可以扔掉母亲给他的这个“礼物”的时机终于到了，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作为妻子的江冬秀便成了他的又一个母亲，再加上她还有一个母亲没有的能耐，这就是撒泼。面对着这样的她，胡适竟然还敢说出离婚的话，还想学徐志摩他们那一伙也做陈世美，完全是痴心妄想！她只轻轻一个回合，就让胡适彻底地败下阵来了，最后只能跑到北京郊区的西山，去写一首小诗，发发牢骚。但对于江冬秀来说，这又怎样呢？量你过几天就会乖乖地回家。你以前不是跑得那么久、那么远吗——“十三年”“七万里”呵！那又怎么样？还不是乖乖回来了吗？
是的，胡适不回来怎么办呢？你真不回来，她真能杀人！或许你会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问题是这生命不是你自己的呵，而是两个无辜的孩子，你有权利也“抛”了他们吗？
江冬秀实在是太凶悍了！而且她凶悍的背后还有着许多的支持的力量。
由于江冬秀胜利地将胡适整成了一个“新三从四德”（三从：太太下命令要服从；太太上街或打麻将要随从；太太发错脾气要盲从。四德：太太买东西要舍得；太太发脾气要忍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太太出门打扮要等得）的模范，北大的许多教授太太们纷纷向她讨教经验，甚至遇到难处也来向她哭诉。有一次，梁实秋要做陈世美，江冬秀竟然为老实的梁夫人两肋插刀，替她与梁实秋打起了官司，最后结果是法院判梁实秋败诉，让北大的教授们丢足了面子。由此可见，在当时，江冬秀们的行为，不但合情、合理，而且也是合法的，你是北大教授又怎么样？就可以当陈世美？正是这样，江冬秀她能不凶悍吗！胡适他又能不软弱吗？
四
不知什么原因，为我们找开门人的陈老师竟然一去不复返，我们因为这两扇紧锁的大门而想得太多太远了，于是试图将那两扇门推开进去，但是最终也只是推开了一条窄窄的缝。我们忍不住从门缝中朝里窥望，依稀看见昏暗的厅堂中央上方高悬着一块“胡适故居”匾额，为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手书；匾下挂一幅胡适中年时的画像，一派风流倜傥的样子，只是题款看不清，不知出于何人手笔。画像两旁悬一副汉简风格的隶书对联，是著名书画家钱君陶的笔墨，联曰：“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人间。”
我们对这副对联之中的“半”字和“空”字一时颇感兴趣，觉得这“半”字用得很恰当贴切：胡适一生，留学、出使美国，云游、讲学欧洲，可谓身行万里，东西半球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他终究没能将天下的道路都走通；他学界政界，都曾涉足，也都颇多建树，但终究还是走回了书斋，那条他自己似乎也曾一度热衷的道路，似乎终没走通。当年他离乡出国后，一线海峡，即将两岸割裂，不久他从美国回归，栖居孤岛，谁知竟就此长眠，归程终究只走了一半，可谓半途而废。
至于那个“空”字，似乎不太恰当贴切。纵观胡适一生，尽管他的确才高八斗，眼高四海，但并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眼中无人的人，如果他目中无人，他在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怎么会将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为堂堂的大学教师！如果他目中无人，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又怎么能将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季羡林聘为教授和系主任呢？相反，他在中国现代文人中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他似乎称谁都是“我的朋友”，以至社会上也有许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也开口闭口吹牛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因此“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当年在士林中一句不乏幽默的口头禅。
有一则广为人知的逸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那还是胡适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期间，作家沈从文被胡适破格聘为教师，不久他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当时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名副其实的校花，不但聪明可爱、单纯活泼，而且极有才华，曾夺得全校“女子全能”比赛第一名，身后自然少不了有着许多追求者，她顽皮地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沈从文当时虽然已是著名的小说家，但天生性格自卑木讷，他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只悄悄地给张兆和写了一封情书，沈从文因此而被张兆和排为“青蛙十三号”。年轻气傲的张兆和自然没给这个上第一节课时竟然紧张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的“乡下人”任何回音。但谁知你不回音，老师的情书竟然一封又一封地寄来，倔强的张兆和也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学校里终于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急了，赶紧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说明情况——“沈老师若真的自杀，我可没什么责任！”按照常理，这时作为校长的胡适应首先对作为学生的张兆和多作安慰，并去找作为老师的沈从文谈话，然而胡校长并非如此，他对张兆和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是吗？”没想到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但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呵！”胡适说：“那我来做个媒看看！”
校长都做“和事佬”，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从而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最终成全了一桩现代文学史上的美满姻缘。
其实，胡适的这种“和事佬”和“好好先生”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这些生活小事上，也不仅表现在他对自己婚姻的处理上，而且在他的学术活动甚至政治活动中竟也由来已久地多有表现。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尽管胡适对于日本要对中国侵略的野心看得十分清楚，说“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状，不须驳也”（《胡适留学日记》下，第493页）；尽管此时美国的华文报刊上和他的同学们一片“对日宣战”声，但是，他却提出“不抵抗主义”和所谓的“道义的拒绝主义”，主张“用集体的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他在《答友人书》中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年仅二十一岁的胡适“理性”得完全是一副老成的“好好先生”模样。
1919年，各种新思想和新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到处传播，并争论不休，什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也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大有各种“主义”满天飞之势。此时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发表文章，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表面上是和稀泥的手段，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企图以全部否定，但又用一方也不得罪的手段推行自己的思想。
1937年“一·二八”以后，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一浪高过一浪，但胡适还是主张“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直至“八·一三”事变已经爆发，他还在做他“好好先生”的美梦，寄希望于英美的帮忙。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书生气十足地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一副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的“和事佬”模样。
他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北大学生“动不动就上街示威游行”，他当然并不支持学生，但是也决不会为难学生。每一次事发，他都一律是做“和事佬”的角色——坐上当时北平城里还十分罕见的黑色小轿车奔走于各个大衙之间，向当局解释“学生也是好心”之类；每当有游行学生被当局抓捕，他又是千方百计去用好话游说当局，尽量放了学生。
1948年初，蒋介石找到胡适，说意欲去当行政院长，总统的位置准备让给他，而胡适只“谦让”了一番后竟答应了。他在日记中说，他之所以准备去当这个总统，是因为可以调停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一新国内外耳目”。尽管后来蒋介石没用得着他这个“和事佬”角色的傀儡总统，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只要这个总统真能“和事”，哪怕实是傀儡，他也照当不误。
……
事实证明，除了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和自己的婚姻上，胡适的“和事佬”、“好好先生”其实是一次也没有做成，每一次，不是招来人们的一片攻击声和批判声，使他的学术声誉和地位随之也大受伤害和大幅受跌，就是被战争的炮火炸得粉碎，被那血淋淋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的“和事佬”和“好好先生”的态度与主张只能说明他政治上的幼稚和迂腐，只能说明他终究只是一个学者；而作为一个学者，这也说明他真是一直实践着“执笔治天下”的初衷，坚持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操守……至少说明他并不是真的无原则、无立场和真糊涂。
胡适和他们那一代学者中的许多人一样，“救国”都是他们抱定的一个目标，但与多数人相比，胡适似乎有一点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在这个总的目标下，他更关注这个目标的达成途径的寻求，为此，他在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反思的同时而又特别地注重学术的“经世济用”。这一点或许也是胡适最终比同时代的许多学者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