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又逢上一个小阳春的天气，那一天，身在上海的郁达夫收到了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他打开包裹，立即将新衣服穿上试了试。此时他的心头忽然飘过妻子孙荃的身影，这让他忽然又记起老家有句俗话：“人有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自己那位并不算丑但也确实不算漂亮的妻子，或许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宝”呵！他在心里隐约地想。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与鲁迅先生的一样，也与当时许多人一样，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产生的。但是郁达夫与鲁迅先生又有些不同：鲁迅先生对于世事是那种至死都“一个也不饶恕”的性格，而郁达夫有时则会“道向圆处走”，他虽然也对自己这门婚姻不尽满意，但竟能觉得这位孙荃“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所以待她并不像鲁迅先生待朱安那样决绝，将她娶回周家后便让她事实上守“活寡”一生，而是与孙荃竟一连生下了四个孩子，让郁家这个人丁并不算太兴旺的大家庭里一时很感安慰，尤其是他的母亲陆氏。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书香门第，由于父亲的早逝，他事实上是由母亲拉扯大的。那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后来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好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除了物质财富匮乏外，精神财富倒极其丰富，这个家里有书读，所以童年的郁达夫便通过发愤读书丰富心灵来填补生理上对于物质的需求，小小年纪时便在文学上显露出了很高的才华。然而他的家庭并不希望郁达夫成为一名文人，因为家庭的现实正活生生地证明，一个纯粹的文人在那个时代必然只能贫穷，因此，当1913年长兄郁华考取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赴日留学时，郁达夫随之一同入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但是尽管他最终取得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并且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统计学，但他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此时的他已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散文、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总之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作家了。
作为文人，似乎注定了其生命必然是风流倜傥，其人生必然是浪漫多情，郁达夫也不例外，更何况人总有一种补偿心理——郁达夫有婚姻，但爱情的滋味却并没有多少体验；他对妻子有一种“淡淡的依恋”，但从没有过激情与疯狂。所以郁达夫一面做着四个孩子的爸爸，一面常又沉溺于柳永式的颓废生活。对此我们当然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苛求一个文人，更不能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一个文人风流。至于孙荃，虽然对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也有耳闻，但也无可奈何，她只希望有一天他在外面倦了、累了，甚至有一天老了，他一切的荒唐也便了了，所以她仍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爱他，他回家给他准备一日三餐，他外出给他准备盘缠行囊，他不归给他寄冬季寒衣。
郁达夫穿着妻子寄来的这件新皮袍，觉得正合身。想到晚上将要赴老朋友孙百刚的酒宴，于是他便没有将新衣裳换下。傍晚，郁达夫就身穿着新皮袍向位于马当路尚贤坊40号的孙百刚寓所走去，浑身上下似乎暖暖的，而心中似乎更是涌动着一股暖流。只是此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场朋友聚饮，将注定使他以后的人生登上大喜大悲的顶点。
就在孙百刚家，他遇见了一位姑娘，当他与这位姑娘四目相对时，他愣住了，因为眼前这双眼睛“明眸如水，一泓秋波”，让他惊为“遇见天人”。他很快回过神来后，心里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同时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出窍。
这位姑娘叫王映霞，杭州人。由于父亲早逝，跟随母亲在外祖父家长大。其外祖是杭州名士王二南，是小有名气的一位诗人。王映霞因为从小受其熏陶，不但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自沉其中，以至浸染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且天生丽质。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怎么能不让本来就倜傥多情的郁达夫一见倾心！此时的郁达夫31岁，王映霞20岁。
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王映霞早就读过《沉沦》，对于郁达夫的才华也可谓仰慕已久，但同时对于他许多风采萍踪的传闻也早就耳闻，更何况此时的郁达夫已是有妇之夫，所以她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初恋和终身都交给这位以追求感情自由而著名的浪漫诗人和作家的。因此，当郁达夫开始向王映霞疯了似的发起爱的攻势时，其第一遭遇便是王映霞的断然拒绝，并且是以自己已许配于人为由。
然而，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近于疯狂，他认定女人是水做的，其心也是水做的，决经不起执意的攻击。他一面求朋友帮忙安排各种与王映霞“邂逅”的机会，每次见面时都出手大方，热情奔放，短短的一段时间，上海滩各大饭店、舞厅，几乎都留下了他们出双入对的身影；与此同时，他自然更发挥自己长处，给王映霞大写情书情诗。那些情书情诗我们今天大多数都能从他的选集中找到，虽然时隔大半个世纪了，但今天只要我们读一读，仍不难感觉到，那哪是普通的信呵，分明都是能燃烧的火。
第一步，郁达夫考虑到自己毕竟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王映霞也毕竟已与人订婚，他写道：
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第二步，为了阻止已经订婚的王映霞走向婚姻，他又写道：
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成长，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
第三步，他连孙子兵法中的“激将法”也用上了，不但以爱的美好前景相诱，更相激道：
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或许是初涉爱河的王映霞根本就无法经得住郁达夫这样猛烈的炮火，或许“自由”“独立”对于以“新女性”自诩的王映霞有着太大诱惑力了，郁达夫在经历了一番完全疯狂、不计后果的爱的攻势后，也在经历了一番忐忑不安、近乎绝望的等待之后，他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他们这艘爱的航船终于艰难起航了，而郁达夫的心情正如另一首写给王映霞的诗中所写：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二
1927年8月15日，《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一则《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就此，有人说是郁达夫自己退出了创造社，也有人说郁达夫是被赶出了创造社。无论如何，郁达夫是就此离开了创造社，这一点是事实。
郁达夫是1926年12月27日从广州到达上海的，此前他因不愿在北大继续当他的统计学教师，而就郭沫若之邀去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但在广州又对一些革命现象深感失望，而发表《广州事情》等，与郭沫若等发生罅隙，无法久留之际，他来到上海，想一面专心从事创作，一面清理创造社出版部的有关事宜。然而只数月，不但创造社出版部没有理出个头绪来，而且竟离开了创造社，其中的原因当然是难以一言尽之，但是创造社元老之一郑伯奇说：“达夫改组出版部以后，半年间《创造月刊》只编印了一期……”另一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王独清的一段话说得更明白：“当时创造社在上海的两个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对郁达夫的不满，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的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这也就是说，郁达夫之所以在创造社实在混不下去，是因为他作为创造社的领导之一，却在创造社“怠工”。
要知道，他可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呵，他与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既是创造社的元老，又一直是创造社的实际领导者和经营者。那么郁达夫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事业“怠工”呢？其中当然有许多人事矛盾上的原因，但有一个实际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来到上海后仅仅十几天便遇到了王映霞，并立即陷入了爱的痴迷与疯狂中。可想而知，他那学习过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脑袋里，那些日子里整天盘算着的是如何攻克王映霞这座爱的堡垒了，哪能分出太多的心思来盘算生意上的事情呵！至于他那支本可生花的妙笔，也全用来为王映霞写情书了，哪能写得出太多的文章为杂志供稿呵！至于上班作息时间等等，在爱情至上的郁达夫看来，那更不会让他放在心上加以在意！什么工作、创作、事业，那时一定统统为爱情让道了，所以他在创造社落下个因“怠工”而被赶出的下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想来那也绝不会是他受了老朋友、老同事多少冤枉。且从他发表启事、高调离开来看，对此他也没什么悔意，因为他毕竟以此换得了美人入怀。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不久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证婚人是柳亚子，郁达夫的留日同窗易君左在赠诗中则称他们为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此句也被当时的报纸纷纷引用作对他们婚礼报道的标题。郁达夫自然是得意之极，但他的家人对他的再娶却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长兄郁华从北京写来长信，对他一番痛骂，以至于一来二去弄得郁达夫宣布与他断绝兄弟关系。他与王映霞的订婚和结婚典礼，家里也都没有一人参加。
对此，王映霞也不在乎，因为这样倒可免了许多繁文缛节，这让她心里反而还有点暗暗高兴。这时最痛苦的人自然是孙荃，得到丈夫订婚的消息，她遂宣布从此与郁达夫情绝分居，为此她函告郁达夫，将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直至终生。生活中如此残酷的事情就这样活生生地发生了：一个女人的快乐竟连着另一个女人的悲痛；一个男人的快乐竟建立在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
1928年3月，他们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总算来到了人间，过上了饮食男女的日子。此时他们仍然琴瑟和谐、恩爱如初。不久王映霞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郁飞，小名阳春，意在纪念他们相识在那个小阳春的日子里。孩子无疑是他们爱情的又一道凝固剂和润滑剂，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和小家庭，也无疑是锦上添花。至于衣食住行，王映霞也很满意，她后来在自传中曾对这一段日子这样回忆道：“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饮食男女的日子很快就让当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感到了些许的无奈。看似幸福的一个个平常日子里，不安的暗流在渐渐涌动。
郁达夫本就是个浪漫诗人，其浪漫自然不仅仅在诗文中，更体现在生活中，不仅呼朋唤友、狂歌豪饮是常态，而且动不动就醉卧青楼，不知归路，弄得王映霞独守空房，但又牵肠挂肚；有一次，他夜饮回家，竟然醉倒在家弄堂口的雪地上，王映霞等了一夜，天一亮便出门去找，看见了倒在雪地里的丈夫，让她又生气又心急更心痛。再加上王映霞本以为结婚以后郁达夫会很快与前妻孙荃离婚，谁知事实上却很难，王映霞深感自己的婚姻是不完整的，为此她也没少在郁达夫面前唠叨。唠叨多了，郁达夫便也心烦，觉得我都已如此爱你，不就够了吗，你干吗在乎这些？于是一怒之下，他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或是为了更加“搞定”王映霞，竟然将自己追求王映霞时写下的爱情日记公开出版了，题曰《日记九种》。而郁达夫在结婚前曾对王映霞信誓旦旦地保证过，自己的日记不会在有生之年发表的。这让王映霞感到无地自容。然而这一切在郁达夫看来实在不算什么，他完全不曾顾及过王映霞的感受。
另外，饮食男女的日子，少不了要为柴米油盐之类盘算，但是由于王映霞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婚后不久，即将郁达夫本来也不算太多的积蓄花光了；可此时的王映霞以郁太太的身份所到之处，俨然是上海滩交际场的一颗红星，衣着考究、进出有车，自是不在话下，平时也出手大方，这让从小被饥饿所伤的郁达夫在难以应付之际，少不了对她多有微词，而这又每每弄得双方多有不欢。但不欢之余，郁达夫为了讨娇妻欢心，又不得不拼命写作、四处编稿和讲课，以求多赚得些碎银。金钱二字像石头，总是压着他喘不过气来。这自然也让郁达夫感到痛苦。再加上这一阶段，他在人生和创作上又正处于一个小小的低谷中，先是被迫从创造社退出，后又被“左联”开除。好在也正是在那一阶段，也是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鲁迅先生与他相交甚得，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但在文学论战中相互策应，对敌斗争中相互声援，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如他们曾合办《奔流》半月刊，不但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创造了发表的平台，并获得收益，更加使得他们在工作和战斗中凝成的友谊不断加深。因此，当1933年郁达夫准备从上海移家杭州时，鲁迅真诚地以诗加以阻止：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