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6年夏的一天，正在日本留学那时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接到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本是孝子的鲁迅自然立即回国。可是不曾想到，当鲁迅回到家里时几乎是惊呆了，因为他不但发现，远远迎上来的母亲喜笑颜开，一点也不像是急病的样子，而且还发现自家居住的老屋已被装修一新，而且还披红挂彩，周家内外可谓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此情此景让鲁迅明白了母亲要骗他回家的真正目的。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自己与朱家攀着一门亲的。那还是他在南京读书期间就由母亲“做主”攀上的。众所周知鲁迅对于自己母亲向来都是尊敬的，以至于自己的笔名“鲁迅”也是随了母亲的姓氏，鲁迅对母亲的这种尊敬并不仅仅来自于一种作为儿子应有的孝顺，还来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敬佩。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一个聪明而在当时又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女性，她从未上过学，但硬是靠自学学会了识字看书；她还曾拒绝缠足，自己将自己缠着的脚放了，当有人讥讽她是不是将脚放大了想将来嫁给洋人时，她竟回答说：“这可真说不定！”只一句便让人无言以对。因此鲁迅曾评价他的母亲，如果有一定条件她是有可能成为女英雄的。然而，由于命运的安排，鲁瑞当然并没有嫁给洋人，而是嫁给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周家少爷，也没有成为女英雄，倒是最终成了一位含辛茹苦的寡妇。因为这位周家少爷竟英年早逝了，是坚强的鲁瑞独自一人将鲁迅兄弟拉扯大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女英雄”的气概和能力，而为鲁迅定亲或许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已到了婚配的年龄，她自然“做主”为儿子张罗起对象来。正好有人介绍，说有一朱家女儿，人唤“安姑”，“长得不错，脾气又好”，她便为儿子定下了这门亲事。她得知这女孩子比自己儿子大了三岁，虽然也瞬间觉得大得多了一点，但是转瞬她一想到自己也比丈夫大三岁，又想到当地“女大三，抱金砖”的俗话，便觉得这门亲事是很合适的。此时鲁迅在南京求学，当他得知自己的这门亲事后，虽并不情愿，但知母亲已定下，也便只好认了，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这就是希望自己的未来妻子不要缠足，如果已经缠了，希望能像自己的母亲当年那样“放了”。对此母亲倒没有反对，但哪知对方却拒绝得干净利落，说既已缠了，就没有再“放了”的道理。鲁迅自然十分失望，失望的还有母亲竟然不帮着他去找朱家说话，去争取让未来的儿媳妇也如自己当年一样，将缠着的小脚“放大”。因为失望，鲁迅不久就提出希望能退了这门亲事，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朱家当然更不同意。鲁迅能做的只有逃跑，尽量拖延结婚的时间，希望能将这门强加于自己的婚事最后拖黄掉。这一点鲁迅真是与当年的胡适十分相似。胡适的妻子也是母亲做主定下的，也比胡适大三岁，在上海读书的胡适对此一开始也是拒绝，拒绝的办法也是逃跑，从上海逃到北京，从北京逃到美国。
鲁迅最终是逃到了日本。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鲁迅已25岁，朱安已28岁，在那个年代，28岁的女孩子实在是一个大龄剩女了，鲁瑞又一次拿出了“女英雄”的气概，说实在不能再拖了！然而“知子莫若母”，如果照直了说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很有可能不肯回来，这婚自己也没法完。于是她便不惜以自己急病为由，将儿子骗回。在她想来，只要鲁迅回来，就不怕生米煮不成熟饭了，就此她便可只等着抱孙子，自己人生的任务也就算就此完成了。
周老太太想的确实也不错，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如胡适，当年虽然逃出了很远，但最终还是乖乖回家了。可是周老太太终究还是没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鲁迅虽然也回来了，但是他并不是乖乖回来的，他是被骗回家的—母亲的死活他不能不管；回到家的鲁迅虽然也与胡适一样，母亲的话不能不听，母亲决定的事，他也无论如何不能违拗。
当年回到家的胡适乖乖地与江冬秀完了婚，只是自己写了一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的对联贴在门上发发牢骚。鲁迅在回到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初六），在母亲的一手操持下，与从来不曾谋过面的比自己大三岁的朱安举行了婚礼。
对于自己的这场注定要来的婚礼实在是不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点胡适与鲁迅也是一样的，所以胡适竟然在婚礼上“开小差”，精神出轨，他竟然在自己的婚礼上看上了妻子的小伴娘曹诚英，为日后的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做起了准备；然而鲁迅毕竟又不是胡适，性格倔强的他，当着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的面，机械地完成了各项婚礼的规定仪式，与朱安一起拜过天地、入过洞房，但是当亲朋好友都走了之后，他便从洞房里走了出来再也没回去。鲁迅最终来到母亲的房中，宁可一个人无聊地翻着闲书等待天明，而将新娘子朱安一个人晾在新房内，任凭母亲如何催促，他都拒绝与朱安同房，并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鲁瑞没想到结果竟然会这样，很无奈；鲁迅也很无奈，他对母亲说：“你要我结婚，我做到了！”是的，对此周老太太还能说什么呢？
胡适当然也将母亲所希望他做到的事情“做到了”，且做得很好，因为他从此以后，虽然精神和肉体都多次出轨，但总算与原配江冬秀白头偕老了，这几乎是成就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则佳话；而鲁迅却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抛弃—他对朱安这个原配，一直都不曾像当时多数文化精英们对于原配那样抛弃，而是采取了这种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方法，似乎很无奈，但很决绝。当然，这样的方法恐怕也只有鲁迅能做得出来，能坚持到底！
名义上结婚后的第四天，鲁迅便与二弟周作人，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启程去日本了，且一走就是三年，将母亲和朱安这两个苦命的女人，连同她们的期盼与泪水都留在了家里。后来鲁迅说：“这（与朱安的婚姻）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然而，被供养着的朱安却常常叹息，她的每一次叹息，都让鲁迅的母亲心生不安。鲁迅回国后，当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时，她的叹息其实也让鲁迅越发的不安，于是，鲁迅的人生中也越来越多了一份无奈的责任、无言的忧郁和痛苦的折磨；而对于朱安来说，这一切自然是她无法理解的，起初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解，她等待着，忍受着，甚至抱怨着，但渐渐地便变成了一种无望的平静、无奈的习惯和一个个无味的日子，于是，本来就话不多的她更加的话少，只会偶尔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让周家母子都深感不安。
二
1919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买下了一个四合院，将包括朱安在内的一家老小都接来同住。此时朱安已四十出头了，与鲁迅名义上结婚也十三年了。离开绍兴时，左邻右舍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议论说，看人家老公多好呵，在京城发达了，还不忘将自己的女人接去享福。胡适当年将江冬秀从安徽绩溪上庄村接去北京时，左邻右舍的女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江冬秀闻听此言，虽然嘴上说“还不知道有多少罪等着我们去受哩”，可心里真是乐滋滋的。然而朱安闻听此言后什么话也没说，她说什么呢，难道她告诉那些女人，自己十三年来的婚姻一片荒漠？即使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说不定反而还会引起别人耻笑！
来到北京的江冬秀，不久就学会了陪胡适散步。那时，每当夕阳西下的傍晚，绿树红楼间，西装革履的胡适与小脚妻子江冬秀一起漫步的身影，成了北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对此赞赏者有之—糟糠之妻也不弃呵，高尚！也有人不解—胡适自己不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吗，他的言行怎么如此的不一致呢？但怀疑的人更多—难道胡适真能与这样一个女人过一辈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戏在后头呢！
京城八道湾的“周府”是一老式的四合院，但还算宽畅，共有三进房子，前后有两个院子。鲁迅住在最前一进右边的两间房内，中间一间作了门房，其余用来存放书籍和堆放杂物；周老太和“大太太朱氏”住在中间一进；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分住最里一进正房。
来到北京的朱安，却很少有外人见过。为此曾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多年后仍没有消退。作为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在鲁迅去世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为好奇之故，硬逼着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个中年的妇人。
多少个日日夜夜，朱安只能在异乡的四合院内的一方天地里枯望着天空，但所有天上的云卷云舒和日月升沉似乎都与她无关，外面的大地上任凭花开花落、涛走云飞，她也一律无从知道。而鲁迅的心情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一家人的团聚而有丝毫的好转，他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越来越深，他深夜的咳嗽越来越急，他有损健康的烟瘾却越来越大，他吐出的烟雾常常笼罩着自己的身影。而对于这一切，朱安倒是看在眼里，虽然她并不一定知道，鲁迅吞进吐出的哪一缕烟雾，咳嗽带出的哪一缕血丝，刻在脸上的哪一缕愁绪是属于她的，或是她造成的。渐渐的，朱安对于“大先生”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当然她也并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爱。每当她深夜听到鲁迅的咳嗽声，她会深深不安；第二天早上，当鲁迅去上班后，她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那时候，在这个屋檐下，朱安成了除周家老太太以外最关心鲁迅的人。只是鲁迅对于两个同样关心自己的女人，最终就是不能接受其中的一个。
于是，一些人在朱安身上由最初的莫名好奇，渐渐地生出了种种主观的猜测，再后来他们干脆将朱安当做一发攻击鲁迅的炮弹，运用它对鲁迅进行种种攻击，包括一些下流的人身攻击。郁达夫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他的一个学生曾用不无诡秘的神情告诉他说：“鲁迅虽然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甚至还有人说，鲁迅正因为在朱安那里故意压抑，才导致了他对另一个女人的非礼，也导致了他与周作人之间兄弟的反目……对此，鲁迅无话可说，也无法言说，而朱安当然更不会说什么，她只能变得更加沉默。
三
当作为亲兄弟的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成仇、割席断袍后，周家发生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分家。作为周家的长子，鲁迅先征求母亲的意见，然后作为名义上的丈夫，他又征求朱安的意见。周老太太十分为难，手心手背都是肉呵，而朱安则毫无迟疑地说：“我跟着大先生！”
就这样，鲁迅带着朱安搬到砖塔胡同，他发表文章时又多了一个笔名“宴之敖”（“宴”字意为“家”被“日”、“女”霸占；“敖”字据《说文解字》字分析，为“出”和“放”会意。这个笔名的含义就是：“家被日本女人霸占了，我也被她逐出了。”）。随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后的朱安，可谓是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她依然与鲁迅分居，依然与鲁迅终日无语，但是鲁迅的一切日常生活都交由她安排。鲁迅每个月领得薪水后，都会将足够的生活费交给朱安，并且一如既往地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为此，她娘家每次来信，都会嘱咐朱安在周家一定要好好地待周家老小，因为周家是个不错的人家。然而，那段时间或许对于鲁迅与朱安两人来说也是最“痛苦”的，因为那一阶段是他们两个独自相处时间最多的，可以想象，同一屋檐下只有朱安与鲁迅两个人独自天天面对，但是终又无话可说，那种尴尬、无奈、无趣和无味的滋味，想来一般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吧！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对此鲁迅从没说过，朱安更是从没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