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疴琐忆
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一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七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消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钟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不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功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藉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烧腮，心神郁闷。实在捱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作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拼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
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
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
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堕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M、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桕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沮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地，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徤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一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