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开始行动，否则再高明的点子也没有意义。从来没有完美时机，你若要等待这样的时刻，就会永远地蹉跎年华。动起来！踏出第一步，你的人生就进入由动态势能主宰的新轨道，它推动你走出令人疲惫的困境，促使你不断向前，保有气势，充满力量感和高效率。
可以参与其中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它
扎克伯格曾说：“当你可以参与其中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它。”大脑有一个爱好，喜欢沉溺于分析，似乎单单分析本身就让我们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掌控感，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觉，对世界的把握在踏踏实实的行动而非臆想中，再好的想法不经实践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很多人却让无止境的分析缠住了双足，迈不出行动这一步。
这一步是如此的关键，因为正是这一步分出了平庸和卓越，成千上万的人在分析的泥潭中无望地打转，少数的人却已经决然上路，打转的人永远无法邂逅丰富的机遇，上路的人在清明天地中展开远大前程。
真理都很朴素，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每每感慨，圣贤们讲的道理原来如此简单，简单的是道理，不简单的是实践，圣贤和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把简单的道理付诸行动之中，并且贯彻到底。
行动造就的神奇效果常常被人们低估，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凯文·凯利讲的故事，把平淡表象背后的神奇世界展示给我们看。
凯文·凯利曾准确预言了云计算、物联网和网络社区将成为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被称为是一个“技术哲学”的大师。凯利曾经养过一群蜜蜂。对蜂群的观察唤起了他内心的一种敬畏，事情要从一次蜜蜂分群说起。即将离巢的蜂群先是表现得躁动不安，喧闹的嗡嗡声吵扰邻里，但是不久，这群小精灵就克服了对蜂巢的不舍，出发去寻找新家。
它们就像一团有目的、有生命的黑色小云朵，飘出花园，越过公路，继续向前。不错，此刻它们是一个有目的、有生命的整体，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误打误撞、盲目飞行。统治者是蜂后的女儿，它负责最后决定蜂群应该在哪里安顿下来，而打前站的是几只工蜂。它们先行侦察，发现合适的树洞或墙洞之后，就飞回来用约定的舞蹈向等候消息的蜂群报告。舞蹈越夸张，表示着它们发现的地方越合适。然后，一些头目会跟随它们前去核查备选地点，回来后同样以舞蹈的方式表达意见。接着更多的跟风者前去侦察，回来后再以舞蹈来表示同意与否。
一般来说，除了侦察员，其他蜜蜂很少会去多个地点探察，它们只要发现第一个地方合适，就会表示同意，越来越多的蜜蜂表示同意，新的蜂后于是决定下来新的安居地。
对这群蜜蜂来说，蜂后是谁选出来的？侦察员又是谁选出来的呢？凯文·凯利赞同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的看法，“是由蜂群选择的”。惠勒认为，无论从哪个科学层面来看，昆虫群体都不仅仅是类似于有机体，它就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细胞或者一个人，它表现为一个一元整体，在空间中保持自己的特性以抗拒解体……既不是一种物事，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持续的波涌或进程”。
群体经由行动的过程，会变成一个一元体，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动物之间，还发生在人群中。
拉斯韦加斯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在一间漆黑的会议室里，一群观众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上的纸棒。纸棒一端是红色，一端是绿色，纸棒上的彩色点阵由会议室后面的一架摄像机与一个计算机软件连接起来。这个软件是由制图奇才罗伦·卡朋特设计的，它对会议室里的每个纸棒进行定位，而后显示在一幅巨大而详细的视频地图上。当五千观众挥舞纸棒的时候，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红绿光交相辉映的光之海洋。
卡朋特启动了视频游戏“乒乓”——白色的圆点在方框里跳来跳去，指挥圆点动作的是分别置于方框两边的长方形，长方形可以移动，起着球拍的作用。观众举起纸棒红色的一端，球拍就会上移，举起绿色的一端，球拍就会下移。确切地说，当会场中红色纸棒增多的时候，球拍就会上移，每个人的纸棒只是总体决定中的一票。
卡朋特宣布：好了，伙计们，会场左边的人控制左球拍，右边的人控制右球拍。观众们欢呼起来，立马玩起了乒乓大家乐，球拍的每次移动都反映了数千玩家意象的平均值，这意味着有时候球拍会按照你的意愿移动，有时候则不是。你如果以为这是一场混乱的球赛就错了，人们几乎只是凭着一种感觉，就知道如何移动手中的纸棒，白色的圆点来回跳跃，保持平衡。
卡朋特加大游戏难度，人们也跟着加快速度。卡朋特换了一个游戏，他在屏幕的中央画了一个大圈，要求人们在圈里摆个绿色的5，这个游戏就像让游行队伍摆出字样，只是没有经过事先预演。人们开始还比较困惑，屏幕中出现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绿色像素，那些认为自己在5的路径上的人把纸棒翻成了绿色。但是不久，图形越来越清晰，一个绿色的5脱颖而出。
卡朋特启动了一个更难的游戏，一个飞机飞行模拟器。左边的人控制翻滚，右边的人控制机头倾角，由五千个新手组成的飞行员，将控制飞机朝着粉红小山之间的窄路小跑到降落。
大厅第一次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集中注意控制飞机，但是在飞机着陆的时候，众人的意志第一次出现了失误，飞机歪歪斜斜地向左倾斜，显然是机翼先着地了，惊叫声脱口而出。飞行模拟器不像乒乓游戏，它从液压杆动作到机身反应，从轻推副翼杆到机身侧转，设定了一段时间的延迟反应，这种延迟反应扰乱了群体的思维，使人们在操作的时候矫枉过正，飞机前俯后仰东倒西歪。但是，人们不知怎么就万众一心，中断着陆程序，拉起机头，让飞机转向，重新试着着陆。
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飞机是向左还是向右，但是人们的意识瞬间统一，使飞机脱离险境。再次着陆，再次摇摆不定，又再次共同拉起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飞机稍稍摇摆了一下，这时，五千个人不可思议地共同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让飞机翻转360度看看？没有人开口，飞机在空中打了一个漂亮的滚，所有人都起立为自己长时间地喝彩。
五千个参与者像寻找新家的蜜蜂一样，像迁徙的鸟儿一样，成功地结成了一群。不同的是，他们的结群行为是出于自觉。
计算机科学家克雷格·雷诺兹发现，群体有一种自我适应技巧，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惠勒认为，动物的群体会表现出超出个体的特征，这种特征从群体中“涌现”而出，涌现是一种科学，一种技术的、理性的解释，而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或炼金术。
涌现不像普通的因果关系，2+2=4，在涌现的逻辑里，2+2=苹果。换一种方式解释，就是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大脑，只有六天的记忆，而整体的蜂巢，却拥有三个月的记忆时间。
凯利认为，“蜂群思维”的神奇之处是，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蜂群，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蜜蜂的固有属性蕴含了集群，蕴含了这种神奇，但是你使用X光机来探查任何一只蜜蜂，也找不到这种特性。
神奇的涌现，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理论家的回答是：运行。要激发一个系统所蕴藏的涌现结构，最快捷最直接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运行。
稻盛和夫屡次提到“现场有神灵”，每次走出办公室，进入工作现场，他总能获得令他惊喜的意外收获。人们在解读“现场有神灵”这句话的时候，多把它仅仅视为一种夸张修辞，但是凯利的研究却说明，只要行动起来，确实会有一些超出人们理解的神奇遭遇发生，因为一旦行动，一旦进入某种状态，融入某种集群，主宰这种变化的将不止是你，另有衍生于集体中的神奇涌现。
这种涌现是否总是会给人带来好的东西呢？凯利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发现，在进化的过程中，生物的社会性与日俱增，生物的社会行为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和物质的世界。
如果你坐而不动，你将只能经受被隔离的个体的日渐萎缩，但是只要你行动起来，只要你走出外在的世界，你一定会看到，各种机遇将在你面前展开。行动的效力超过我们的想象，正如世界的神奇远在我们的理解之外。
这个道理向我们解释了，为何扎克伯格能够赢得一个又一个契机，他的行动力之强让人难以想象。有一次，他和工程师打赌称一周可以完成5000个俯卧撑，几乎所有人都怀疑扎克伯格是否能完成，唯有扎克伯格坚信自己能够做到，30比1的比例很能说明大家的态度。扎克伯格坚持认为这是很容易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他真的实现了，他每天定时休息去做10—15个俯卧撑，有一次有来访者开会，到了做俯卧撑的时间，扎克伯格居然撇开谈话，径自做起俯卧撑来。如此强大的行动力就像动力十足勇往直前的火车头一样，还有什么事情无法执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抵达呢？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多的事情，不论用什么办法
扎克伯格崇尚黑客精神，他是这样解释黑客精神的：“我们并不是从宏大的理论开始的，我们最初的工作是在几周内完成的。我们的文化是尽快将创新投入应用。”每隔一段时间，Facebook就会举办“黑客马拉松”，让员工在一夜之间想出好的观点，并完成一个项目。扎克伯格说：“我十分重视速度，这是我的个性的一部分。”
扎克伯格把黑客马拉松变成常规，其中的一个出发点是培养员工快速行动、重应用胜过重理论的习惯。可以说，Facebook的迅速攀升，就有赖于行动力强大的团队。
行动力的反面是拖延症。如果你问一个人行动力为何不强，他会回答是自己的拖延症将自己陷在停滞的淤泥里。扎克伯格的强大行动力令人艳羡，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克服拖延症，艳羡将永远止于艳羡，在丢开这本书之后，受到的激励逐渐褪色，我们又将无助地守着固执的惰性习惯。行的前提永远是知而非激励，唯有全面洞悉拖延症的真相，我们才能够走出拖延，快速行动。在这一节里，您将要了解的是如何剔除拖延症这个障碍，向扎克伯格靠拢。
心里也希望赶紧着手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却让自己的行为停留在逛论坛、看电影、发微博等事情上，一边逃避干正事，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承受自我厌恶、焦虑等心理压力，眼看最后期限到了，才急急忙忙赶通宵完成工作。这种情况被称为拖延症。
你有拖延症吗？为什么会有拖延症？人们脱口而出的理由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我贪图安逸，我的意志力不够强。”这是表层上的解释，却不是根本原因，人与人在本性上没有区别，没有人生来意志坚定，也没有人原本就是意志薄弱的，所谓意志薄弱的人，其实内心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压力。
凡光照处，阴影不存。单单对困扰的真实情况进行透彻了解，就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困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资深心理咨询师简·博克和莱诺拉·袁，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拖延症的研究，数十年来，她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本节将要介绍的内容，就源自她们的研究精髓。
在前面，我们曾介绍过，对事情的正确定性，有助于寻觅解决问题的出口。博克和袁认为，拖延从根本上来说，既不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与自身相处的问题。也就是说，拖延症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观有关，它涉及到我们如何接受我们的生理情况，接受我们的历史，接受我们的环境，接受我们身为人的诸多局限性。
深究拖延症的原因，她们提出四点：对成功信心不足，讨厌被委派任务，注意力分散和易冲动，目标和酬劳太过遥远。
先说第一点。拖延者担心自己眼下做的事情不能取得成功，这种事情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了逃避这种结局，他们宁愿拖着不开始。拖延带来的自我批判虽然痛苦，却远甚于失败结局带来的自我否定的痛苦，他们是如此地害怕自己的不足被发现，害怕付出最大的努力依然无法成功。
在这里，拖延起着一层保护的作用，用来逃避令人不舒服的感觉，但很多拖延者没有意识到拖延现象下面的情绪波动。
我们在前面章节介绍过，人分为定型心态和成长心态两种，拖延者多属于定型心态。他们以一种宽泛的方式来定义“失败”。当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失败的时候，他们不仅认为自己在那件事情上失败了，还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们在自我价值观以及能力和表现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情直接反映了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水平又决定了我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换言之，我做的事情反映了我的个人价值。基于这样的等式，我表现不好，意味着我没有能力，意味着我没有价值，表现好坏成为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价值的衡量标准。
当能力成为一个人自我价值感的单一决定因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个人的表现怎样，就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为了逃避表现糟糕带来的毁灭式的打击，他往往会选择拖延，选择不做表现。
和拖延者相反，那些获得较高成就的人士没有建立这样的等式，他们在为远大目标奋斗的时候，能够容忍一时的挫折和表现不佳，他们相信继续努力，就能改善自己的表现。
这些人拥有的是成长心态。它的核心信念是，能力是可以发展的，通过努力工作，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聪明、更优秀。以这样的心态来看，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一件事情，事实上，做不擅长的事情反而更加充满趣味，因为这些事情意味着我们可以拓展自己。没错，失败也可能让他们伤心和失望，但成败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本身的好坏，表现不仅不能反映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不是他们关心的终点，重要的是学到了什么，提升了什么。能力既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变化发展，就不会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正如德维克提出的那个问题，“成功是为了学习和进步，还是为了证明你聪明？”
拖延者陷在个人价值观的误区中，在他们看来，无论大小，任何失败都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他们没有想到，一次两次失败哪怕一百次失败，都不会让人永久性地变成一个不好的、不值得爱的或者无能的人。如果因为失败，就否定了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感受挫败的应该是类似于爱迪生这样的人，他们比别人更多次地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马克·吐温曾说过：“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克服恐惧，战胜恐惧。”一个面对恐惧的好办法，是正视自己的恐惧。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如果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你会发现，即便面临了最坏的后果，你依然能够度过这种境况，且就一般而论，这种后果很可能不会发生。
研究表明，40%的忧虑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30%的忧虑是已经发生，或已经太久远而难以改变的事，22%的忧虑是琐碎细小的事，4%的忧虑是无法改变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96%的忧虑都是没有必要的，而剩下4%的同样无法改变现状，这就是说，100%的忧虑都毫无价值。马克·吐温在年老的时候回顾忧虑的愚蠢：“我很老了，这一生我曾经为很多事情忧虑，但大多数忧虑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如果你抛开忧虑，轻轻松松地生活，你就不会为了躲避无谓的担心而躲避在拖延这个避难所里。拖延，让你不明白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让你在怎样安排时间的问题上向人撒谎，让你把内心的挣扎隐藏起来。它使你远离诚信的感觉，生活在不安之中。放弃错误的自我价值感，不将失败的事与失败的人等同起来，你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你所希望或你认为的样子来接受自己。全然地接受自己，依然是健康生活的唯一基础，多少弊病都滋生于对自己的不接受。接受自己的缺陷、创痛和伤疤，接受自己的所有现实并恰当地对待它。如此你就能够摆脱拖延，生活得更加踏实。
说到拖延的第二个原因——不愿意被委派任务，拖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的独立宣言，拖延者试图通过拖延来告诉人们：“我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人，我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动，我没有必要按照你们的规定或要求来行事。”他们利用拖延来抵制被控制，来保有独立的个体感。
在这里，自我价值观就建立在个体独立感上。不过，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价值观的弊端：如果你的自我价值观建立在不让别人左右你上面，那么每一次和人打交道都将变成一场捍卫自我的战争。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要做出妥协，如果每一次妥协都是对个体独立感的威胁，那么你的自我价值观将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中。为了确保你的自我价值观，无论遭遇谁，在什么场合，你的大脑或许一直在评估，谁更强势，谁处于控制地位，你将随时反抗权威，为每一件事情而争执，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
你越是抗拒，就越是被排斥在世界的边缘，你越是控制，就越是难以掌控好自己的生活，因为你在抗拒的同时也错失了很多机会，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拖延，就作为保护你的一种间接方式。拖延相当于不合作，而合作相当于投降，配合别人的规矩、答应别人的要求，都让人感觉自己在向对方投降，你忽略了自己的需求，陷入为抗拒而抗拒的不利环境。在有些事情上，选择遵从对方原本是对你有利的，但为了取得控制权，阻碍别人成为你关注的重心超过了其他考虑，包括超过得到自己想要的，抗拒别人最终成了抗拒自己。
心理学家指出，一些拖延者全身心专注于击败其他人，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想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情。
针对这种心理状态，心理学家建议，拖延者要尽力平复自己的心情，以同情和友善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处境让你心生恐惧或愤怒，只要你能够正确对待它们，就不会陷入拖延的泥沼。下一次想要拖延的时候，要透视一下自己的心理，了解拖延背后隐藏的情绪，让自己面对这些情绪，变得富有同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发展出跟以前不一样的自我关系，你的整个自我会以更加完整而协调的方式进入良性循环，你将变得更有弹性、更容易适应环境，更加能量充沛，成为拖延者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拖延症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注意力分散、冲动和躁动不安。它指的不是我们时不时都会经历到的那种注意力分散，而是指不能专注、融入一件事情。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人没有抑制能力，一个不能抑制自己的人会成为冲动的牺牲品。因为正是抑制，使我们能够控制即时反应，聚拢精力，跨越一个一个的难关，正是抑制，使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暴力倾向，也正是这种抑制，使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情绪的奴隶，可以自由选择。
心理学家分析，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感知时间。他们感知的时间流逝速度比别人慢，就他们的主观感受来说，他们做成一件事情要比他们预期的花费更长时间，这使他们很快就感到挫败和不耐烦。同时，由于无法正确定位时间，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事情缺乏概念，看不到事件的发展，不免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更倾向于满足眼下的需求，而忽视长期的利益，在一些令自己感觉舒服的事情中游弋，忘了回来做正事，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开小差中度过。
对时间感的错认，使这些人在一个又一个人生危机中颠簸不定，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储蓄、健康保持等事情上会碰到问题，因此，注意力容易分散的人，要多多提醒自己想想将来那些重要的事情，让自己明白，今天的所作所为和将来的结果紧密相关。这样，他们就能够抑制住满足当下欲望的冲动，把精力放在有建设性的事情上。
拖延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目标和酬劳遥不可及，使人们逐渐丧失追逐它的欲望。行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发现，当一个目标达到的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那么它就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情看上去没有那么重要。相反，一些时间很近的目标会让人感觉更加清晰而紧迫，所以人们会急于做即时的事情，而不做对未来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未来折扣”。
对付“未来折扣”的一个对策是，把长远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短期的目标，直至分解为与当下息息相关的目标。此外，适时的奖励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有效激励，当然，奖励的大小与实现目标的大小最好一致。
在心理学家们看来，拖延是一个避难所，是我们躲避内心压力、不适、恐惧、焦虑等情绪的避难所，与其警示自己不要拖延，不如对那些导致拖延的情绪投以关注的目光。如此，我们就能够觉知自己的情绪，并以一种友善的态度去观察它，理解它，了解拖延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对情绪加以疏导和改善，这样我们就不用以拖延来掩饰这些情绪。
另外，无论我们在情绪上有多大的压力，无论我们有多么疲惫和繁忙，我们总能够拿出一点时间来做事。别忘了，我们所碰到的困难，那些不拖延的人也碰到过，但他们就没有在借口的大伞下睡觉。与其任凭借口把自己带进泥沼，不如不去理睬这些借口，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多走几步，常人就走向卓越
如今，Facebook在硅谷出尽风头，还被华尔街视为未来互联网的吸金器，当仁不让地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骄子。它的地位看起来如此稳固，以至于人们会暂时地忘记，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成败虽然有云泥之别，却也不过转换于一念之间。Facebook成功了，和Facebook同类的Friendster却失败了，永远地没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多少人记得在遥远的社交网络国度里，Friendster一度雄踞着霸主的地位，并承载着成为Google第二的期待。
如果把成功视为不断向前的行程，Friendster只是少走了那么一步，就跌进失败的缝隙。时间回溯到2002年，Friendster的创办者乔纳森·艾布拉姆斯当时已在多家大型技术公司任职，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他见周围许多好友在使用网络约会网站，就起心动念建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站。和其他网站不同，他把自己的网站定位为真实交流网站，鼓励用户以真实资料注册，创建个人主页，上传真实的头像和照片。这在当时的社交网络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这种网站确实体现了人们的内心需求，成立不到3个月，就吸引来300万的用户注册，不到半年的时间，Friendster就吸收了高达1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还拒绝了来自谷歌的三千万美元的收购建议。
就像现在的扎克伯格一样，那时候的艾布拉姆斯将所有的荣光集于一身，他成为诸多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在一个又一个创业真人秀栏目里现身说法。人们把他视为奇迹，把Friendster视为传奇。
如果一切定格在此刻，也就没有后来的遗憾，但是变化才是宇宙的不变之规律，定格在某一个时刻的事情只在童话世界中发生过，艾布拉姆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真的以为今天的美好必将延续，他只管坐等财源滚滚来。
这样评价曾经的互联网英雄艾布拉姆斯也许有刻薄之嫌，但是如果你知道Friendster衰落的原因，也会同意胜利会怎样地把一个高智商人士的头脑冲昏。过大的用户量导致网站服务器变得缓慢无比，这就是Friendster失败的原因。
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沉醉于自己的创新，总之Friendster忽视了对未来的预测，忽视了硬件设备的跟进。在宽带已经基本普及的情况下，用户还要花费20秒的时间等待一个网页的打开，这是人们所无法忍受的。再加上Friendster其他的开发也进展缓慢，各种应用千呼万唤不出来，而Friendster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切使耐心不够的用户终于掉头而去，投入其他交际网站的怀抱。
Friendster的后知后觉让外人很难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处于旁观者清的角度，如果身处和Friendster同样的处境，我们的表现也不会比他们更明智。人类的意识误区在这里显露无遗，我们惯于使用惯性思维来看待事物，以为今天的辉煌将永久延续，今天的一切会在明天重现。但是《引爆点》的作者格拉德维尔却认为，别看我们身处的世界看上去很坚固，雷打不动，火烧不化，事实上，只要找到某个点，轻轻一触，它就会倾斜，这个点，就是格拉德维尔所说的“引爆点”。这个点就像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身上的痒痒肉。阿特拉斯是扛天的巨人，是半人半神的提坦族一员，只要有人碰触到阿特拉斯身上的痒痒肉，他呵呵一笑，肩一耸头一晃，被他扛在身上的地球就会发生剧烈变化。
1990年，哥本哈根尼尔斯波尔研究院的克里斯蒂安·林德格雷曾做过一个进化实验。他把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引入实验，并使这个人工进化过程繁衍到三万世代之后。然后，他看到，一个又一个进化周期相继出现，每个周期都能延续很长时间，各种物种组成的系统也维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但是一旦突然发生一些插曲，周期就会被打断，旧的物种灭绝，新的物种生根。《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认为，这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当Friendster的管理层意识到危机的时候，用户已经失去了信任和耐心，逐渐流失到新成立的社交网站MySpace，Friendster从此名声渐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没有更早地预测到流量增加带来的服务器压力，没有为缓解这一压力建设更多的服务器，Friendster只是少走了一步，就永远地落伍了，它像一颗璀璨的流星，迅速升起又迅速陨落，它划过硅谷的天空，只在硅谷留下了一个“刻骨铭心的关于失败的教训”。
从Facebook诞生的那一天，Friendster就被它视为反面教材。2004年秋天学期的开始，使Facebook面临着第一场考验，用户人数翻番，从10万左右上升到20万。Facebook成员共同努力，投入了大量的工作，才防止了机构架构的崩溃。
整个暑假期间，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提出要求，希望Facebook能够把服务扩展到他们学校，他们发邮件，写短信，打电话，寄信，有些信里还包裹着糖果和花，还有人干脆直接去当时Facebook的总部，提出要求。但是扎克伯格知道，在秋季的全负荷运行将会使服务器压力加倍，到时候服务器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发展新的学校入网，服务器肯定会崩溃。莫斯科维茨回想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确实很担心会成为第二个Friendster。”
所以，他们抵制住了诱惑，暂时没有增加其他学校入网，而是集中精力融资，以建设新的服务器。几个回合的谈判之后，Facebook融到了约60万美元，新建了服务器，而后才稳扎稳打地向其他大学进驻。
Facebook能够避免走Friendster的老路，部分原因是后者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但即使没有教训在前，Facebook也能躲过服务器崩溃的危险。要做到比别人多走一步，首先需要你能够预先看到未来的路。扎克伯格和同事们始终清楚自己的方向，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能够防微杜渐。就拿融资来说，为了能够不受干扰地贯彻自己的意志，扎克伯格在融资之始就提出条件，风险投资方不得干涉公司的管理。这给融资带来了一些难度，因为风险投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总是会忍不住指导公司的发展之路，但是克服这些困难是值得的，这就是Facebook至今仍然是Facebook，没有沦为以经济为唯一驱动的商业化公司，而这正是Facebook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核心价值。
除了设备没能跟上发展外，Friendster网站的定位也存在问题。他们曾经设置了一个“认识朋友的朋友”的新功能，这一功能使网站新增了大量用户，但网站原有的认同感也被打破了。Friendster用户原来根据自身的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用于约会，有人联系好友，新用户的拥入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打个比方，一个用户原本把Friendster视为约会的对私密性有一定要求的地方，而现在他的同班同学甚至是他的顶头上司想要和他达成好友关系。原有用户因此丧失了精神的共鸣和归属感，就从网站逐渐流失。
Friendster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和在服务器上犯的错误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Friendster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Friendster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在应该继续向前的时候停顿了，又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冒进了。Friendster说到底，还只是停留在一个点上，没有能够发育成一个有生命、有精神、有方向、有目的的有机体。这就和为人一样，没有对自己的向往和方向进行透彻思考的人，就不会有成体系的思想，他们更可能会因为一个点子向左，一个点子向右，若是让他们多走一步，立刻会茫然起来。不过没有关系，从点子到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Friendster到Facebook的过程，也可视为一个人成熟的过程。
扎克伯格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在Facebook雏形期，也就是在帕洛阿尔托的时候，扎克伯格、莫斯科维茨和帕克就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研究学生们是怎样使用Facebook的，他们将这个团队称为“冥想之队”。通过实地的调查，通过把自己带入学生的角色，他们逐渐了解学生们在Facebook会做什么，寄托了什么样的心思。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就渐渐形成了，Facebook不只是一个点子，它是学生们内心活动的一个延伸，它获得了独特的生命。正如Facebook成员所言：一旦你开始彻底搞清楚了Facebook，保持其正常发展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尽量多走几步，依赖于尽量多看几里，最好是看到整体。比如Facebook，你看到未来的可能，你就有可能成为Facebook；你如果只看到单属于自己的Facebook，你将得到以赢利为唯一目的的Friendster，你如果还看到用户心目中的Facebook，你看到的将是完整的Facebook。
说起来千难万难的事情，其实就潜藏在踏踏实实的脚步中。多走几步，普通人蝶变为披头士；多走几步，作用仅为工具的苹果产品升华为艺术品。多走几步，你的人生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