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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老故事,新想法 (4)

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4)

文人不著政治书

一提到政治思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民族主义”,这些时髦的词汇都来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欢说的“主权”,似乎和我们“八字不合”,这一点钱穆也详细地讨论过。主要是中国人讲政治,喜欢讲责任和道德,而很少讨论到主权之类的概念。从整个政治发展史来说,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理论书,也都来自西方,而我们的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政治理论书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钱穆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和西方有所不同。我们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办多少实事。

柏拉图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国》,其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认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说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等。《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可以看出,这两位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将10岁以上的人全部驱逐出境,建立一个思想全新的国家,这显然是难于操作的。而我们历史的政治家则不是如此。

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没有著作,历史上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书。而流传到今天的《尚书》中的《西周书》,钱穆提到过这是整个《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行。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权、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田租力求减轻、商业资本要加以节制、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这些历来的政治方针,就体现着文人的政治理想。

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与政治结合得最典型的要数南宋的王安石王荆公。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很快由参知政事升任为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重视理财,大力发展生产,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变法派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他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并且亲自着手编写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还是在保守派的围攻之中失败了,两次罢相之后,王安石郁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个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系列的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中,以及他撰写的《周礼义》、《书义》、《诗义》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却没有写过一本《论改革》之类的政治理论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中,第一项制度是“食货”,第二项是“选举”,第三项是“官职”。只从这三项制度来讲中国的政治理论,已可讲得很扼要,很透彻。所以说,中国虽然没有纯理论的政治书,却实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

历史注脚:

周公讲政治

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用兵得了天下,而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体现了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在《诗经·大雅》中,文王的功德就被反复赞颂。周公讲了文王,还讲后稷、公刘。在《论语》中,也是称文王比武王伟大,孔子是理解周公的用意的,也抱有同样的政治主张。

《尚书》

历史的疑问,需要有历史资料才能回答。《尚书》是一部将上古历史文件和古代事迹汇编在一起的书,其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也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的文体并列。但在它的散文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也有对美德的褒扬称颂等。《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

我们历来倡导的是“以德治国”,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我们开始讲究以法治国。作为一个人情大国,似乎我们很少讲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钱穆认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不讲法的国家,恰恰是一个有着古老的讲法历史的国家。

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而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就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来盖印。现在我们可以仿唐代的方式来办理”。但同时就有人反对,说“唐代甘露事变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乱时,只好变通权宜出这样的办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相唐代乱世那样。”就这样,再三商讨,还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

当时宋都设在开封,开封府尹等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的南京市长。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赵匡义,是宋太祖的嫡亲胞弟,也是后来的宋太宗;他盖了印,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专制,全无半点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内阁做参谋,但是内阁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明代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曾是神宗万历皇帝的老师,等神宗登基之后,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又是内阁大学士,所以权倾朝野。当时皇帝只有十来岁,少不经事,所以国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张居正来打理。

然而张居正也见不到他的学生神宗的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无法主持政令。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的太监往来,才能施展抱负,策动当时的政事。当时朝臣都反对张居正,说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就不该弄权专政。

这些人对他的批评可谓说到了要害。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用听命于内阁。假如内阁和六部发生了意见,六部完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从正统的观念来说,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这就是权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制度,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间就把宰相胡惟庸杀了,也不许后人立宰相。当时的六部尚书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认为部院分理国事,理当受皇帝节制,张居正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越权。

张居正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但是内阁不像六部的给事中,是无权过问奏章的,张居正的做法动机虽好,还是犯了当时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当时有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正说明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尴尬。

又比方说明清两代的师爷,他们经手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于是趁机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上司。就算长官贤明,也无奈他们何。钱穆说,这是法律制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现代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在钱穆的眼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却恰恰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政令不行”,这其中的“名”就是一种法律认可的名义。我们往往太讲究这种名正言顺,而误了事情。

历史注脚:

权臣与弄臣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受到制度的保护。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可以过问任何事情,假如他不问事,不当权,这就是他的失职,是无能。但是若非宰相,而问事揽权,就是奸臣、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

儒家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所讲的法是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应重视生产和节约,才能抑制犯罪;要求选拔贤才公正执法。

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与儒家相反的法家思想,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反酷刑的法治。

三 历史第一冤案:“封建专制”

并不存在的“封建”

要说翻案,钱穆为中国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过于他否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他自称“作者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的确,无论是在他的《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当中,还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讲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

秦朝以后中国的传统政治,保留了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可以说就是王室与政府的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的归政府,属于少府的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便表示皇权不是独大的。

就西汉来说,皇帝的秘书处“尚书”只有四员,但宰相的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这十三个部分组织庞大,全国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与后代的专部大臣一样。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一个小县长。

这十三曹的长官,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们相当于封建时代所谓的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极高。上自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下及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权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愿意给宰相当个陪臣了。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也并无高下清浊之分。

据《通典》载,汉代宰相府不设门铃门鼓之类的东西,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传有某宰相,他曾有一个名叫宜禄的门卫,后来人民到相府,就只喊一声宜禄,便可以引见宰相,说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在法理上,则全由宰相拟定。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皇帝同意,然后由政事堂盖印发下。如果没有政事堂的盖印,就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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