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就皇帝个人的政务活动的若干重要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专制皇帝，乾纲独断，日理万机，确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姑不论他必须要有相当高度的政治素养，纵横捭阖的权谋手段，能够认清形势，驾驭群臣，才有可能稳定统治。即就文书公式、政务程序、朝会仪节等各式各样的程式、仪式来说复够得上纷繁异常，掌握与执行都是很不容易的。而缺乏这一些训练和素养，他也就无法顺利行使皇帝的职权。西汉元帝初即位，宦官弘恭、石显图构害和排斥元帝的老师萧望之和周堪。他们谮萧望之等诬上不道，请遣谒者召其至廷尉。“召至廷尉”在公文里就是逮捕人狱。初作皇帝的元帝还不了解它的确切含义，漫可其妻，任尚书的萧望之等大僚便稀里糊涂下了大狱。待到元帝欲召见他们时，才知道已经琅珰入狱。元帝命令他们出狱视事，弘恭、石显复因史高进言：“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国决免。”意思是九卿、大夫既被系狱，则只能将错就错，另外再行诏免罪释放。于是元帝只好制诏丞相御史，赦萧望之罪释免，收其前将军、光禄勋印缓，周堪等免为庶人。（《资治通鉴》卷二八）弘恭、石显等小人终于达到了排挤萧望之及其一伙正派人的目的。这就为我们表明：作皇帝也有一个学习的问题。而且，单靠他个人，知识总有限度，他必须有自己的顾问和秘书班子，以协助他处理机务。下面，我们再就这方面的情况稍作介绍。
《礼记·文王世子》说：“《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者。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燮理阴阳。又有少师、少傅、少保，谓之三孤，“副贰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辅我一人之治”（《通典》卷二十《职官·三公总叙》）。三公和三孤是天子的教师与参谋长，故曰：“三公无官，参职天子，何官之称？”他们也各有专责。贾谊说：“天子不喻于前圣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诗》、无宗，学业不法，太师之责也。古者齐太公职之。天子不惠于庶民，不礼于大臣，不中于折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诚不信，太傅之责也。古者周公职之。大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叙，音声不中，进退升降不以礼，俯仰周旋无以节，此太保之责也。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燕业反其学，左右之习诡其师，答诸侯、过大臣，不知文雅之词，此少师之责也。天子居处出人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列侧不以度，采服从好不以章，忿悦不以义，与夺不以节，此少傅之责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乐而耽，饮食不时，醉饱不节，寝起早晏无常，既好器弄无制，此少保之责也。”（《通典》卷二十《职官·三公总叙》引）由此看来，他们连天子的生活也在监理之列。四辅，当即《尚书大传》所载之四邻。“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日疑，后日丞，左日辅，右日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质之疑；有志而不志质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同上）贾谊、伏胜均是汉朝人，所记可能有理想化的地方。但是，古之天子必有师保，当无疑义。然汉之三公，已与三卿温而为一，寝失古意，而与一般的政务官相同。这一点，朱熹说得很清楚。他说：“汉初未见孔壁古文《尚书》中《周官》一篇，说太师、傅、保为三公，但见伏生口授《牧誓》、《立政》中所说司徒、司马、司空，遂以为三公而置之。岂知诸侯只三卿，故止有司徒、司马、司空，惟天子方有三公、三孤、六卿。《立政》所纪，周是时方为诸侯，乃侯国制度。《周官》所纪，在成王时，所以不同。公、孤以师道辅君，是为加官。周公以太师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兼相职也。”三公在汉时实同丞相，职总百僚，师保的职责已经丧失；后来权归尚书，更仅是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尊爵。
师保制度的消失是和专制主义皇权的确立直接相联系的。因为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不能容忍有足以制约他的师保。因此，从秦开始，政府开始大量设置博士，以充顾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置博士七十人，备员弗用。汉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无端、章甫冠为待诏博士”。“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同上王注引）武帝以后，诸经博士主要已成为国学的导师。有的皇帝也有自己的经师，讲求学业，但不成制度。通常则以侍讲、侍读、待诏等名义，增置学习时的顾问。侍讲始设于东汉，侍读始见于南朝。北齐置文林馆，置待诏。唐太宗即位，选耆儒充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才学之士如虞世南等，令以本官兼署学士，更日宿直，于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讲论前言往事，或至夜分乃罢。（《贞观政要》卷二七）待诏的人，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等，各别院以凛之，日晚乃退。其中最被重视的是辞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高宗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人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伟之。周恩茂等以文词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玄宗开元时，集贤院中置有待读直学士。又创置翰林院，延致的成员溉有文章硕学之士，也有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能手，俱称日待诏。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等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文献通考》卷五三《职官考八·学士院》）从此，翰林学士兼有皇帝学习的辅导、行政的秘书与顾问的职责。
到了宋代，经筵作为一种皇帝进行学习的正规制度开始确立。它是由皇帝简选学士、侍从之名儒硕学，加侍讲、侍读衔，为皇帝进讲书史、经义，并备顾问应对；官资低浅者则为“说书”。但当时进讲时间尚无一定，所讲的内容俱为儒典，唯《尚书·顾命》、《礼记·丧礼》及《春秋》中之家臣、陪臣乱政与诸侯淫乱事则不讲，或略而不讲。故事：御史台臣无待经筵者。贾昌朝为中丞，仁宗以其精于经术，特召侍讲迩英殿，遂成定制。南宋初，谏官、御史皆必充经筵。（《老学庵笔记》卷六）元朝中叶，经筵制度大备。泰定帝元年，“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命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泰定帝的汉文化水平甚低，但他把经筵作为文化和知识学习的方式，在位四年，未尝间废。不过，儒臣们对此并不满意。虞集记赵世延一日既进书待命殿庐，慨然曰：“于是四年矣！未闻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将无虚文乎！”（《道园学古录》卷十一《书赵学士简经筵奏议后》）作为经筵官，儒臣们习惯把启迪帝德、规谏得失当成要务而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
明朝在宣德以前，皇帝每视朝毕，无日不御文华殿或便殿，召诸大臣及诸儒臣讲经书、咨政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元年，太皇太后为年幼的英宗开经筵，命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侍讲学士王直等为经筵官，以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会讲文华殿；余日仍令讲读官四人人讲经史。前者称为大经筵展者称小经筵或小讲、日讲。明制：大体上大经筵月三举，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止。寒暑则免。大经筵的讲章“皆预呈阁老，转付中书缮录正副各二纸，隔日进司礼监官奏知”。阁臣对讲章如有认为不妥者，则悉加改正。大经筵的参加者，除皇帝外，朝臣之大僚也都出席听讲。小经筵则是早朝毕，四讲官随驾人至文华殿内举行，课本先《大学衍义》，次《贞观政要》，“二书皆不用讲章，惟各以黄票书所起止预进”（《容斋琐缀录》一）。大抵在大经筵中，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讲多而规谏少。武宗正德二年，“上御经筵，詹事杨延和、学士刘忠直讲。讲毕，因致规谏语。上退，语刘瑾曰：‘经筵讲书耳，何添出许多话来！’瑾曰：‘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并迁南侍郎”（《明会要》卷十四《礼九·经筵日讲》）。清代的经筵大体与明代同，唯讲官分别置满、汉员。“满直讲先以清语进讲，毕，汉直讲官继之。”“凡讲官宣讲，依原文朗诵，不增减一字。而音节之间，抑扬反复，宜得讲论口吻。遇称皇上，必仰对圣颜，以示陈善闭邪，寓规于颂之意。”（《养吉斋丛录》卷五）经筵官进讲时，一般都赐坐。讲毕，又有茶或酒饭之赐，隐寓尊师重道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