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周礼》，根据《孝经》：祭吴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将天神分为二祭。且“天有六名，岁凡九祭。盖以祭位有圆丘、太坛之异。用乐则黄钟，圆钟有差，牲乃苍色殊，玉则四珪苍望。祭名且同称禋祖，祭服又俱用大裘”。晋人王肃的意见不同，“以为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圆丘之与郊祀，实名异而体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于四郊，岂得称之天帝，一岁凡二祭也？”（《通典》卷四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因为晋武帝司马炎是王肃的舅父，故当时郊祀大礼皆从王肃的主张，认为五帝即天帝，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其神实一，在明堂、南郊时抑除了五帝座；五郊同称吴天，设一座而已，且并圜丘、方丘之祀于南郊，又于北郊设方泽祭地。此后，这两种意见一直争持不下。武则天永昌元年，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为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浑。自今郊祀之礼，唯吴天上帝称天，自余五帝皆称帝。”（《通典》卷四三《礼三·沿革三·吉礼二》）尊于一的原则，到这时候才在天国里最后确立。但是天地分祀与合祀的问题，则一直仍有分歧。武则天、唐玄宗都行合祀。宋朝在这一个问题上也反复争论，“元丰一议，元祜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明史》卷四八《礼二·郊祀》）。明世宗嘉靖九年，就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朝巨大多希旨主张分祭，从此确定了南北分祀天地的制度。现存的北京天坛、地坛相继建成。郊天是封建时代的隆重典礼。宋时每三岁一亲郊，礼成则大赏众官。他们除得到大笔的赏赐之外，还可得荫子的好处，一次荫子就多达四千多人，每次费钱都在五百多万以上。这笔钱大概都是地方官吏在常赋之外，横加苛敛，以为羡余而进助南郊的，造成“因百官之滥恩而朘万民之财力”的恶政。朱熹批评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惟恐其有余”，主要就是就这一现象而言的。
封禅封禅是皇帝自诩天下太平告成，而专程前往泰山，祭告天地的特殊盛典。封禅原是齐鲁民族古宗教的一种仪式，后为秦始皇所采行。封是“为坛于泰山以祭天”，禅是“为于梁父以祭地”。积士为封；阐广土地为埠，又改作排，故称封禅。《白虎通》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卷六）《白虎通》又把封禅解释为“封者，广也；言禅者，明以成功相传也”。封禅之制，不见于先秦儒典。《大戴礼记》始有成王封泰山而禅梁父之说。（卷三《保傅》）而司马迁则云：“自古受命帝王，局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沫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其引管仲谏齐桓公封禅之语，谓“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仲说自己能记者十二家，远自无怀氏、虑羲神农，皆幽远无稽。梁朝的许懋曾正确的指出：“舜柴岱宗，是为巡狩，而郑（玄）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绩燔燎；禅于梁父，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七十二君，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秦始皇尝封泰山，孙皓尝封国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为法也。”（《文献通考》卷八四《郊社考·封禅》）秦始皇始行封禅，为了检讨仪式，召集了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到泰山进行讨论，而人言各殊，无法实行。于是他便借用祀雍上帝所行的一套，自行其是，诎诸儒生。登山途中遇暴风雨，情状狼狈，自可想见，这批不用于封事的儒生便幸灾乐祸，大加讥讽，终于种下了被坑的横祸。其后进行过封禅的有汉武帝、汉光武、唐玄宗、宋真宗请主。但关于这一类的鼓噪，则历代之中，只要政治稍有安定，就会有人建议实行。而皇帝本人，也跃跃欲试，追求这种廉价的虚荣和自我满足。明识如唐太宗，也终为所动，在贞观十五年准备行幸泰山。只是到了洛阳，碰上彗星见，大为扫兴，只得中止。玄宗开元十三年举行封禅，“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这样作的结果，当然只能是虚耗国帑，增祸于百姓。汉武封禅，“殚财极侈，海内为之虚耗”（《楚辞后语》引归来子语），就是显例。
籍田、祭先农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来祀，置之车右，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四千亩于南郊。”（《文献通考》卷八七《郊社考·籍田·祭先农》）籍者，蹈籍也，躬亲为天下率。潘岳的《籍田赋》说，通过籍田这一制度，皇帝躬亲稼穑，以其所获，用供太庙的粟盛，尽爱敬于祖考，同时也是劝穑以足百姓，以固国本。故“能本能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文选》卷七）可见封建统治者对它是相当重视的。以明、清时期为例，仪式在每年正月举行，先期，皇帝择日以太牢祀先农（神农），然后领着百官队伍，浩浩荡荡奔地坛。‘墩坊司装扮优人为风云雷雨地土等神，小伶为村庄男妇，播鼗鼓唱太平歌。两县（大兴、宛平）民执农具，如担勾扫帚之类，各列籍四左右。”（《宛署杂记·经费上·行幸》）皇帝亲耕时，“右秉耒，左执鞭名老二人牵犊，上农夫二人扶犁。礼部、太常寺、銮仪卫堂官各二人恭导皇帝行耕籍礼。和声署署史扬彩旗，司乐官引署史鸣金鼓，歌禾辞。左右随行顺天府丞奉青箱以从，户部侍郎播种”（《日下旧闻考》卷五五《城市》）。“皇帝躬耕之处，地约一亩许，两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所役之耕牛，“色正黄，身披黄缎龙鞯，以黄丝绳笼其头，顶竖金牌，上嵌红宝石。一执鞭执便桶之农官随行。耕时两旁立校尉，执五色春旗者二十四人，歌禾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庸闲斋笔记·耕藉大典》）。皇帝三推三反，雍正为了表示特殊重视，增加为四推四反。然后随从百官以次王公及诸侯大臣五推五反，其牛则皆以黑缎红缎为鞯“及秋玉粒告成，择日收储神仓，以供天地宗庙社稷之粢盛。”在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的基本形态是男耕女织，所以，和籍耕祀先农相应的，还有由皇后主持的亲蚕祭先蚕仪。在春三、四月问，皇后率内宫及公卿的妻子祭祀螺祖，并躬桑以示劝蚕事，不过这种仪式往往只是间一举行。
太庙又作大庙，是皇帝奉祀祖宗神主的宗庙。殷周之制，天子七庙。诸家对此解释有不同。一般认为周人七庙是太祖后稷。文王、武王及高、曾、祖、考四亲庙，合而为七。后世因之。其中，除始祖（后代多以其祖先之始有封号者当之）和根据祖有功和宗有德而奉祀的三个祖先外，高祖以下的四庙则依次亲尽而毁，并人袷祭的行列。魏晋以来，创业之主，其上世多没有著名的人物可备祖功宗德的资格，甚至连名讳也不清楚。侯景篡得了帝位，臣下照例请立七庙。景问何谓七庙？答日天子当祀七世祖考。询其七世名讳。景仅知其父名标，祖以上则漠然不知。他甚至说：“彼（指其父标）在朔州，那得来啖此。”因此，很多朝的太庙所祀往往是四庙或五庙。唐玄宗时创立太庙九室，这只是当时皇位继承中世次零乱的权宜。来制：太庙神主一岁五享，朔祭而月荐新。五享以宗室请王溯祭以太常卿行事。禘也是祭祀祖先的仪式。袷就是合祭。《公羊传》：“大事者何？大格也。大抬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卷十三）袷三岁一举行。礼帽禘则五年一次举行。禘者，“谛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审谛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异于始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庙，与袷同。未毁庙之主，则各就其庙以祭，此其异也。”
（二）皇帝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