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工作，可用四个字来包括，即：勤、苦、忠、诚。先生专心致力于文艺，前后共有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为了生活关系，要上机开办公，要到学校教课，有时又为政治环境所限，像民国十五年张作霖入关，还得躲避麻烦。殆可以说先生能安心工作的时间，实在很少。但就是此很少的时间，先生也尽量利用了。除编辑刊物，代青年作者修改稿件，为同路人筹划出版物等零星事件，无法计算外，先生的全集，就是有力的证据。而先生大部分工作的完成，又是在一天精力疲劳后的夜间。曾记民国十五年前在北平，大抵是上半天教课，下半天赴办公室。或者是上半天赴办公室，下半天授课。以后在厦大，在中山大，先生虽仅只在学校，但无论厦大与中山大，先生除教课之外，都另负有事务上职务，而先生又是一丝不苟的人，对于所负责任，向不马虎，只要是他承认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想办好的。因此，在这一段落，先生白天还是很少有时间，专弄文艺工作。待十七年到上海后，先生才决心辞谢了一切大学校的聘书。可是，此时中国文坛之活跃，比以前热闹得多多。——尤其是政治中心由北平移到南京，而上海又有租界的特殊环境。可以说中国文坛的重心是在上海。在先生到上海不久，访问者便纷至沓来。大本长篇小说，繁重的多幕剧，甚至一篇散文，一首小诗，都由红脸的青年手里，或者绿衣使者布袋里，递到先生手里，先生对于街坊上出版之杂志刊物，有时很忽略，无论在北京，在上海，以及厦门与广州，很少到街坊书店收买杂志刊物。除了是杂志刊物社所赠阅’文坛上如有重要或鑛的论文与作品，多半是由魅熟识的几个朋友与学生，特地买来送先生。当然，有时也有与先生正在作论战，或本来反对先生的敌人，特地将攻击先生的文章，寄给先生，希望使先生发气或者希望先生答辩。但遇了这种场合，据先生讲他是很少上当的。本来要在旁处看见，他或者会答复，可是敌人希望他答复时，他却偏不答复了。为的是不愿意中敌人的阴谋。曾忆二十年，上海某小报，造播说鲁迅近来常常支持某党言论，是因鲁迅每月得到五百金卢布所致。编者再装好人，将上述一期的报寄给先生，并写信要求生先答辩。先生看后说：“他们絲捣鬼了，我偏不理，
但这，并不是说先生对于文坛上事，完全不关心，十三年欧阳兰在北平《文学周刊》上，大骂青年人作品之幼稚。教训青年们还是少发表作品为是。先生一看到，当天晚上，就写了答辩。说青年作家永不发表作品，从那里来的进步？不是永远要埋没要黑暗下去么？
因为先生对于文坛的动向极关心，所以对于自己所担任的工作，便格外谨慎了。据先生自己讲《野草》中的《过客》一篇，在他脑筋中酝酿了将近十年。但因想不出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总是迁延着，结果虽然写出了，但先生对于那样的表现手法，还没有感觉到十分满意，这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工作的忠实同认真。
还有一件，是先生预备翻译《小约翰》时，
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本的《小约翰》，
又有删节的地方。但先生除此两种文字外，又不能运用其他文字，有一天，在教育部谈起，先生的同事齐中颐说他看过英文本的《小约翰》，而且很好。于是先生就同他商议，要他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中颐正被教育部派在北平中央公园整理档案。先生便与齐君约定，每日下午至中央公园，先生参阅日德两文本，齐君解释英文本，两人逐字逐句校译，记得当时是炎热的七八月，先生穿着很旧的而且小得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总向中央公园跑，有时去得太早了，或者精神疲倦了，还到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自然有时遇到熟人，还在露天茶社里，坐上个把钟头。总之，先生对他自己所执行的工作，是一丝也不肯苟且的。比如，在先生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也有了同样译本出版。先生便立刻买来，又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结果发现旁人所译的，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先生才安心于自己的译品。
先生不特对自己的工作，如此重视，即对他人的工作，亦同样重视的，尤其对于青年人的译作，如有找他修正或介绍的，先生总是很认真的代阅校，很诚恳地代推荐。记得当时在中国大学求学的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先生看。先生看过认为很满意，便来告诉培良，立刻用挂号寄给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的编者，还写了正式的推荐信。指明培良戏剧的优点之所在，培良那篇东西，自然很快地发表了，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件，是亡故胡也频（在北平时原名胡崇轩）跑到烟台去访友。在那里，他写了一篇同性爱的小说，寄到鲁迅先生处。先生看后，认为很满意。当天出门时，就把稿子带给李小峰，要他发表在当礼拜出版的《语丝》上。因为先生说：旁人用心血制作的东西，我要不用心血去保护，总觉得不安。
因为先生用心血保护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所以就有这样事情发生过：
《莽原》初附于《京报发刊》时，有名姜华者（四川人，当时好像在中国大学读书），投来一篇稿子，先生看过，认姜华很有希望，便写信要他常常写。以后姜华便常常来稿了，所以《莽原》周刊上，隔一两星期，总有姜华的作品。但后来，不知是中国大学什么人，对先生说：姜华是国家主义派，在学校很得同学们反感，《莽原》不应该常登他的文章。先生马上生气了，说：“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
而且特别约姜华，要他多写文章来。
再，先生关于与人论战的文章，特别改而又改，往往此类杂感或论文式稿件，总是改的一塌糊涂（但还不至于使编者看不清），决不像所写的小说或散文的原稿清楚。在先生认为：此种文章发表出去，凡可能反响，他都一概计划在内，对方怎么来，他怎么应付，都想得周周到到，先生许多杂感中的话，到今日能被一般人认为格言，到处编《鲁迅语录》者，就是先生在那些话语上边，用了过多的思考与心血所致。
以上是仅就个人记忆所及，拉杂写来，目的不过是为供给研究先生者参考。文字的整饰与否，不暇计故了。
婚姻同家庭
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暧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鲁迅先生生长在清朝末年，即光绪初叶。当时中国的旧式婚姻，还没有很大的动荡，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那略带买卖式的娶嫁，依然主宰着男女的终身命运。鲁迅先生的家产如不中落，那早婚的中国习俗，恐怕在鲁迅先生十几岁时，就与他配起夫人来了，但鲁迅先生家产因祖父介孚老先生下狱，而竟中落了。他的结婚，不能不拖延下去，18岁时，他跑到南京，投考了那时所谓洋学堂——江南水师学校，22岁又远去维新后的日本，鲁迅先生虽然在日本没有谈过恋爱，但他对于中国的旧式婚姻，已起了反感。所以在1906年，他26岁时，暑假由日本回国省亲，他的母亲，以女家催之不已为理由，逼住鲁迅与山阴朱姓女结婚了。在结婚时，鲁迅虽没有与他的母亲，怎样大闹以反抗那不合理的婚姻，但据鲁迅先生说：他那时，实不愿意伤了老人家的心，决定自己牺牲，暂受家庭的摆布。但鲁迅先生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表示，在结婚后四日，鲁迅先生就以不能在家耽误学业为理由，又离家东渡日本了。
婚后，几天就离开。一去又是三年。即照胡适之博士的说法：“中国人是先结婚后恋爱。”鲁迅先生此种婚姻，恐怕也无法恋爱絲罢？
回国后，先生仍是终年在外，一两年中，难得在家呆几天。据先生太太朱女士在北平时，对内人讲：“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先生的婚姻生活，可见一斑了。
1919年，先生39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殆后’周建人赴沪，先生又与周作人分居。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
家庭是三个主人，一个老太太，鲁迅夫妻二人，两个女佣人，一个王妈，一个胡妈。除老太太年纪更大外，其余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曾记他家王妈年纪稍轻，但巳在30岁以外），因为没有青年同小孩，家庭便显出寂静来。老太太保守着旧式家规，每天只看书，鲁迅太太依照着旧式家规，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请安外，还得下厨房。因为两个女佣人，王妈是专门服侍老太太的。胡妈除买菜、煮饭、打扫之外，关于烧菜的事儿，总是鲁迅太太自己动手。这里，我更想起：他们家里一个特殊规矩了。就是两个老妈子，除拿工钱，吃白饭之外，是不许吃菜的。每天由鲁迅太太发给老妈每人四百钱——即四个铜板，老妈自己另外买菜吃。这在普通家庭，是很少看见的。
鲁迅先生当时，除任教育部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等校讲师。倘若上课钟点是在上午，那么，下午总要到教育部转一转。如果上课时间是在下午，那么，上半天也许到教育部转一转，因此，他的家庭，更加寂静。而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一声‘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当然，这是指鲁迅夫妻而家庭另外，鲁迅与老太太谈天，比较话长些，但也多半是关于老太太看书问题。一谈到家庭事务，母子俩意见总就相左。鲁迅便往往不开口了。因为据鲁迅先生自己讲：
“在改良家庭方面，我是失败者。常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稍微改变一点，一遇有什么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她们马上抱怨了。抱怨之后，觉得还是她们老法子好。一下又恢复原状了。”
因此，鲁迅先生不愿伤老年母亲的心，对于家事，便不想过问了，本来就是旧式的先生的太太，又一直守着老规矩，事事秉承老太太的意旨。鲁迅对于家庭，格外悲苦了。
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慌成分，先生对于自己的太太，认定只是一种负担义务，毫无恋爱成分在里边。无论是在先生谈话里，文章里，都很难看到或听到先生提到他太太的事情。我记得在北平时代，先生谈话而讲到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而文章中，除了“连累贱内都改了国籍”对旁人辩的话外，再没有关于他太太的事情。下面一件事，就证明先生夫妻间的关系了。
民国十四年夏天，先生的太太忽然生病了。当时住的是与先生有交往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有一天上午，我与内人去看他太太的病。到了不一会儿，先生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检验过了没有？”他太太说：“检验过了。”先生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生去。”过一刻，先生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我们说：“走罢，到我家里吃中饭去。”我们也就起身向他太太告辞。为留空，让他们夫妻两人谈几句。我与内人便先走出了病房。他太太果然在问了：“医生怎么说？”
鲁迅先生却简切地答：“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
说完，就匆匆跟我们走出来。这地方，也可以看出两人间的关系了。因此，终鲁迅一生，他的太太是没有生产过。他的所谓家庭，也诚如他家老妈所说，每天是少有声音的，——除过来客时候的例外。
因为鲁迅先生有这样环境的家庭，那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到民国十四年，女子师范大学闹起风潮，先生因同情于学生方面，这时节，学生许广平、陆晶清、张静淑等，才时常来先生家中。
在寂寞的家中，先生当时很需要热闹，虽然这热闹，很耽误他的工作，但先生诚恳地欢迎来客了。这当时，又因为《呐喊》风行，北平文学团体蜂起，先生又时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杂感、散文、小说，访客也特别多。先生也时而说笑话，时而讲理论，请来客吃点心！留来客吃饭。豪爽的许广平，也与先生相讥骂，相打闹，这里种下了他们两人恋爱的根。至于他们互相恋中的表现，这已有《两地书》为证。不在这里多写了。只记得十五年先生离北平时，许广平是与先生同车走的。后来在上海同先生谈起离北平的事故。先生曾说：
“……到南京才糟呢，晚上检查旅馆，我们带的箱子很多。宪兵说不要全査了。他只指定一个箱子，要我打开。不巧，那只箱子里面，偏偏有广平的党证在里面。我想：这糟了，在他们开手翻检时，我就在想主意，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陈公侠在徐州作师长。他总算孙传芳的人，要是有问题，只能打电报向他求救了。幸而，广平的党证，装在空白信封里面，没有被检出来……”
这可看出，当时他们两人间的情感与关系了。
到上海后，先生走厦门，许广平去广州。一直到先生再由厦门到广州。两人又一同到上海，这些经过，也都在《两地书》中表现着的。
到十六年冬，我去上海看先生时，当时他们两人已居住在东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许女士住三楼，鲁迅先生住二楼。我到后，鲁迅先生将二楼他的床铺让给我。他自己住到三楼去。第二天上午，许广平拿一封信下楼来，交给先生，还说：
“你看，她们多可恶，江绍源太太来信说，说她要改称呼了。再不姊妹相称。她要称我师母。”
鲁迅先生笑了，还说：
“那就让她称师母好了。有什么要紧呢？”
我当时也接着说：
“那我也改称呼了。”
鲁迅先生又笑了，而且笑得很响亮。许广平女士却红起脸说：“你们全可恶！”一下子跑出去了。
这时候，先生的家，虽依然还没有小孩，但即使无客人，也有说有笑了。再不像在北平时那样的凄苦与冷静。而许女士帮先生抄校、整理各种稿件同书籍。不特作了先生的妻，也作了先生的助手。我记得：在我临走时，先生送我一本《小约翰》。上边就有许女士用红笔改校的正误。
这里，还要附带一句：民国十八年九月，他们就生了儿子海婴。
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者，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X才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而先生本身，在绝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那意义，也就不很相同吧？
《京报>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