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其一,“君子不器”;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其五,君子不党。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学习的态度
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
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
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2)关于学习的方法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3)关于学习的范围
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个标准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4)关于学习的目的
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邦国,又不能独立做主应对。这样,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学习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
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了。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
当然,在孔子看来,读书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
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也就是说,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
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也就是说,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列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导他了。
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等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
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
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于教育的目标
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还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士”、“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
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
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二、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1、孟子(孟轲)简介
孟子(其生卒年月无可详考,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中国战国时期杰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邹(今山东邹城)人,父名激,母仉氏。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3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齐、梁、鲁、邹、宋、滕等各诸侯国,想推行他的主张,但不被他们所接受。当时是诸侯争霸,“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晚年回到故乡,即退隐专心从事教育与著述活动。他的著名弟子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等。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此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的内容。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地位仅次于孔子。
2、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以“人性善”为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内容、目标、作用以及任务;同时,对教育者、教学方法、受教育者和学习方法提出了深刻见解。
(1)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善”。
①人性之善也。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观点。于是,在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之中掀起了一股讨论人性问题的热潮。人性善恶问题是一个热点和重要内容,孔子并没有明确表态人性是善还是恶。孟子将孔子“性相近”的观点发展为性善论,沿着这个基本方向,他系统地提出了“道性善”(《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学说,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而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者,无不知敬其兄者。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因此,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孟子认为这四种心,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他还给人的善本性,作了内涵上的规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里所谓的“四端”或者说“四德”即“仁义礼智”是人善性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这种善性是人所固有的,并不是外界的赐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章句上》)
②扩而充之,人皆可为尧舜。虽然人人都有善端,“人性之善也”,但是如果不扩充它,那么这些端绪就会随时泯灭,“可使为不善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章句上》)并说明了扩充善性对社会的重要性,“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章句上》)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只有圣人才有“生知”。然而孟子则认为天下之人皆有“良知”,“舜,人也,我亦人也”,“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者。”无论圣人、凡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意思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过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如果凡人也能将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也可以成为圣人”。
③如何充分扩充人的善端呢?孟子认为有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孟子说,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是:“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人也同样如此,“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也。”(《告子上》)同样的子弟,在丰年和凶年表现不同,并非其天性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可观环境造成的。当然,他又认为主观因素起决定作用,“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舜所处的环境和深山野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而野人屈服于恶劣环境,缺乏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其固有的善端不能加以扩充,“自暴自弃”、“言非礼义”,使“善端”遭泯灭,走上“为不善”的歧途,最终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不能成为圣人。
那么,如何才能把生而就有的“善端”变成现实的伦理道德呢?孟子的“人性之善”观点,为其教育思想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而他的人性“可使为不善”的观点,则为其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孟子主张用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扩充先天的‘善端’”。因此,性善论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2)教育内容、目标、作用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