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年,大宦官侯览的母亲死了,侯览回到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老家,为他老妈修了高大的坟冢,超过了当时的制度规定。侯览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民田民宅。这一切,激起了山阳督邮张俭的义愤,张俭不畏强暴,上书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的罪行,请求皇上诛杀侯览。同时,张俭带人刨了侯览母亲的大冢,没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资财。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便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盟,“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汉灵帝看了侯览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张俭。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又乘机请求重新逮捕李膺、范滂等人。于是,全国再次展开了迫害“党人”的运动,各地被诬告为“党人”而遭杀头、流放、贬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死在监狱中的有一百多人。
窦太后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因遭软禁,郁闷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反对宦官的标语,标语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了窦太后,侯览又滥杀党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干饭,竟没有一个敢于忠言者!”宦官们被标语激怒了,再次疯狂地搜捕“党人”,仅太学生就被逮捕了一千多人。永昌太守曹鸾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宦官集团认为这是“党人”死灰复燃,决定斩草除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把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州郡,严查“党人”父子兄弟及门生故吏,把他们全部免官禁锢。
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团的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独有陈寔却毫发未损。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在灵帝刚上台后,张让的老爹死了。张让把他父亲归葬老家颍川,一郡有头有脸的人都前来吊唁,但却没有一位名士光临。正在张让感到脸上无光的时候,同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大名士陈寔却单独前来吊唁,使张让万分感激。因此,搜捕党人时,虽然牵连到了陈寔,张让却多次为陈寔开脱。两次“党锢之祸”,官僚文人集团虽然被彻底打垮,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用文字、语言和鲜血向全社会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经彻底绝望,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已不可逆转。“党锢之祸”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兆信号,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是历史对东汉政权的一个无情的死刑判决!
汉灵帝即位不久,便把张让和另一个太监赵忠升为中常侍。中常侍虽无属员,却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比小黄门要高出了许多。在升官的同时,张让又和一批太监被同时封为列侯。这时的张让地位上升了,已和曹节、王甫等大太监不相上下。因而,他们便互相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大臣陈球、刘纳和宗室司徒刘邰等密谋诛杀宦官。这时,尚书令阳球以敢于打击宦官势力而着称,眼见王甫、曹节等为非作歹,便愤愤地说:“如果我阳球能当上司隶校尉,怎会容忍这些人祸害天下?”这话被刘邰等听到后,便秘密联络阳球。上奏朝廷,举荐阳球可任司隶校尉。四月,灵帝果然任命阳球为司隶校尉。有一天,阳球趁着王甫休假在家,以向皇帝谢恩为借口,进宫面见灵帝,密奏王甫等人种种不法行为,要求皇帝下诏逮捕王甫问罪。得到灵帝允准后,阳球迅速带人逮捕了太监王甫、淳于登、袁赦、封曰羽、刘毅、庞训、朱禹、齐盛及王甫养子王荫、王吉和太尉段熲等一千人,送入洛阳大狱。阳球以大刑伺候,亲自审问。王荫到了这时,仍异常嚣张,竟对阳球破口大骂。阳球大怒,立时让手下衙役弄来一堆土,强行塞进王荫嘴里,再乱棒猛打,段亦自杀身亡,王甫父子相继毙命。
阳球他们准备在这年冬天让开刀,一度吓得曹节都不敢离开皇宫。阳球有一位小妾,是程璜的女儿,曾把阳球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她的父亲。曹节、张让听到了一些风声,便给程璜送了一大笔钱财,进行收买;又以权势相威胁,迫使程璜全盘吐露了阳球等人的密谋。曹节和张让便率领一批小太监,跑到灵帝那儿告状说:“刘邰与刘纳、陈球、阳球等人相互交通,谋为不轨。”灵帝大怒,下令把刘邰等人逮捕入狱,后来这些人全被宦官害死在狱中。
两年后,大太监曹节病死,张让和赵忠一跃而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到这时,宦官集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连皇帝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汉灵帝就经常对人说:“张常侍(让)是我爹,赵常侍(忠)是我妈。”这时的张让,不仅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而且公然卖官鬻爵,因其权势熏天,也无人敢惹。陕西扶风有位大财主叫盂佗,他为了升官发财,就去结交张让家里的奴仆,给他们送贿行礼,挥金如土。张让的奴仆们填饱了私囊,非常感激孟佗,就问他:“孟先生,你有什么事啊?只要说出来,咱们一定替你办到!”
“我只求你们明天当众给我磕个头就行了。”孟佗作了回话。
孟佗到了第二天,乘着马车登门求见张让。这时,张让的家门前早已被车马挤得水泄不通了,求见张让办事的人不下一千多。孟佗来晚了,挤都挤不到前面去。张让的管家正在门前台阶上吆喝地指挥着,一抬头,远远地看见了孟佗,就想起了孟佗昨天说的话。于是,他对周围喊了一声:“都跟我来!”一群奴仆分开众人,随管家走到孟佗面前,齐刷刷地跪下,给孟佗叩了个头。然后,簇拥着孟佗的车马,趾高气扬地进了大门。
前来求见张让的人,见了这个阵势,一个个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孟佗的车马进了大门,这些人纷纷议论,都猜测孟佗和张让的关系绝不一般。为了求张让办事,许多人便转而去找孟佗,争先恐后给孟佗送厚礼,以博取他的欢心。孟佗见自己的计谋得逞,心中大喜,凡送上门来的珍宝银钱,一概照收不误。然后,背着人,他再把这些钱财分一大半给张让。张让见财源滚滚而来,也很高兴,很快就任命孟佗担任了凉州刺史。
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核心,这就是当时人切齿痛恨的“十常侍”。古典名着《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中称:“后张让、赵忠、封曰羽、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遵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其实,小说中开列的“十常侍”的名单并不全对。所谓的“十常侍”,确切地来说,应是十二名大太监,即《后汉书》中列举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而且封为列侯,贵宠无比;其父兄子弟布列郡县,虽为朝廷命官,却所在贪残,蠹害百姓。张让和赵忠位居群奸元凶之位,就是他们的首领。
张让等人掌权后,便整日鼓捣着,让皇上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东汉政府残酷掠夺百姓,敲骨吸髓,但农民已经极端赤贫化,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于是,皇帝便想到了卖官鬻爵的一招。早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就在洛阳西园开设了邸舍,专门卖官收钱。公布的价码是: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石官四百万钱。对不同的买主可有不同的议价,廉价者收钱一半或三分之一。既收现款,也可赊欠,即“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卖官得来的钱,在西园修了座叫“万金堂”的仓库专门贮存,作为皇帝的私钱,以供自己挥霍。除了朝廷公开卖官外,汉灵帝和张让他们还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要职,规定三公卖千万,九卿五百万。他们又下令,凡刺史和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这些人升官、调任都要捐钱,名义上是捐助军费和修宫殿费用,每个大郡,仅此一项收入就高达二、三干钱。为了能多卖官,多收钱,灵帝他们又经常无故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可以调换几个人,每调一次,皇上就可有一笔收入进帐。官场完全变成了市场!
汉灵帝在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洛阳宣平门外修建东西昆圭苑和灵昆苑。司徒杨赐上书劝谏说:“先王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方合乎礼法。现在把城郊良田沃土都修作苑囿,驱赶居民,破坏生产,却养了大群珍禽猛兽,这恐怕不是治国的正道!”灵帝却听信十常侍的意见,对此不理不睬,照修不误。第二年,汉灵帝一时心血来潮,就让人在后宫修了模仿街市的阁楼店铺,让那些宫娥采女妆扮成小商小贩,吆喝叫卖。灵帝也身穿商人的服装,与几名亲信太监在酒楼上饮宴作乐,观看这些摊贩讨价还价、盗窃争斗。喝完酒,灵帝又弄来一群恶狗,给它们带上进贤冠,系上绶带,自己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街市上驰驱周旋,恶狗颠前跑后,高声吠叫。皇上玩得兴高采烈,大汗淋漓,才尽兴而归。汉灵帝原本就贪财如命,各地上贡的珍宝奇货,他都收积起来,留作己用,称之为“导行费”。有张让等人的教唆,更加聚敛有术。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八月,汉灵帝在阿亭道修了四百尺高的道观。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又让钩盾令宋典主持修南宫玉堂殿,令掖庭令毕岚铸造了四个铜人和四口大钟,把铜人布列在苍龙、玄武阙外,把铜钟悬挂在云台及玉堂殿前。又在宣平门外汴桥东侧铸造天禄和虾蟆,转河水入宫;复在桥西造翻车、渴乌,吸水喷洒南北郊路面。种种土木工程,不一而足。每一项工程完毕,张让他们都会大小发一笔财归己私有。
南宫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张让、赵忠不肯放过这发财良机,他们给灵帝出主意,让全国每亩地增收十钱的田税,用这笔钱来重修南宫。同时,还下令让太原、河东、狄道各郡往京城送木材、石料。州郡官员派人把材料送到京城时,张让就带上一帮小太监前去验收。小太监们故意横生枝节,从中刁难,宣称这些材料全不合格,强迫州郡把这批材料按原价的十分之一卖给他们。太监们“买”到材料后,再转手倒卖,张让等大小太监们凭空发一笔大财,老百姓却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凡是那些太监用不着的木材,就故意不买,任凭其堆积如山,腐朽变质。因而,宫殿建筑一拖再拖,连年不能完工,各地刺史、太守年年忙于追讨苛税,运送材料,老百姓不胜其苦,怨声载道。后来,钜鹿太守司马直在上任途中,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往京城,痛斥“十常侍”乱政的种种罪行。奏章送走后,司马直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迟早难逃一死,便喝毒药自杀了。汉灵帝知道了这件事后,似乎受到了一点震动,才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南宫的税。
张让同伙一边唆使汉灵帝聚敛财富,一边从中渔利,中饱肥私。“十常侍”在京城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都赶上了皇帝的宫殿。汉灵帝平常喜欢登上永安宫的了望台,向四处眺望。宦官们担心皇上会发现他们豪华的住宅,就欺骗灵帝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不应该登高。皇帝一登上高处,老百姓就要吓得东躲西藏,这可是不祥的兆头啊!”灵帝一听,从此再也不四处眺望。
在“十常侍”当权乱政的时候,在政治上也是欺凌公卿,无恶不作。后宫也有个别宦官能够奉法自守,不与张让一伙同流合污,难有好下场。吕强就是典型。吕强是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人,汉灵帝即位初,张让、王甫、曹节、许相等宦官都被封为列侯,灵帝也把吕强封为都乡侯。吕强认为自己无功于国。拒绝接受,并上书痛斥张让等人的奸行,从此和张让一伙结下了怨仇。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又劝说汉灵帝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精选刺史、郡守,召还“十常侍”在外地任官的父兄子弟。这样,吕强和“十常侍”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张让、赵忠、夏恽等人纷纷诬告说:吕强常和“党人”一块攻击朝廷;又常私下读《霍光传》,想效法西汉权臣霍光废旧立新;吕强的兄弟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恶名昭着。汉灵帝便让太监们拿着兵器,召吕强进宫。吕强愤怒地说:“大丈夫尽忠国家,我死了大乱必起,岂能受狱吏之辱?”随后吕强自杀而死。张让他们回宫后,对皇帝说:“吕强见陛下召问,还不知道所问何事,就跑到门外头草丛里自杀身亡了,可见他作贼心虚,有奸自明!”灵帝一听,立刻下令抄没吕家全部家产,逮捕吕强宗亲。吕强死后,侍中向栩又向皇帝上书,讥刺“十常侍”。张让他们也面见灵帝说:“向栩私通黄巾主帅张角,打算作内应,图谋不轨。”灵帝听后,立刻下令逮捕向栩入狱,张让派人在狱中杀了向栩。
随着东汉灵帝在政治上极端黑暗,人民饱受折磨,无法忍受剥削压迫,便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这根源就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各据州郡,贪残勒索,侵害百姓。老百姓无处诉冤,只好铤而走险,谋为不轨。只要陛下砍下十常侍的脑袋,挂在南门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不用派大军镇压,张角等人就会自行解散!”灵帝把张钧的奏章递给张让,让他自己去看。张让看后,唯恐皇帝治罪,就领着“十常侍”脱帽赤脚跪在灵帝面前,假称愿意自动入洛阳诏狱,以表示服罪。同时,“十常侍”又各自从家里拿出一部分钱财,捐作镇压黄巾起义的军费。灵帝一看张让等人都这样了,马上态度缓和,照旧信任如故。灵帝怒斥张钧:“你大胆狂徒,十常侍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后来,张让他们暗示御史,向灵帝诬告张钧学习太平道,跟张角有牵连。灵帝下令将张钧下入大狱,用刑折磨死亡。
马元义是张角大弟子,在起义前被派到洛阳刺探朝廷虚实。马元义曾收买了太监封谞、徐奉等人作为内应。不久,这件事情暴露了,汉灵帝十分震怒。急忙派人把张让他们叫来,劈头盖脸臭骂道:“你们整天说‘党人’要作乱!要造反!结果把‘党人’杀了不少,剩下的都禁锢了起来。可现在那些‘党人’个个为国卖命,努力平乱。而你们这帮混蛋中却有人和反贼张角勾结,难道不该杀头吗?”张让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张让急中生智,忙领着太监们跪倒在地,个个脸上带着一副委屈的神态,哀求说:“那些都是过去王甫、侯览他们干的呀!”灵帝一听,也就不再追究了。
镇压张角起义时,皇琢嵩领兵路过邺城,见赵忠的老家高门大院,不合礼制规定,便上奏灵帝予以揭发。恰在此时,张让派人私下向皇甫嵩勒索要五千万钱,遭到了坚决拒绝。张让便和赵忠联名上奏灵帝,说“皇甫嵩治军无方,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耗费钱财。”汉灵帝立刻召还皇甫嵩,收回了左车骑将军大印,改派张温和董卓去镇压黄巾军。
到了汉灵帝晚年,“十常侍”完全箝制了朝野,大臣中敢于与其抗争者,已属凤毛麟角。就上述寥寥数人,除皇甫嵩外,竟无一能幸免于难。“十常侍”群魔共舞,浊乱天下。
宦官的势力,在汉灵帝末年达到了巅峰,放眼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和他们对抗了。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逼向衰亡崩溃的前夜。拥有强大实力的世家豪族绝对不会甘心忍受这种局面,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等待着时机,以求彻底消灭宦官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