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汉魏古诗，同样写“美人”，有的有喻指，有的就无喻指。如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就只写佳人之美，无所喻指，而曹植的《美女篇》则借美人喻指有操行的志士。何以知其然也？只要通观全诗，抓住题旨即不难确定。《北方有佳人》是用夸张手法写佳人长得如何美丽：“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如果说这是比喻，那也只是借上古妲己、褒姒的美貌来夸张北方佳人之美罢了。《美女篇》则不然，前半篇写美女因貌美而人人倾幕，后文一转，说时人只见其容貌之美，却不识其灵魂之美，这美女节守自爱，绝不屈从于时俗。如果再结合作者身世来看，说这首诗有喻指，是完全正确的。诗中赞美那种与时俗抗衡的“高义”之志，正是曹植自抒胸臆、自命高洁的诗情流露。像这样通篇作比的，在古诗中并不是很多的，多数如《楚辞》，只是在某片断或某词中作比。
本来比兴手法源出于《诗经》，他们却偏说自“屈原以来的比兴手法”，其目的不在研究李商隐在《无题》诗中怎样继承和发展了诗歌的比兴手法。他们认为屈原是受压抑人物，又把屈原冠之以法家头衔，又说《楚辞》都寄托着君臣之情的，随手牵来这个比兴之说，正可为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孰料，经过上面一番分析，他们的企图也就不攻自破了。“屈原以来的比兴”，被后世诗家运用，写出了广泛的题材，抒发了种种情怀，这浩如烟海的诗篇，这源远流长的诗史，怎容这些人来任意糟蹋！
不错，李商隐是说过：“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但这正说明他写诗是继承古人比兴的传统手法，不是抽象地说教，而是借用形象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借少女、高松自喻才华操行的不凡，借古史的得失喻当朝的时政。他在仕途上失意，在爱情上有隐痛，不便明言，他就借物或借典来曲折婉转地表述。我们查遍了《玉奚生诗》，也找不到一首“是用男女相思比喻君臣际遇”的诗，更查不出有法家有受压抑或颂扬法家思想行为的诗。至于他们一再曲解的《无题诗》就更无这种思想感情了。
即以他们称为“无题诗》的钥匙”《锦瑟》诗来说吧：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们不顾全诗，只抓住一个“瑟”字便大做文章，一下子安到舜的头上，生说这是借“湘灵鼓瑟”的故事，寄托诗人悼念那个曾支持过法家李德裕的武宗皇帝的悲愤之情。
是这样么？古人也有讲过这首诗的，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其声，适怨清和。”《刘贡父诗话》又认为“锦瑟”是当时贵人爱姬之名。《酉阳杂俎》说：“锦瑟”是令狐楚家的青衣。这些说法虽不一定正确，但却给人一些启发：李氏青年时期确受过令狐楚赏识，曾留下幕下任职，又与其子令狐绹同学，因此李到令狐家听到青衣锦瑟女弹奏演唱，当属可能。即或“锦瑟”不实指某人，以乐器论，弹奏也得靠人，写乐器也难离开写人。不查典实，仅就诗论诗，也是很明白的。
全诗在描述一位乐伎弹奏锦瑟，回溯已逝岁月，抒发其往事不堪回首的怅惘之情。她可能已年近半百，正巧与锦瑟的弦、柱数相似，因此拨弄一弦一柱，都引起往事的回忆：年轻时曾有过“庄生晓梦迷蝴蝶”式的醉人生涯，后来又有发生过“望帝春心托杜鹃”式的悲苦创伤；这悲苦创伤犹如“沧海月明”，珠泪迸洒不尽，难以填补，而那醉人生涯又好像“蓝田日暖”，美玉光华闪闪，使人无限迷恋。最后说：这些情景啊，只能在瑟曲的追忆中寻觅，青春一去不复返，岁月无情催人老，收拢锦瑟，怅然若失！
看，这不是一首极普通的追忆悲苦身世的抒情诗么？哪有丝毫喻示“唐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的影子？他们把《锦瑟》之所以称为《无题诗》的钥匙，无非就是为了给《无题诗》规定一下影射的基调，就是说《无题诗》“讲的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于是好拿这把钥匙去开所有《无题诗》的各扇门窗，最后给《无题诗》罩上“儒法斗争”的烟幕，以达到他们借古喻今的目的。
再看《无题》“昨夜”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腊灯红。嗟余听鼓应边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梁效抓住第四句就按“君臣际遇”模式，武断地说这是表达李商隐“和帝王的心是相通的”，但反回头又说帝王们“通宵寻欢，酒暖灯红，”诗人则“深深不平”。在这调子下，马上就有人演绎发挥，首先给“昨夜”诗定下影射主题是“直接对宣宗和令狐的抨击”，擅自确定这首诗是“大中四年（850）十月的作品”，目的是使之与宣宗即位和令狐绹拜相的时间吻合。同时又抓住当时诗人赵嘏的两句诗“昨夜星辰回剑履，前年风月满江湖”，就说李商隐是“故意套用这个当时流传很广切题的句子，对令狐绹作了辛辣的讽刺”。又把“画楼”定为“结鳞楼”，“桎堂”定为“翰林院”，由此推想夜宴地点在“含春亭”，是令狐绹的拜相处。把“彩凤”说成是受儒家迫害的法家，“失去翅膀不能振翅高飞，使社会进步”了。把“灵犀”说成是诗人心中的火炬，可以洞察一切。把“送钩”、“射覆”说成是令狐“讨得皇帝欢心”。把最后两句说成是“诗人像无根的蓬草一样被风吹得到处飘零”。同时，还把这首诗与《锦瑟》比较：说一个是对法家皇帝的怀念，一个是对儒家皇帝的抨击。真是随心所欲，任意曲解。
《无题》连题都没有，确定年代是有困难的，一般只能就诗的内容分析来推测。“昨夜”诗末句提到“兰台”。“兰台”是唐高宗龙朔二年改秘书省为“兰台”的，李商隐在开成、会昌间任秘书省正字，至宣宗登极即从郑亚赴广西为掌书记。而令狐绹拜相的大中四年，李正在徐州卢弘止幕府。说这首诗写于是年，是不合实际的。又赵嘏的《十无诗》乃寄桂府杨中丞的，其第一首头二句《全唐诗》作“琴酒曾将风月须，谢公名迹江湖。”赵登进士第较李晚五年，李诗开头叙写时间地点句又何来“套用”赵句呢？“昨夜星辰”，只是点明时间离得很近，夜色很美而已；“画楼、桂堂”，只是点明地点，是泛指的一种美称罢了。再从结构来看，如果此诗果是一首讽刺儒家君臣际遇的诗，短短八句，也不会首联写儒家君臣宴集的时间地点，人物还未出场，颔联就突然写法家的“身”和“心”来，到颈联又接首联让儒家出场，还未及讽刺抨击，尾联又扯到法家对自身的慨叹，忽而东家狗，旋又西家鸡，这样乱刀分割，还哪像一首完整的律诗？再说，这里既是儒家君臣在打击法家君臣之后的拜相盛会，又怎能容许一个被打击下台的法家小兰台令参加？
我们说《无题》“昨夜”是一首完整的描述一场爱情的抒情诗。首联点明了诗人与所爱者会见的时间、地点，夜色迷人，环境幽美；颔联抒写两人虽已见面，却因某种原因阻挠，大有咫尺天涯之恨，但是两情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颈联记下了所爱者的真切行动：宴席间，当“隔座送钩”——行酒令到诗人时，伊人又为他高举蜡烛，照得诗人眼明心红。这中间两联，一抒情，一描叙，一虚一实，把这场受拘限而又不甘束缚的青年男女恋情表现得何等动人！尾联说，苦恨时间短暂，就是这样有限而又可怜的会见也不会再有了。听，晨鼓频催，诗人即将起身应官差离开此地，有如蓬草随风飘散。诗末流露出个人命运不能自主任人摆布、毫无办法、徒唤奈何的情调。回应开头，昨夜轻风该多么情深，把诗人送到伊人身边，有此邂逅的机遇；可今晨的更鼓却又何等残忍，催逼诗人马上别离，辗转天涯，后会无期。
这不是一首很好懂的诗么？如果说还不懂，那只能说诗中的底蕴还没揭开，女方是谁家小姐或奴婢，是何人阻挠他们不得倾吐衷肠？但是，这些不知道，又有何妨？我们从诗中既已体会到诗人恋慕的真情，敢于揭示出目前的“转蓬”处境，这还不够么？为什么非要硬扯到儒法斗争上去？
梁效好不容易从李诗中找到一条根据：“楚雨含情皆有托”。不知出处的人，可能被他骗过，以为这是李商隐写《无题》诗的指导原则。其实这是李诗《梓州罢吟寄同舍人》中颈联的上句，原意本是说同舍人善于逢迎长官，朝三暮两，不管换谁来当政，他都能应对得很好，有所依托。是依托之托，与写诗之有所寄托，毫无关系。
他们又一个说法就是李商隐是“处于压抑地位的法家人物”，因此只有借《无题诗》才能“转弯抹角”地抒发“蕴藏在胸中的郁闷”和“积愤”。
是这样吗？请看《寿安公主出降》诗：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
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诗人在这里怀着极大的愤慨痛指文宗皇帝将堂妹下嫁给割据一方，拥兵作乱的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说这是“事等和强虏”的屈辱作法；把亲叔父绛王杀害了，又把他的女儿封为寿安公主，这种“睦本枝”的殊恩，又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最后严正指出：只要封建割据、兴兵作乱存在一天，这种屈辱下嫁之“礼”以及这种骗人的“殊恩”将永无休止地演下去。看，这无情的揭露、大声的痛斥，有一点隐晦么？没有，一点也没有！诗人到了出离愤怒之时，早就抛开一切顾虑，一反抵抑之调，而化为怒目金刚了。
我们再把某些人定为怀念李德裕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和《哭刘》等诗来对读一下，则益见“转弯抹角”说之荒谬了。他们说什么法家代表人物李德裕贬谪崖州，就使李派法家遭受同一厄运，所以作为李党成员的李商隐不得不作《无题》以寄休戚与共之情，表述斗争到底的决心。此说如成立，我们不禁要问：同一个李商隐为什么对李德裕的被贬，既写了《无题》，又写有题《李卫公》、《旧李将军》、《泪》诸诗呢？
李德裕会昌四年（844）因平泽潞叛乱被封号为卫国公，当他一贬潮州，再贬崖州之后，李商隐写诗寄情，竟敢用李德裕的封号为题，竟敢控诉因李德裕的被贬致使一时的贤才四散飘零：“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而李卫公这样一位名将军、贤宰相却被贬到海南去看歌舞，听鹧鸪哀鸣。“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这两句诗具有多么大的讽刺力啊！在《旧将军》中更借颂汉将军李广的功绩来颂李德裕的功德，借为李广鸣不平而为李德裕喊冤。“李将军是旧将军”，一语双关，把诗人对李德裕所受冤屈的激愤之情，抒发得多么真挚坦率！这和“相见”《无题》诗的凄清哀婉：怎能同日而语呢！
再如李商隐哭他的好友刘的几首诗，也没有以《无题》来“转弯抹角”。刘，何许人也？当文宗大中二年（848）皇帝“亲策制举人贤令方正”时，他竟敢冒犯天威在对策中大胆揭露宦官集团专权祸国的罪行，又历引春秋史实，讽及文宗，发出要诛权奸的檄文。最后下第，不得仕于朝，又被宦官诬以罪名，贬为柳州司户，终于积愤而死。对于这样一位誓死与权奸抗争到底、目无皇帝威严的危险人物的死，李商隐不是一哭再哭一连写了四首悼亡诗吗？他大声疾呼赞扬刘是“有美皇扶运，无谁荐直言”的旷世之才。他明目张胆地为刘鸣冤叫屈：“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他由衷率直地称颂刘“平生风义兼师友”，他更大胆仗义地指责文宗如同“深闭九阍”的“上帝”，“不下问衔冤”。诗人只能“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併将添恨泪，一洒向乾坤”！这样不顾一切地直抒胸臆，哪有一点“转弯抹角”的意思？
§§§第15节“剑器舞”必须持剑舞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一首描写剑舞的名诗。《杜甫诗选》注“剑器”：“舞时着军装，持剑。”这条注释本来是不错的，可是却有人著文说：“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望文生义。”摘抄了几则资料，先说是“健舞名”、“武舞名”，又说是“武曲名”，最后结论“剑器是彩绸舞”。
如果这样摘抄引证下去，古人的解释还有很多。但是，注释或解释，毕竟是后人读书之所得，只能是一家之言，只能供其他读者参考，注释绝不能代替原诗。再考，古人讲的也不一定都对，讲错了，今人发现了也可纠正。正确的态度是既不可轻易否定古人研究的成果，又不应轻易盲目迷信古人尚未验证的论断，一定要实事求是。在资料不足时，一是存疑，待发掘新资料研究后再定；一是反复研究原作，从对原作的分析中探索求其内在实质。
杜诗《剑器行》，前人对“剑器”确曾做过不少考证注释，但是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互相转抄，不外证明它是舞名或曲名。这一点，似乎从无异议。问题出在“剑器”舞也好，曲也好，表演时，舞蹈演员究竟是挥彩绸还是挥剑舞？
比如《正字通》诗是：“空手而舞”。《札朴》却说是：“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宋史·乐志》上则说：“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袜额，带器仗”。联系起来看，说明“剑器”舞，既可空手舞，又可持彩帛舞，又可带器仗舞。
又，段安节《乐府杂录》说“剑器是健舞曲”。《宋史·乐志》说：“剑器是宫调曲名”，属中吕、黄钟曲调。陈阳又说：剑器是舞曲名。联系起来看，“剑器”不只是一种舞蹈，还有配乐，配上中吕、黄钟一类曲调。
综合起来，“剑器”当是一套完整的歌舞名称了。但是，这些都只能解释杜诗的用词来源，却仍然不能说明杜诗所描述的主人公舞“剑器”时是空手，是持彩绸，还是持利剑。
倒是《唐诗选》307页注引钱谦益的《杜诗注引》说得近情理：《明皇杂录》记称：“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但可惜又说，“今本《明皇杂录》无此文。”仇兆鳌《杜少陵集注》也引《明皇杂录》，文字与钱引文有出入，没有“善舞剑”三字。
对歌舞者来说，歌舞时带不带器仗，要看具体场合而定。比如在宫廷舞《剑器》，遇上胆小的皇帝，就不让舞真剑，可以木制剑或彩绸来代替挥舞；如遇上好武尚勇的皇帝，不但非要持真剑舞不可，还可能自己也拔剑随众起舞。在其他场合也同理，方便时持器仗，不方便时只好用代用品。比如，今天假如有一支歌舞小分队到前线演出，只带了预定节目的道具（即器仗）。可是，战士临时点出节目，是预定节目所没有的。这时表演只好徒手作比成样，或用代用品表演一番。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准，就说某舞是徒手舞或持代用品的什么什么舞。对《剑器》舞也应这样看，这种舞本应持剑舞，可是在不方便时也可能彩取其他权变方式代替。权变，毕竟是应急之变的措施，不能以权变一时的形式定为原来的定式。
《剑器》，首先应有剑器物本体，因为这种舞是持剑器而舞，然后才能定名为《剑器》舞；正如《大刀》舞，必须用大刀来舞样。（当然大刀可以用木制的，不一定是钢铁真刀，总之必须是刀）
再说，剑舞乃是我国的一种古已有之的舞蹈艺术。鸿门宴，是人所共知的历史故事吧？《史记》早有明文记述，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错，是因为要杀害刘邦才舞剑，但是必须首先承认舞剑是当时酒宴前的一种武舞艺术形式，才有可能乘此时此地表演之机，实现杀刘阴谋。正因为舞剑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刘邦手下大将樊哙也能相应地为保卫刘邦而挥剑起舞。在汉朝如此盛行，在唐朝也盛行不衰，李白曾见过司马将军舞剑，岑参曾见过酒泉太守舞剑，吴道子见过裴将军舞剑，杜甫也曾见过武卫将军舞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