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杜甫的《绝句》不是好诗吗？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谁不赞赏这是千古绝唱？至今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背诵如流。老舍先生当年曾赞叹头两句仅用十四个字就写出两种飞禽，一种树，还有一个大的天，四种颜色，两个动作，两个数量词，活画出一片活泼而又鲜明的绚丽春光景色。可是，明代的两位文学评论家杨升庵和胡应麟却贬之为四句“互不连属”，实乃“断缯裂帛（撕裂的彩缎）”。到了当今八十年代还有人著文诬说杜甫这首诗是不好绝句的典型，说它结句没有反诘词语，只是四句平铺，没有力量。
这首诗即使单从写景来看，也不是“互不连属”的。你看，诗人站在窗前眺望，天上地下，远岭门前，尽收眼底：平视眼前有翠柳黄鹂，仰望高空又是青天白鹭，遥观西岭覆雪，近看门泊旧船，这不是幅完整的立体春光图么？从景物给人的观感看，“鹂鸣”“鹭上”，一片生机盎然；窗含雪冷，千秋不变，门泊船静，万里难行，又饱含一种凄凉困顿、无法解脱的凄情，这不是抒写得浑然一体、意满情深么？假如能翻阅一下写这段生活的杜诗，就会进一层体会到诗中所蕴含的诗情。
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年）重返草堂之时，先一年十月郭子仪收复京师，杜甫闻讯曾多次抒发欣喜之情，流露出厌蜀还乡之意。送归京友人说：“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游子》诗更道出久居巴蜀的苦闷和东归未遂的怅望：“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破船》诗中更羡飞鸟的自由，愧对东流逝水，又一次表露久居他乡、不愿久留之情：“仰看西飞翼，下愧东逝流。”“所悲数奔窜，白屋难久留。”在另一首寄友人诗中更叹息久居异地的可怜心境：“永作殊方客，残生一老翁。”他说如能与仙人换骨，就可以“遣御轻风”遂心愿了。
了解了诗人当时心境，再读原诗就会感到：啊，黄鹂唱得多么欢快，白鹭飞得多么昂扬，久困巴蜀的游子怎能不羡煞鹂鸣于翠柳的欢悦、鹭上青天的胆魄呢！下面一转，面向现实：窗对的是千秋雪覆的西岭，令人愁苦，心灰意冷，甚至凝滞；门前停的是可以去东吴的万里征帆，曾几次梦想乘上它，“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可惜，二月闻知老友严武再镇巴蜀，遂改变东归北上的打算，由阆州又回成都草堂。“扁舟系缆沙边久”，眼巴巴望着这船一天天破旧下去，自己却仍旧离不开这“千秋雪”的凄冷之地。
这首诗正是以眼前景、口头语写出弦外音、神远意，所谓“语近情遥”是也。古人作诗“以含而不露为贵”。“不露”，是作诗难处，更是读诗难处。说这四句只是四句平铺写景诗，正是忽略了这“含而不露”之情了，而情正乃诗之魂，是诗的内在联系，只有细味之，才能达到心领神会。
§§§第12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不是伪作——驳赵良壁先生的曲解
最近香港《明报月刊》载赵良壁先生著文，认为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是明人胡震亨的伪作。这确是惊人之谈。仅从上海《社会科学报》（1989年12月14日）转摘的文字看，其谬误是比较严重的。为了慎重起见，兹录摘文如下：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是伪作。诗中岐王、崔九（崔涤）是在开元十四年去世的，那时杜甫只有十五岁，那是不可能在洛阳与李龟年寻常见的；岐王系开无（应是‘元’字之误）年由郑州刺史调任岐州刺史，不在洛阳；崔九是安善人，是学官，在洛阳无家宅，杜甫是小孩，又怎能称崔九？而‘江南好风景’怎会是‘落花时节’呢？所以，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不录此诗，从现存的明刻本考信（当是”证“字），当是明胡震亨伪作。”
“落花时节”为什么就不可称之为“江南好风景”呢？请看：“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不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好风景”么？
《万首唐人绝句》没有收这首诗，不足为据。与洪迈同生于南宋初年的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注杜诗》就收有这首诗，黄鹤还重定了《杜甫年谱》。不但如此，黄鹤还特别对这首诗讲了他的独特看法：
“开元十四年，公止十五岁，其时未有梨园弟子，公见李龟年必在天宝十载后。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据此则所云‘崔九堂前’者，亦当指崔氏旧堂耳。不然，岐王、崔九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安得与龟年同游耶？”
既然宋代杜诗研究者已见过并注释过此绝句，则“胡震享伪作”说不是不攻自破了么？
还有比宋本更早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比杜甫稍晚四五十年的郑处诲所著的《明皇杂录》。郑氏在该书卷下有如下的详实记述：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都下。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弟也。”
郑处诲是唐大和八年的进士，历任朝官及州刺史，写《明皇杂录》时正值校书郎任。郑所述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赠诗诸情节，该是可信的吧？胡震亨晚于郑氏达八百年之久，胡的伪作怎会进入郑著中去？
杜甫十五岁为什么就不能“与李龟年寻常见”呢？请看杜甫自己的回答：“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杜甫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就拿崔尚来说，他是则天朝的进士，官至祠部郎中，对杜甫来说，他是位高辈尊的前辈，《全唐诗》还存有他的诗。十四五岁的杜甫竟被这样的前辈称赞曰“似班扬”，可见其年少才华该是何等地惊人了，正因为如此，杜甫才能在如此年龄“出入翰墨场”中，与当时的文化艺术界接触。因此他能到“岐王宅”“崔九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赵先生又以岐王、崔九在洛阳没有宅第为由，说杜甫不能在此两家见到李龟年。赵先生的论据是欠充分的。岐王在外任过两度刺史，既无时间长短可考，又无知两任之外的官职，怎么能知道他在洛阳一定没有宅第呢？同理，崔九在京任秘书监，只是他一生中的一段经历，也不能以之概括出他一生在洛阳总没有宅第。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岐王和崔九在洛阳都有宅第：
“考东都尚善坊有岐王范宅（见《唐两京城坊考》），崔氏亦有宅在东都”（张说《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终于洛阳之遵化里，”郑氏即涤之母。）（《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一多先生又考证，杜甫幼年因病或母早亡，尝寄养于洛阳仁风里之姑母家。再者，杜甫家住巩县，距洛阳又很近，到洛阳机会也不会少的吧！
再看岐王和崔九的本身情况。岐王是一位“好学工书，爱儒士，无贵贱尽为礼，又聚书画，皆世所珍者”的风流儒雅、结贤纳士的贤王。崔九的两位哥哥都是朝中重臣，湜是中书令，液是殿中史，而崔九本人又曾与明皇（藩王时）同里相居，二人“素款密”，明皇即位后，即指崔九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优越他臣。后来明皇又为他改名为澄，又加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安喜县子（按：“安喜”为封号，“县子”为爵位等级，可赵先生却误以为崔是“安善人”。实际崔湜弟兄是定州人）。且岐王与崔九都爱与诗人乐师交往，如大诗人王维就是他们的朋友。《全唐诗》中王维有六首诗是写他们之间的友情的。从这几首诗中既可看出崔九曾游历过江汉，还可知崔在洛阳有门扉，又可看到岐王爱好歌舞竟至达到“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仙家未必能胜此，何事吹笙向碧空”。李龟年的音乐天才，确曾在岐王宅里大显身手过。试看这段生动的记述：“龟年）尝至岐王宅闻琴曰：‘此琴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则曰：‘前弹者陇西沈研，后弹者扬州薛满。’”
作为“说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少年杜甫来说，在洛阳与歧王、崔九、李龟年交往，不是意料中的事么？至于称涤为“崔九”这乃是杜甫晚年在江南逢李龟年时对崔的称呼，又有何不可？
赵先生的“伪作”说实乃从黄鹤说蜕变而来。黄说本来讲得就不准确。如说杜甫十四五岁时“未有梨园弟子”，当今也有人沿袭此说，引《明皇杂录，逸文》：“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御览》五百八十三）其实，梨园弟子早在开元初年已经出现了：
“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唐会要》）
“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雍录》）
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也说过，开元三载他观公孙大娘舞剑时已有宜春、梨园二伎坊。至于李龟年的演唱，在《杨太真外传》中已清楚地记述过，开元中明皇赏牡丹时曾命李龟年歌李白新词《清平乐》的盛况。所以黄说杜甫见龟年“必在天宝十载以后”是错误的。黄鹤由于在时间上的判断失误，才出现了以下推论上的错误，说什么杜甫当是在“嗣岐王珍”、“崔氏旧堂”见过李龟年的，说什么开元十四年歧王与崔九不能与李龟年同游等等。赵先生又在黄说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臆断，造出“胡震亨伪作”的异说，实乃大错特错！胡氏本是明代大学者，如赵先生所指，此绝句既谬误百出，将此谬误强加在胡氏头上也是不应该的吧？
这首绝句，黄生说：“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这样的好诗，怎能成了后世的伪作！
近年来，有些读书不多又想一鸣惊人的学子，总想抓住只言片语就妄自否定前人的名篇杰作。在他们眼里，认为我国古代没有什么好的遗产，如果有也是后人为了抬高古人伪造的。头几年掀起的否定岳飞《满江红》的风波，就是突出的一例。
我上述摘引的一些资料并不新鲜，都是老生常谈。只是这些材料不被那些人看在眼里罢了。所以我奉劝某些研究者，还是多读点书的好，不要盲人摸象，妄作异说！
§§§第13节关于李商隐“雏凤”诗题的断句
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北京晚报》“应读者要求”发了一篇《叶帅引用的李商隐诗句》的解释文章，该文对李诗的原题断句为：《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这样断句，我们认为似是不妥。
按：韩冬郎（844～约914以后）名尧偓（不是渥），字致，小名冬郎。其父韩瞻，字畏之，即题中之“畏之员外”。韩瞻既是李商隐的同年好友，又是连襟（二人同是王茂元之婿），因此冬郎乃李商隐之甥。
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1）冬应约去梓州幕，韩家为之饯行，是时冬郎年仅七岁。诗中的“十岁裁诗”，乃取整数之谓也。七岁的冬郎即席为姨父赋诗，使一座皆惊，这是席上当时之情景。“他日”，乃李与冬郎别后之一段时间；“余”者，李之自谓也；“追吟”，追忆低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乃冬郎送别诗中之句；“有老成之风”，是李追吟时赞美冬郎诗之评语，“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赞美这位七岁儿童诗作大有杜甫所仰慕的庾信诗风。而且这句诗也正与李诗“冷灰残烛动离情”句相应，冬郎对大诗人姨父的留恋竟至连宵侍坐于其侧，不忍离去：因“连宵”，故“冷灰残烛”；因“离情”，故“徘徊久”之。据此理解，原诗题应这样断句似为合理：《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
该文由于把原诗题断句断错了，下边的解释就矛盾了：说“韩冬郎即席所赋的诗引起的震动，竟使一座尽惊，致使老于诗作的李商隐也连宵侍坐。”这样，就把李于“他日”“追吟”的成分给抹掉了，全变成离别时的记述。李回赠韩诗的活动也挪为送别的当晚了。即席唱和，岂能用“寄酬”？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该文竟将韩李颠倒，长幼错排：本来是外甥连宵待坐于姨父之侧，一下子却变成姨父为外甥连宵侍坐。“侍坐”者，下对上也，岂有年近四十岁的姨父侍坐七岁小外甥之侧竟达“连宵”之理？
该文解释“老凤”的喻指只限于韩冬郎的父亲韩瞻，似也欠妥。“老凤”，不只喻韩父，也应包括李商隐在内，甚至可以扩而广之应喻为韩李这一辈前人。
原诗的第二句：“冷灰残烛动离情”，本来讲的是韩冬郎“十岁裁诗走马成”的当时情景。由于连宵侍坐不忍离别，而夜久竟至残烛灰冷，冬郎的诗正是描绘这一情境的。可是该文却把第二句讲成“使在座的残年老人都受了感动。”还是由错断诗题原句而误解的。“冷灰残烛”乃是实景，绝不能喻指“残年老人”，“动离情”，就是动离别之情，绝不能曲解为“受了感动”的“一座尽惊”之情。
附：李商隐赠韩偓的第一首绝句浅析于后：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韩偓是李商隐的同年，又是连襟韩瞻（字畏之）的孩子，同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1）冬应友人之约，前赴梓州幕府。离京时，韩家为之饯行。韩偓小字冬郎，此年七岁，曾即席赋诗相送，使得“一座皆惊”。
“别时冬雪到时春”，五年后的春天又回到了长安，追忆冬郎赠诗情景，遂书二绝酬赠之。
这里引的是第一首。首先赞十几岁的冬郎诗才敏捷如“走马”之疾速。接着追忆冬郎当年即席赋诗之情，冬郎有句云：“连宵侍坐徘徊久”，正可作第二句的注解。“冷灰残烛”正是“连宵”难寐的情景；“侍坐徘徊久”，正是“动离情”的具体写照。这里不只是含有亲人远离之情，更可看出冬郎自幼在姨父身前侍坐恭读，学诗学文不忍离去之意。
后两句勉励祝愿，说冬郎犹如雏凤胜老凤。桐，为凤凰栖息之树；丹山，乃凤凰出产之地。清，指雏凤鸣声清亮悦耳，实喻冬郎之诗作清新动人。“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就是说：冬郎在美好的环境里，前程似锦，不止要胜过父亲，也要胜过姨父这一辈前人。后来韩偓果然勤勉好学，进士及第后，不仅历任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等职，而且成为唐末“景状入诗兼入画”的著名诗人。
§§§第14节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驳梁效、童新等之谬论
自从梁效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定成是“用男女相思比喻君臣际遇”的调子之后，南北某些学界人物也跟着喧嚣一时，说什么《无题》“是诗歌化了的法家政治”，“具有晚唐儒法斗争所表现的‘三棱镜’式的特点。”是“借助屈原以来的比兴手法，‘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转弯抹角地说出蕴藏在胸中的郁闷，表达出处于压抑地位的法家人物的积愤。”
不错，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是说过：“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我们翻开《楚辞》看看，用“美人”喻指楚王的有三处：“娇以遗夫美人”、“与美人抽怨兮”、“思美人兮，揽涕而佇眙”。以“美人”自喻的有一处：“恐美人之将暮”。以“香草”作比的最多，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喻楚王；“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这些香草都喻指青年人才。可见，“美人、香草”在《楚辞》中也不一定都喻指君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