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真正崇高的愿景，是你在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约定。
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
我有不少做艺术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我认识很多年了，近年来他的画越卖越好，名声越来越响亮，上了大拍卖会。而当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混得很不怎样，他的画不怎么被人欣赏。艺术家聚到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喝酒吹牛，说谁谁谁的画一下子卖了100万之类。而他又上有老下有小，从不讳言自己的画不好卖。
他做了很多被艺术家们瞧不起的事情。比如去给那些想上艺术学院的孩子做家教，教素描，甚至和他弟弟开过一个包子铺，卖包子。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探索。现在，他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
最近一次我们喝酒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直热爱艺术，之所以那时候愿意做很多艺术家不屑于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个理想，而不是因为自己有理想，就成为别人的负担。他说，今天他才证明，他可以靠艺术养活自己，包括家庭。而这些年，很多当年和他一起的艺术家，还在长年累月地谈理想，甚至因为理想实现不了，而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还有一位朋友，是我的校友，因为一个挫折，在监狱里待了10年，这期间，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已经发了财，至少也是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而他从监狱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摆地摊卖服装，然后他一边读书，一边重新规划自己下面的路。这个朋友让我佩服，他才真正是了不起的。
我也有过人生特别灰暗的时刻，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甚至眼前愁孩子的奶粉钱从哪里出。我做过的最坏打算是，如果在中国，我靠当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话，我就去当导游或者翻译，那是我自信可以做得好的工作。如果那些都不行，我哪怕去卖红薯，也一定要让自己和家庭免于匮乏。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大不了回家卖红薯的底气，也许我不会坚持到今天。
现在时常有一些年轻、有志于公共事业的大学生问我对他们人生的建议，他们常常有非常宏伟动人的理想。但我会问他们几方面问题。第一，你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有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供养么？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父母很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先要努力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能帮助自己年迈的父母享受晚年，或者支持需要学费的兄弟姐妹。这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在做公益。第二，你谈恋爱了么？准备结婚要孩子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要考虑好，或者至少你和你的对象要有一个人，哪怕去开餐馆，开出租车，也要承担起为家庭赚钱的责任。和理想相比，这些都是非常俗的事情。
有一些大学生觉得我好像在给他们泼凉水。他们看了很多外国人的故事之后就说，大学毕业就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灾民或者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事业多么令人激动啊！
但是说一句恶俗的话，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不像欧洲人，他们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好了，不用担心父母老了无人供养，不用担心家庭成员有了病得不到医治，不用担心孩子将来上不起学。
而在中国，这些都需要你考虑。生存的压力和竞争几乎是残酷的，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好的赚钱前景，你就不得不做好“你以为你做好了，但其实还不够”的思想准备。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老人生病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这些都是坚守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文艺青年气质，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或者文化事业，而且是两口子，最后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还要长辈接济，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也有很大的压力。我虽然很敬佩这样的朋友，但那是人生选择的一种，作为我的观念而言，我并不向大家推荐这种选择。
如果你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能忘记，你对你的家庭和你爱的人，包括对你自己，都负有责任。
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如果他们没有支持你，就会有负罪感。真正崇高的愿景，是你在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约定。
（2011年）
那一代人的匮乏焦虑
最近这两年，我越来越反感那些开口闭口中国文化如何如何的言说。因为文化这个符号被装入了太多有预定色彩的空洞的含义，以至于从这种缺乏界定又带有很多倾向性的概念出发，根本就不能进行什么有价值的讨论。特别是很多人在说因为中华文化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一根弦去反思一下，他嘴边所谓的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古人很重视概念的清晰，才会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法。而当代包括很多著名的学者，从批判所谓“文化劣根性”的和颂扬所谓“文化主体论”的，都是一样的说起话来一团糨糊。
相对而言，布迪厄的场域（field）和惯习（habitus）概念，对中国当下清晰地认识一些问题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场域的概念，是专门用来置换被人们说滥了的“文化”的。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由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场域”构成的。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就是他讲的惯习（habitus）。在他看来，惯习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实践的知识，而非推论的或意识层次的。人们受惯习指导进行实践时是潜意识的，无知无觉的。
围绕日本核泄漏传言带来的中国抢盐风潮，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谈对于有长期匮乏恐惧记忆的中国百姓，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去排队的倾向表示理解。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主要的商榷意见，基本上就是延续了鲁迅的“文化劣根性”观念，认为我是在试图掩饰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其实鲁迅作为一位有批判色彩的文学家还是很不错的，但要在社会科学层面论证一个问题，滥用鲁迅的传统就是谬种流传了。
如果说抢盐是因为自私自利的民族劣根性，我举另一个例子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在世博会期间，组织者发明了一个玩法，花30元可以买一本“世博护照”。在我看来，一本“世博护照”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包盐呢，居然要30元，也有人买。更绝的是，他们说，只要拿着这个护照，就可以到各个国家馆去盖章。在我看来，那实在是荒唐，这么一本山寨护照就算盖满了章，又有多大价值？还不如多买几包盐，好歹也能回家泡澡用呢。
但是盖章就是触动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盖章几乎让我的同胞忘记了世博会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为了盖章排队排到晕倒，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盖章秘籍”，甚至出现了专门盖章的暴走族。据说很多人还特别爱上所谓“联合馆”，因为只需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转遍二十余个非洲国家的展位，收集到二十余个印章不成问题。还有黄牛党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盖章的热情把全世界给震惊了。据报道，某欧洲国家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还有一个北欧国家的工作人员，对着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哭了：“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呢？还是说自私的民族劣根性。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在那个夏天挥汗如雨排队盖章的同胞们，如今面对那一本盖满了章的山寨护照，究竟获得什么福利的改进？我也找不出来，哪个古人像孔夫子之类的，教导过中国人要热爱排队，热爱盖章？
但是这个社会事实是，我的同胞一听见有盖章的声音，再看见排队的长龙，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像公牛看见了红布一样的冲动，拼命都要挤进去，无论如何都不能落下。
这用惯习最好解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从小到大，谁没有排队盖章的经历？谁没有找人办事的经历？而盖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意味着权力的恩准，而越是要排长队才能盖到的章，越是说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场域和惯习。
我观察相当一些爱讨论中华文化或者儒家文化如何如何这样又大又空的概念的人，要么变得狂妄自满想解放全人类，要么自卑得恨不得诅咒自己的民族是劣等种族。这都不是理性的态度。
多从惯习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吾国吾民现在的状态会更平和客观一些，也更有建设性。一个人群难免会有些让人不快的坏习惯，就好像不习惯城市公众生活的人，也许会当众挖鼻孔或者吐痰，甚至完全无意识地这么做。文化批判除了激起优越感或者自卑感这样的情绪，没什么好处。知识分子假如能唤起社会对一些惯习的自觉，已经足够推动社会的改进。
（2011年）
天性的知识分子
我有个多年的朋友吴立红，家住无锡太湖边。吴立红是个农民，过去家里穷，没上过几年学，对天体物理等也一窍不通。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下象棋，一不留神还成了方圆百里的象棋高手，得过几次无锡市的象棋冠军。
他还有一个爱好是钓鱼。常常到太湖边钓些鲜活鱼虾，再邀几个好友，下几局棋，再就着湖鲜喝几两小酒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江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在宜兴一带也兴起了很多化工企业，在日积月累间，无数的化工污染被排入太湖。
吴立红发现太湖的鱼越来越不好钓了，他还经常在湖面发现漂浮的死鱼。到了夏天，太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多通向太湖的河沟都散发着腐臭的味道。他到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政府总是敷衍了事，每次都应付吴立红说水质没有问题，排放的废水都是无毒达标的。但明明鱼都死了，河水也发臭，怎么会没污染呢？吴立红下象棋的较真劲儿犯了，开始查资料，取水样。还跑到南京、北京找专家问询，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太湖水被污染了。这个较真的人让当地政府非常尴尬，他们把他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编了一个罪名让他入狱。
而我所了解的这个心宽体胖的汉子，从来不会想到找任何人的麻烦，他也不会对任何人抱有仇恨。他只是格外较真，他实在难以理解，明明太湖就是严重污染，政府却睁眼说瞎话。政府给的答复无法让他安心，他必须要自己搞个明白，讨个说法。在他看来，明明是一加一等于二，哪怕有人给他再多的钱让他承认一加一等于三，他也做不到。在我看来，他真是像易卜生笔下那个较真的斯铎曼医生，很是不讨人喜欢。到了2007年，太湖蓝藻大爆发，沿岸市民都喝不到干净自来水，这才证明吴立红是对的。
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有环境专业，博导培养了很多学生。每个地方也都有环保局和相关专家，他们都是吃环保这碗饭的，有些人还通过论证三峡工程不会影响环境这样的课题而成为院士。但在我看来，吴立红这样一个农民，就是出于求真的信念，没有让国家给他发一分钱，自己进行环境的研究，他这种坚守独立人格自由的精神，才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范儿。
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跟他有没有上过大学，当过博士，或者有个海归、教授的头衔完全没有关系。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天性，就像《红楼梦》中所说的天地之间的“聪俊灵秀之气”，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
前些日子岳母来北京，住在我们家里。她文化大革命时读的小学，可想而知没学什么东西，一辈子就是湖南小镇上的家庭妇女。我们家里除了电视机，别的电器她基本都不会使用。她最大爱好就是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电视连续剧长吁短叹。她也很勤快，经常帮我们收拾家务，一次给我的书架抹灰，大概是好奇，就顺便拿了些书翻翻，结果一翻开就手不释卷了。让我极为吃惊的是，她特别喜欢读外国人的书，有一天我居然看她捧着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读得入迷。我冒昧问“妈，这书你也爱看？”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书你也看得懂？没想到她极为赞叹“这个书写得好啊！”我更好奇了，问：“这书好在哪里啊？”她说：“这个人文章写得好懂，每一句道理都讲得实实在在的。”我见了多少博士教授，能说很多引经据典甚至故弄玄虚的话，都比不上我岳母这一句对哈耶克的评价能参透学术的真谛。我曾经见过一位教授，据说研究了十几年哈耶克，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头等权威，可以说是靠哈耶克得了学术地位。如果他知道一位湖南小地方的家庭妇女，头一次读哈耶克，就找到了共鸣，觉得哈耶克的文章好懂，而且每一句话的道理都实实在在会做何感受？
我岳母一次跟我说，她以前都不知道有写得这么好的书。我能够感受到她那种单纯的心智伸展的乐趣。最近她又迷上了希拉里，看了希拉里的书《举全村之力》，成了希拉里的粉丝。
从像我岳母这样被视为没什么文化的人身上，有时我经常能惊喜地发现一种最纯粹的知识分子气质。反倒是很多博士、教授、院士身上，那种功利市侩的气息扑面而来，真是觉得他们的聪明用错了地方。
这个社会的悲剧，就是有太多的人，没有机会实现生命的可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被摆在他的天性应该属于的位置上。
（2009年）
能“骂校长”的才是好学校
离开西安转眼已经很多年，但我对西安发生了什么还是很关心，尤其是对我的母校西安交大，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次终于见到母校又露脸了，上了中央电视台，而且是《焦点访谈》。不过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是揭露长江学者李连生学术造假。这些年来，中国各方面的资源都在朝北京、上海集中，在西部办大学很不容易，这下又被揭出这么一件丢人事，真是灰头土脸。
不过细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倒是为母校感到有些欣慰。
李连生造假，是被交大同一学院的几个老教授揭发出来的，而且这几个老教授不是揭发一下而已，而是锲而不舍地揭发，以具名揭发的姿态，向教育部，向媒体和社会披露真相，这事折腾了大概已经有两年了。虽然学校领导一度处置失当，对李连生第一次被曝光以后，仅是被免除博导，有典型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