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公鸡们之间还存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山上的一群草鸡，四处觅食就需要领头的，比如当一只公鸡跳上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开始打鸣，就相当于在招呼其他的鸡“大家快来这边找食”。如果只有一只公鸡，还好办；有几只公鸡，彼此看法不一样，这只想把鸡群往这边带，那只想把鸡群往那边带，就存在路线斗争。经常可以看到一只公鸡跳上一个土堆，开始打鸣，另一只公鸡立刻愤怒地冲上来，于是两下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获胜的一方，才有权站在高处，指引鸡群前进的方向。大概到一年左右，一群鸡中已经有了稳定的权力结构，有几只较为强壮的公鸡和一些较为肥壮的母鸡在鸡群中具有一定的威信，比如到了以前区域，鸡群会散开觅食，它们可以各自领导三五只鸡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而在这其中，又有一只公鸡具有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它指引整个鸡群的大方向，向东还是向西。而且它制定规矩，无论任何公鸡、母鸡都得服从它的管教。比如有的鸡在被喂食的时候，没有规矩，跳到盆子里抢食，它就会狠狠地去啄其鸡冠，让它接受教训。
这只公鸡尽管个头并不是鸡群中最大的，但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范儿，在其他鸡面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在整个鸡群中，它一望便知。当整个鸡群在休息的时候，它通常要站在最高的位置；当其他鸡都在低头觅食时，它则头昂得高高的。当我父亲每次去给鸡群喂谷子的时候，所有的鸡都会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唯独它会显出非常矜持的样子，昂着头，踱着四方步，缓缓走来。其他的鸡好像饿死鬼一样，一口接一口迫不及待地啄谷子，而它会从容地啄上几口，昂起头来四处扫视一下，踱上两步到水盆边，饮两口水，再接着吃。和其它吃相难看的鸡相比，如果这只公鸡有两只手，我相信它一定会给自己铺上餐巾，用刀叉给自己取食，而且不发出咀嚼的声音。
作为整个鸡群的带头公鸡，它不仅气度不凡，而且在需要真刀真枪的场合，也毫不含糊。山上野物很多，草丛里时常会窜出一条蛇来，那些母鸡被吓得咯咯叫着四散，其他公鸡也逡巡不前，它就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与之缠斗。它渐渐成了公鸡中的战斗鸡，非但有叼死长蛇的战绩，连我们家养的看门狗都让它三分。看门狗曾与它较量过一次，被狠狠地啄了鼻子，从此只要它率鸡群驾临，看门狗就乖乖躲进窝里，不敢争其锋芒。
从此它更加目空一切，到处耀武扬威，好像它才是主人。有一次我母亲来喂鸡，和它不熟，大概是它觉得我母亲惊扰了鸡群，突然跳起来把我母亲的手给啄破了。我母亲火了，捡了树棍要打它，不料这扁毛畜生也不害怕，闪转腾挪，身手矫健，还伺机反击。你想打它，它就躲开，你刚一转身它又冲过来进攻，还真奈何不得它。
这倒也罢，我母亲不跟它一般见识。后来有一次我带3岁的儿子去山上，我儿子去看鸡，大概误入了它的领地，它居然冲过来要啄，吓得我儿子掉头就跑，幸亏我在边上急忙救了驾。我儿子居然受了一只鸡的惊吓，这把他奶奶彻底惹怒了，这还了得，翻了天了，白天奈何不了它，到了晚上，鸡是夜盲，我母亲半夜摸进鸡窝，抓住了这只大公鸡，绑得结结实实。
天一亮，我母亲就把这只目中无人的鸡给正法了，杀完以后拔毛开膛，发现它长得很结实，但肚子里没什么肥油，切开鸡胗，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食。我母亲杀完它就自言自语，这个鸡看它平时老是耀武扬威的，怎么肚子里都没有什么食啊？这也很好理解，其它鸡觅食的时候，它总在警戒巡视，其它鸡埋头抢食的时候，它还保持风度，自然作为鸡群领袖，自己吃得反而比较少。
这只悲壮的大公鸡，让我领会到了，什么叫责任感，什么叫爱惜羽毛？这就是精英啊。
在人群中，也有像这样具有大公鸡气质的人，他们在中国常常显得很孤立。他们从不迎合别人的口味说话。他们对这个社会有真正的付出，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会帮助很多人，包括素不相识的人。
再比如有的学者，总是那么优雅从容。有一次，一个学者很被动的时期，我想请他吃饭。他骑一辆自行车来赴宴，他坚持必须要由他来请客。为了说服我，他掏出一个信封，说他刚参加了一场课题答辩，不能免俗，拿了800块专家费，说：“惭愧啊，我这是不义之财，非得花掉不行。”我见过多少几乎把每一个脑细胞都用来琢磨捞钱的教授，从来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
这样的人就像那只大公鸡一样，在万万人之中都显出与众不同。他们活出了体面，但真正肚子里，天地良心，没捞着什么食，跑来跑去，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在操劳。
而有的人就喜欢摆出一副在人民群众中的姿态，大家喜欢听什么调儿就唱什么歌，甚至头不梳脸不洗，打扮得比底层更底层，显得特有良知地高调唱得山响，其实暗地里一点儿实惠都不放弃，闷声大发财。在中国当下，这样的人更容易骗到大众。
（2011年）
妥协家甘地
一、重新审视圣雄的遗产和局限
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在全世界各地享有这么多的“粉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在大学时第一次看到RichardAttenborough导演的《甘地传》，那种电流在身体内流淌的感觉永远不会忘记，只有爱因斯坦的话最能传达我内心的感慨：“人们将无法相信曾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今天你问任何一个知道印度这个国家的中国人，估计他都会把这个国家的名字和甘地联系在一起。
几乎毫无疑问，甘地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印度人。不过如果你问一个印度人，谁是最伟大的印度人？答案恐怕会是我们非常陌生的一些名字，让你吃惊的是，甚至不在少数的印度朋友提到甘地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
在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BhagarSingh）是比甘地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不顾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殖民主义者根本不屑于和甘地这样干枯的老头子坐到一张谈判桌前。
通常人们提到印度，会联想起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也许也是宣传的需要，但把这作为印度精神的全部，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今天印度的毛主义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间和民间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印度人身上并不乏激进主义观念，甚至很多人把毛泽东当做神来崇拜，希望印度也走上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视甘地为虚伪的修正主义分子。（我在另一个调查报道《把红脸唱到底——印度毛分子调查》中介绍了这方面不为国人所知的情况。）在有些人看来，甘地的私生活也并不那么圣洁，心理学家苏德希尔·卡卡尔推出一本书《米拉与圣雄》，讲述了一个英国元帅的女儿马德琳·史莱德和甘地之间作者认为超乎寻常的关系。甘地把她视为最重要的门徒，每天晚上他们坐在一起轻声谈上一个小时，同时史莱德还用油给甘地做足部按摩。在20年的时间里，甘地总共给史莱德写了近500封信。甚至有印度共产党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甘地每次出门都搂着两个年轻女孩（指由两个年轻女孩搀扶，其中之一是莫努），根本就是个老流氓。这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和他的侄孙女莫努总是形影不离，甚至同床共眠。有一次甘地被随从震惊地发现早上跟莫努赤身裸体躺在一张床上，还在交谈。后来在受到政敌的攻击时，含糊地解释是“为了克服精神和肉体上寒冷的需要”。尽管依印度的传统，有神性的人是可以超越色欲心洁如镜的，这仍然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当然印度也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尽管众人皆知，随便打听此事还是很不礼貌，倒显得你趣味低下。
今天绝大多数印度青年，尤其是来自非婆罗门的较低种姓者，更会把安倍德卡博士（Ambedkar）当做自己的人生榜样，而不是甘地。我相信，如果作一个民意调查，安倍德卡在今天的印度绝对会比甘地更受欢迎，他被称作“印度宪法之父”，当年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他在1945年发表了《国大党和甘地为不可接触者做了什么》，这位来自达利兹（dalits，所有种姓中最底下的贱民）的杰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时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他对于甘地在种姓方面的保守态度怒不可遏（其实甘地付出过很多心血维护贱民的权益，并且抨击“不可接触制”，只是他不像安倍德卡那样认为要推翻整个种姓制度，甚至背弃整个印度教），乃至于在印度独立斗争的高潮中，安倍德卡公开表示，假如不能让低种姓享有平等权益，他情愿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统治这个国家。他多次公开指责甘地是虚伪、别有用心的。
在第二次英印圆桌会议的前夕，两人会晤，甘地批评安倍德卡不该这样不爱国，安倍德卡反唇相讥：“你认为我有祖国，实际上我没有祖国。为什么要把待我们不如猫狗、连一口水都拒绝给予的国家和宗教当成自己的呢？”他带领低种姓的群众冲进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进入的神庙，到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饮用的水源去取水，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骚乱。还有更激进的力量干脆组织了诸如达利兹黑豹党一类的团体。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没听说过安倍德卡的名字，而会让你吃惊的是，到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简直就像“文革”中的毛主席塑像那么多。甚至他的画像也被做成背后金光四射的样子被供在神龛里。每逢印度选举的季节，满街的招贴画和旗帜横幅都是安倍德卡的形象，那些竞选者大多希望分沾安倍德卡的光环，让选民相信他是和安倍德卡一样的社会改革家。
如今，虽然老德里朱穆拿河畔的甘地墓圣火长明鲜花不断，甘地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张卢比上，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名字，有教养的印度人一定会加上尊号“圣雄”，或者“甘地吉”（ji在印度语中表达敬意），但在我的观察，大多数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崇拜，是那种彬彬有礼的，就像对供在祭坛上享冷猪肉的老祖宗牌位的礼仪性尊重。大多数人要模仿和遵从甘地倡导的道路的热情，恐怕还比不上对宝莱坞和好莱坞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今天的印度，从各个角度讲，都背离了甘地的理想。实际上早在印度独立的时候，甘地就已经深感忧虑，以至于他拒绝在独立日发表祝词。我甚至相信，如果尊敬的老甘地的在天之灵知道今天印度的样子，也许他会再次选择绝食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
二、不合时宜的节欲者和甘地式的“社会主义”
很多中国人提到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时，常常很自豪，中国和印度几乎在同时独立建国，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91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才开始猛然加速，开始迎头赶上。有人以此来证明民主制度的低效，在我看来，是对印度文化毫无了解所致。
印度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发展停滞”，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是甘地所倡导的和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的道路。在反现代化的意义上，甘地其实才是“新左”的老前辈。
甘地自己承认有三个哲人对他影响巨大，他们是俄国人托尔斯泰、英国人罗金斯和美国人梭罗。他们哲学中共同的信念就是：对科技、发展、奢侈、财富这些使人类疏离的东西的反感；反抗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异化，赞美体力劳动；相信过多的欲望是人类邪恶的根源。这些与印度教中苦修和节欲的传统非常吻合。基于这样的信念，甘地建立人间乌托邦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一直都公开宣称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早在1910年，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就将其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后来他还搞出一个“理想乡村”方案。他在方案中写道：“这个理想乡村，应该具备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该取之当地。家家有菜园，有庭院，有畜栏。乡村道路通城，集市繁华。拜神有场所，吃饭有食堂，读书有学校。另外设立长老会，请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专门在乡村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活动。乡村中谷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给。”在甘地心目中的理想印度，可以说是一个田园式的“和谐社会”，没有过多的欲望，也没有人和人的竞争和争斗。铁路、电信、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化的标志在他看来，对于印度都没有太大的价值，甚至连现代化的医院他都不大感兴趣，他推崇节食、“水疗”、“土疗”。他所追求并以为别人也会和他一样追求的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我们都熟悉甘地后半生箪食瓢饮的生活，甚至当蒙巴顿来看他的时候，他都要求客人和他一起吃那种蔬菜和淀粉的糊糊。在他办真理学院的时候，一个女士送给他一个纺线车作为礼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它，他把纺车称作恰当的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甘地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半裸着身体，手摇纺线车，他把“土布精神”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1924年的国大党大会上，他提出的议案第一条就是：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天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这个规矩后来在一片抗议中没有实施，让甘地感到十分遗憾。他在道德上美化贫困和自足的生活，确实是出于真诚的信念。
但他自己毕竟是一个已经享受过西方教育、“高尚生活”的绅士，我们可以看到遗留下来的甘地早期照片都是西装革履的，而他又享有被众生顶礼膜拜带来的成就感，因此他可以说那些物质财富是没有价值的，他自己可以不带一分钱走遍印度接受崇拜者的供养。但他很难说服那些从未享受过现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适的人，去相信要甘于贫穷，相信金钱没有意义。
在印度独立前，甘地曾宣称，一旦印度独立，各部部长以上领导人，都必须身穿粗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当然后来的国大党部长们除了感到这位老人幼稚可爱以外，没有人会遵循他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