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驴马屁”的店面像过去的琉璃厂一样，由于承担了社会交易的媒介功能，使得它们在中国的流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从而使这些商家的商业模式得以运转。
古有琉璃厂今有“驴马屁”
前段时间跟高中同学聚会，发现过去一些很朴实的女同学，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都变得非常爱打扮，讨论的话题也都跟时尚有关，其中最时髦的话题叫“驴马屁”，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她们跟我解释，这个圈子里驴就是LV，马就是爱马仕，屁就Prada，简称驴马屁。好像每个人家里都得攒齐一套“驴马屁”，不然就没面子。我挺好奇，就又问了几个朋友，发现在商人和官员的圈子里，这些东西的确很受欢迎。
而且凡是在省会城市这样大些的都市，或者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凡是高档点的购物中心，都要设“驴马屁”的专柜。
我一开始感到疑惑的是，真有人在这些店买么？这些包动辄几万元，在大陆买这些名牌包其实并不实惠。同样的一个包，如果跑到香港去买，价钱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一个大城市的居民，若是属于具有消费“驴马屁”能力的群体，去趟香港应该不成问题。那他去香港玩一趟，顺便买个包回来，也多花不了多少钱，不是很好吗？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坐趟车就能很方便地到达香港的广州，也有不少人愿意花高出一倍多的价钱在当地的店里购买这些名牌包。
于是我就调查了一下到底是些什么人在购买“驴马屁”。结果发现很少有人自己花钱买这些包，大部分都是用来送人的。怎么送呢？不是花钱把包买下来再送，而是直接送卡，或者送消费券。这些开设“驴马屁”专柜的豪华购物中心一般都发行购物卡，一张卡内的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顾客可以持卡消费。据说被判死刑的原杭州市副市长，人称“许三多”的许迈永，家里光是购物卡就有上千张，塞在皮鞋里，放了一鞋柜。这样似乎就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自己花钱买个包送人，可能人家并不喜欢；若是拿购物卡送人，人家就可以买自己想买的款式，既方便，送礼效果又好，送卡不像送现金那么俗，又能体现出现金价值。
我们再进一步讲，如果这些“驴马屁”是用来行贿，那成本也太高了点。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送信用卡，让受贿的人直接到香港去消费，不是更加方便省钱吗？这就引出了这些专柜的另一个功能：在这些店里买的名牌包，往往不满意还可以退换，或者折成现金。这就意味着“驴马屁”在中国有了流通价值。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的琉璃厂。过去北京的古玩行业为何如此发达？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腐败需要。过去外省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
于是我豁然开朗：古代灰色交易通过古玩字画表现，而如今“驴马屁”就承担了当年古玩字画的功能。如今的古玩市场太混乱，古董字画里假货居多，若再用它们作为行贿的媒介，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不安全。反倒是“驴马屁”这些标准化产品，不但显得典雅有品位，而且有稳定预期的市场价值。不管这些名牌包从何而来，只要有收据，商家就可办理退换业务。对于行贿者来说，这种贿赂显得体面而有档次，不像直接送钱那样赤裸裸；对于受贿者来说，这种权钱交易的方式更隐晦，因而更加安全；对于商家来说，退货所产生的手续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虽然商家实际并没有卖出多少货物，但一样却能获利不少。同时，他们的专柜也有打广告的作用，让大家对这些名牌包艳羡不已，提升了产品的文化资本，进一步使得社会趋之若鹜。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驴马屁”的店面像过去的琉璃厂一样，由于承担了社会交易的媒介功能，使得它们在中国的流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从而使这些商家的商业模式得以运转。
（2011年）
荷兰风车与康乾盛世
风车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却在荷兰成了这个国家的标志。这个国家当年简直是以一种狂热在建风车，跟我们大炼钢铁到处建高炉一样。据说在18世纪荷兰曾经有一万多架风车，遍布全国各地。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区，有一个被称作“风车村”的景点（ZaanseSchans），一个村里就有好几十台历史悠久，养护完好的风车。
不是在明信片上，而是要自己站在一座荷兰风车脚下，才能体会风车是一项多么精巧而又宏伟的建设。为了能四面迎着风向转换，他们把风车巨大的顶篷安装在滚轮上。而一架风车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十几米，所以每一座风车的顶层都像现在有些豪华酒店的可旋转360度的餐厅。据说一架风车就可以稳定地提供6000马力的能量，而且质量之好，有些能一直用到现在。和300年前的荷兰风车相比，今天的风力发电，简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
以300年前的技术水平，尤其是材料工艺，能做出这么棒的风力设备，简直是一个奇迹，而且在全国各地造了这么多，真是相当了不起。我禁不住好奇，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为了旅游观光的需要，是什么动力驱动了当年的荷兰人，造出这么多风车？
而答案让我简直觉得很好笑，荷兰人造这么复杂的风车，居然常常是为了在我们看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用途。中国人看到有几个像是轮叶一样转动的东西，就把它当做车，其实正确的原意翻译应该是风磨（windmill），荷兰的风车其实就是以风力驱动磨盘，比如碾谷物、榨油之类。在我们看来，这最多是用戴着眼罩的毛驴和骡子就能干的活儿。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风车，把传动机制作了改造，居然用来锯木头，这些工作由人工来做也并不复杂，只不过多流些汗而已。还有一些风车是用于低地排涝。我记得看过日本电视剧《阿信》，里面有日本人当年填海造田的情节，几乎完全是靠人力一点点填海。而荷兰人则是先建立一条围堰，然后借助风车慢慢把水抽出去，这种方法要巧妙得多。为什么荷兰人这么爱造风车呢？
一种可以想得到的解释是，荷兰早在300年前，已经进入了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建造单位风车的投资年度收益，至少要高于完成同样任务所需要雇用的帮工的年度工资。
我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机械自动化，深有体会的是，当时一些国际上的自动化和集成制造技术要引入中国，非常困难，并不是我们掌握不了那些技术，而是我们的一线企业觉得不值得。中国有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便宜而且好用；还有很多是“农民工”，甚至都不用考虑他们的福利和保障，干到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他们比机器都更省心，你不用操心他们的“折旧”问题。与此相比，在那些可以节省人工劳力，但昂贵精密的自动化系统上花钱，显得很不划算。
荷兰其实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匮乏，它一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口密度超过400人/平方公里。但是因为荷兰人热爱休闲，才造成劳动力供给相对匮乏。我亲眼见到荷兰人真的是非常懒散，每天才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店铺就都关门了，几乎从来不会加班。在夏季的公园里，海边上，到处都是懒洋洋的晒太阳的人。荷兰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33小时，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
但荷兰人愿意把精力用在设计制造风车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上，对他们来说，像中国人一样勤奋工作是很不可理解的事。据说荷兰红灯区的妓女都非常懒惰，她们对于一些从亚洲国家偷渡来的同行的勤奋敬业感到非常有危机感，经常通过行业公会来排挤她们，不许她们“超时工作”。
但是仅仅这一条理由还不够，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劳动力相对匮乏的时代，比如战乱和饥荒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有造出类似风车的系统呢？还需要有一条补充条件，作为第二条解释，就是法制社会，特别是对产权的尊重。
风车这样的设备，可以节省劳动，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是荷兰人才能看明白，像我在风车村看到的那些已经用了300年的风车，可以说是一次投资，300年收益，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可想而知，当一个荷兰农夫倾尽积蓄，修建了一座风车，然后坐在风车下看着风力替他干活的惬意和满足。
可问题是，如果没有对普通百姓的产权保护，谁敢投资建造这样的风车呢。这样的大笔投资砸下去，万一有人侵占怎么办？如果发生战乱，风车又搬不走，给一把火烧了怎么办？就算是太平盛世，假如官府发现风车有利可图，宣称风能资源属于国有，随意征税怎么办？或者干脆宣布民营小风车管理不规范，全部收归国有怎么办？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影响老百姓产生稳定的预期，使得他们就算想到了也不敢做这样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的祖先不比荷兰人笨，人家能想出造风车，我们的祖先就想不出来，而是在我们的历史条件下，就算有人想出了类似风车的奇思妙想，也不敢付诸实践。这种产权制度所鼓励的造风车热潮，也可以解释荷兰历史上为什么一度成为海上马车夫。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荷兰历史上的商业崛起，并不是依赖中央集权的国有企业，而是商人们基于产权保障的自发合作。当时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万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之上：其时全世界共有2万艘船，荷兰有1.5万艘，比英、法、德诸国船只的总数还多。这些船，有很多不是归一个船主所有，而是多名股东发起建造，这也离不开产权制度的保障。
在荷兰人大造风车的时候，正是中国人的“康乾盛世”。今天的经济史学者认为，在康熙和乾隆的时代，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比不上宋代、明代。按照《清史稿·灾异志》的记载，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全国各地此起彼伏、隔三岔五就来一次“三年自然灾害”。但毕竟那是一个接近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不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从康熙和乾隆皇帝的角度看，算是盛世也不为过。
就在那个时期，以人口基数为后盾，整个国家的GDP水平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还是世界领先的，中国的统治者可以享受的“人口红利”世界第一。自然实力雄厚，搞出满汉全席，官用瓷器的繁复程度达到了顶峰，后世称为“清三代”。假如那时候就有奥运会的话，康熙、乾隆办上几次来宣示国力也不成问题。这样的皇帝当得实在太有自豪感了，以至于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来鼓励和保护创新，也不会有动力来改进制度。他们甚至不希望人民有创新的思想，那些胡思乱想会给他们的统治带来威胁。就像富士康用不着它的员工中有思想家，只要他们在流水线上好好干活一样，满洲皇帝希望他的臣民都当驯服而又勤劳的工具。人民只有勤奋劳作，疲惫到没有任何闲暇时间，干活后回家，倒头就想睡觉，才是最利于统治的。如果中国老百姓变得像荷兰人一样身强力壮而又经常无所事事，在皇帝看来，那就会成为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而且满族作为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的民族入侵中原，打败了明朝，使他们更加相信“精神原子弹”，相信人而不是武器才是决定性的力量，甚至把从明朝就开始学习和自主研发的同样来自荷兰的“红夷大炮”都不放在眼里。我听清华历史系的李伯重老师介绍他的研究，明代的火器制造已经要赶超世界水平，而到了康乾盛世，全放弃了，他们要搞满人的弓马骑射。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西方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们还是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昏睡。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下，百姓更不会有产权的安全感，皇帝看你不顺眼，一句话就可以抄你的家。
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往往发展停滞。于是有一个名词被大家记住了，叫“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通常指一些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有丰富的石油或煤矿，却非常落后，经济水平低，政治腐败。
在荷兰看到300年前设计建造的风车，启发我反观中国，人力资源的丰裕同样也可以变成对一个国家和其人民的一种诅咒。一个人力资源丰裕，同时又以勤奋和忍耐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几乎用不着考虑创新，靠廉价人力资源这一条优势，就已经可以使自己在国际分工中具有竞争的比较优势，也会使执政者对这种“中国模式”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
除了中国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对劳动权利和劳动报酬的要求特别低以外，直到今天，有哪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是因为我们独特的创新？
人民的勤劳是一件好事么？对皇帝当然是件好事，对人民自己也许不是。越勤劳的人民，越常常会忍耐制度的落后和低效，一代一代用眉间的汗水来换取温饱，以世代的劳苦来憧憬小康。
但愿未来的中国人也可以像荷兰人一样多晒晒太阳，在鼓励创新、保护产权方面下下工夫，不要再重复康乾那样的“盛世”。
（2010年）
精英好比大公鸡
我父亲退休以后在南京郊区承包了一片山地，植树造林之余，养了一大群土鸡。都是自己拿草鸡蛋孵的鸡苗，和饲养场整齐划一的养殖方式不一样。草鸡长到三四个月个头都还很小，但已经有些小公鸡开始跃跃欲试，经常相互打斗。到了半年多，基本长得像大鸡的身胚，小公鸡都开始各自交女朋友了，在这个过程中打斗也非常频繁。经过一个阶段，就进入了均衡状态，其中有的格外健壮，作风特别顽强，羽毛格外鲜亮，身边围绕的母鸡就多一些，有些就显得比较形单影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