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抗殖民当局统治的时候，即使印度的工商界领袖也是甘地的信徒，并且是国大党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一起倡导手摇纺车的自足生活，他们一起抨击英国纺织厂剥削廉价劳动力，压迫印度乡村民族工业，造成乡村经济凋敝是不道德的。那是为了反抗英国人的压榨，但千万不要以为甘地当年的那些支持者都是甘地哲学真诚的信徒。有一个甘地的朋友，也是国大党的资助者，曾感慨“圣雄”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了他的贫穷，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当英国人被赶走以后，则没有一个工商业企业家会因为甘地的教导希望印度人都停留在手摇纺车，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期望人们有更多的消费欲望，不断地追求代表物质上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样这个国家必然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每年GDP增长率10%，甚至还在加速的印度。
今天印度也有很多乡村手纺家庭作坊，我曾经拜访过这样的合作社，他们倒是还以甘地作为偶像，不过濒于破产的边缘，由于生产效率的缘故，只有外国人和少数富人才能买得起手纺的沙丽。
在有一些领域，甘地的节欲主张还有现实的号召力，诸如“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TA）常常把他著名的格言印在宣传册上：“我今天再次重申我过去曾经坚持的观点，我认为一只羊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次于人的。我不愿意为了保养人身而去夺取一只羊的生命。我认为越是无助的生命就越需要人们的保护以远离那些野蛮的人。”
还有各国的素食者俱乐部，也往往把甘地视为精神导师。甘地早年曾经吃过肉，因为朋友告诉他，吃肉就可以变得像英国人一样强壮、智慧，不过后来发现一想到吃“动物的尸体”就使他感到恶心。在1912年，甘地公开发誓禁欲，绝对素食，甚至不喝牛奶。不过后来医生劝他说，这样对他的身体不好，于是他的夫人告诉他：可以喝山羊奶，那并不违背他的誓言，这样他就接受了。
不过，素食、爱护动物，虽然日显重要，毕竟还不是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流议题。
三、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至今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而甘地的灵感也来自鲁斯金、梭罗、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身上昂扬进取的一面。
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在中国，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OntheDutyofCivil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在海边，甘地俯身筑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发起，数以千计的人跟随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看热闹，但当看到势头越来越大后，又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便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的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使得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成为赤裸裸的谎言，那可以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有人觉得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有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才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不要忘记，甘地除了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没有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他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他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都颇荒唐。比如说他曾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来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的时候，他却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经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他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他写信给希特勒，希望他“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尽管也有阿姆利则惨案这样的悲剧，英国当局绝不敢向世界宣称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是光荣正确的。更多的时候，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像甘地那样进出监狱却毫发无损，在监狱中依然可以和外界通信无阻，甚至可以和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在很多国家今天都仍然被当做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非能在所有的地方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同时，不合作的实现也需要一个社会对消极自由有基本的承认。
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倒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正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像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
四、伟大的妥协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不撒谎办不成大事。比如说你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团结大部分，打击“一小撮”；接下来在剩下来的人中再作一个划分，团结大部分，打击“一小撮”；只要几次这样政治洗牌，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甘地生活在中国，恐怕像他这样对道德信条坚持到偏执的地步的领袖，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即使不被归纳为“反革命”，至少也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迂”的一个人来领导印度走上了建国之路。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和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和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独立前，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而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自顾不暇。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把帝国主义反动派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我见过的印度毛分子，他们熟读毛泽东的经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当年印度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么多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文化素质低下的劳苦大众，怎么就没有打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人们只好把这归纳于缺少一个“天才的革命家”来领导。不过在我看来，印度并非没有毛式的革命领袖，而是甘地作为一个个人所代表的魅力，远远超过了毛式革命领袖们。我见过一个毛分子就对甘地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恨恨不已：“要不是这个老家伙，革命早就成功了。”
确实，很多关口，几乎完全是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闸门。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发生村民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镇压。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的时候，用我们的话说，甘地表现出了“资产阶级两面性”，“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他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唯有牺牲多壮志，敌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因为甘地不愿意看到向仇恨的方向来唤起民众。
但这根植于甘地一贯的信念，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你的对手内心的转变，并且保持你自己的尊严。他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权力的暴力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他却指出那是以强力为基础的，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胜利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革命……一旦那些暴力造反者掌权，他们会自然地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暴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年，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渴望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而同时的印共也发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的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30个年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漫长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历史的关键点上，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心目中政治逻辑的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的打击，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无效，独立运动血气高涨，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但让很多人觉得难于理解的是，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废除戒严法令，而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番奋斗之后，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在甘地顽固的坚持下，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举行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能体现。而在我重读甘地的奋斗经历时，感到他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就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战术上的策略，那样的妥协中国人最为熟悉，是一种处在弱势时的韬晦权宜之计，可以优雅地握手言欢，在需要时搁置争议，在穷途末路时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甘地的妥协是发自内心对对手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别人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对对手哪怕一点点的让步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用我们的话来说绝对是“投降主义”。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倍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最后当他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相互仇杀的暴力，他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中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5.5亿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唠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