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去北京待了两天，回来的第二天又去访谈。寒暄过后，看到书桌上有一封公函，问是什么事，推过让我看。是太原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办公室合署的信件，说本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将在进山中学等地，举办纪念赵宗复同志（一九一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乔亚、刘鑫、梁维书等同志的座谈会，请张老参加。
对赵宗复这个人，我还是大体了解的。一九六五年来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赵宗复是赵戴文的儿子。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就听说跳楼自杀了。当时以为定然不小了，看请柬上写的，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这么说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
再看桌上，还有张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的底稿。见我看，张先生笑笑说，这是他们让我为赵宗复写篇祭文，说是上兰村窦大夫祠旁边的赵公馆恢复旧貌，里面要建赵宗复的墓和碑，到时候要用。座谈会去不了，能为赵先生写篇祭文也算是尽了心了。
上兰村的赵公馆我去过，后面的花园里，有重修的赵戴文的墓和碑，这么说是要在他父亲墓的旁边，再为他建墓树碑了。
我发现了张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诀窍。先搭架子，再细细填充。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已写好了，下面有两句，知道要写什么，句子没有组织好，就画了许多“□”代替。后面还有几段也大体写好了，其中也有“□”代之的字句。最后一句是“伏维尚飨”。想自己平日写文章，总是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办法，从头开始，哪儿写不下去了，硬往过冲，而不知转圜之妙。空下来，往前写，最后回过身来，再收拾这些“钉子户”，才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好办法。是得学着点。
提起赵宗复，张先生就从赵宗复说起——
日本人投降了，回到太原，年轻人的热情都很高，觉得国家复兴了，遇上了好时代，自己也要做大事。在山里憋了七八年，浑身的力气使不完，这下子可找到了施展的大舞台。对我们这些还有点文化，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最爱做的就是办刊物。在晋西山里，你写得再好，也没地方发表，回到太原可就不一样了。别看年纪不大，毕竟是凯旋之师，是收复者也是征服者，日伪那一摊子全成了自己的，手里大小都有一些权力，办个刊物根本不算一回事儿。
赵宗复当时做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办了个刊物，不厚，就那么薄薄的一小本，叫《学习》。他也不知听谁说的，我爱写文章，约我给他的刊物写一篇。那几年，我最爱看鲁迅的文章，就写了一篇，叫《如果我做了皇帝》。文章里说，假如我做了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把金銮殿刷成白色，因为二战胜利了，正时兴白色的宫殿，美国的叫白宫，英国的叫白金汉宫；第二件事是，在家打牌也得收税，因为现在一切横征暴敛，都有了堂皇的名义，打牌经手金钱，当然应课之以税。通篇都是讽刺当时社会现象的。写完给赵宗复的时候，用的是本名。过后赵给我来电话，说还是改个名字吧，我说你改吧，他就给改了个名字叫仲韬。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想来是他认识张帆，跟张帆是朋友，知道我是张帆的弟弟，就用了个“仲”字，韬嘛，韬晦的意思。真没想到，我那样写，他就那样发了。
文章登出后，赵宗复觉得好，到家里看望，鼓励我继续写。
那时我住在东缉虎营一个院子里，前面两间住的是薛博民，后面两间住的是我一家人。那时我大儿子纪林还没出生，家里就我跟雨湖夫人两口。我不是跟着随部工作团第一批回到太原的吗？安定下来，租下房子，就去孝义把雨湖夫人接了过来。
刚租下房子，还没买下床，雨湖夫人来了，我们就在地上睡。她没见过电灯，很是奇怪，怎么墙上那么个黑黑的小疙瘩，按一下那个玻璃泡泡就亮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怎么也想不明白。别说她了，就是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我只上过小学，没上过中学。当然我走南闯北，经见得多，见惯就不怪了。
赵宗复来了，也没有好招待的，那时我抽烟，敬上一支纸烟，就是太原西北卷烟厂出的“顺风”牌。点着得赶紧吸，慢点就有灭的可能。宗复只顾跟我说话，不知怎么一下就灭了，只得再点。宗复笑笑说，顺风顺风，顺风而灭。
韩：说说你刚回到太原的情况。
张：随部工作团是个临时机构，光复之后就改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太原分会，主任是智力展。听起来官不大，实际权力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太原市委书记，当然不能这样类比。工商业不管，宣传舆论全管。主任之下有分工，我是宣训特派员，一听就知道是管什么的了。有这个权力，就办了一份报纸，叫《青年导报》，周报，一周一张；又办了个杂志，叫《工作与学习》，半月刊。这一报一刊的社长，都是智力展，他平常忙于政务，不怎么管事儿，主要由我负责，就是总编辑和主编了。正式发行，已是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
当时的社会风气，跟过去不一样。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还在重庆，许多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更进步的提出，国民党应当还政于民。我们市分会里，有许多进步青年，跟我住一个院子的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意思是负责发动民众运动的。还有一个叫张致中的，是组织特派员。有一次，我们几个跟智力展谈起时局，说是二战胜利了，国内局势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一党专政肯定搞不下去。不知谁当场说，像梁化之搞的这一套，迟早要被历史唾弃的。智力展说，梁化之还是革命的，对时局负责的。智走后，我们都说，梁化之怎么会革命呢？根本不可能。
一九四六年春天，杜任之随山西大学回到太原，山西大学又在侯家巷原校址复了课。一天我去杜任之家里看望这位老上级，说了我办报办刊的情况。杜说，这很好，要利用这个阵地，办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有了杜任之这话，心里就有了底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韩：赵宗复好像当过进山中学的校长。
张：他是赵戴文的公子，阎锡山对他还是器重的。光复回到太原，年底还是第二年初，赵宗复就当了进山中学的校长。对我办报纸，办杂志，都是完全支持的。还介绍了几个人来我这儿工作，全是进山中学“投枪社”的学生，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是在校生。记得里头有个叫刘文瑞的，后来叛变了，最积极的是翟凤仙，是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这也是我在报社实行的新办法，发展通讯员，分两级，一级是普通的，一级是特邀的。关系最近的，最进步的，当特邀通讯员，发给证件，标明第几号，都有记录。拿上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证件，出去采访是很荣耀的。有个叫卫兴华的，是我们的第一号通讯员，解放后有人说是特务，我给写了证明说不是，后来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省文联的张万一你知道吧？
韩：知道，是个戏剧家，前些年开会时见过。
张：翟凤仙就是张万一的夫人。前些日子，我还见过她。这次组织纪念赵宗复的活动，她是主力，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学生时代的精神。
我办《青年导报》，还是受限制的。那时年轻，有股子莽撞劲儿，想登的东西不能登，不想登的东西偏要叫你登，心里很憋屈。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胡宗南指挥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洛川、宜川分两路直取延安。十九日延安叫占领了，太原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各主要报纸都出了号外，《青年导报》没出。智力展问我为什么不出，我说，还不到时间。见我态度不好，也没再说什么。
到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智力展当了国大代表，对报社和杂志的管束就更严了。我们之间也不像以前那样协调了。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有次特种警宪指挥部的人抓了他，我问智力展是为什么，智说他也不知道。这事我就对他有意见，薛博民是跟着他一起在晋西的老朋友，老部下，薛出事了，怎么就不打听打听。现在想来，我也许太年轻了，智力展那样回答，说不定是一种韬晦之计，对我说不知道，可能暗地里正在进行营救。后来薛博民果然出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老薛说，他听说特务要破坏一个机构，是个点心铺，去通报消息，后来这个机构还是叫破获了，被捕的人招出了他，把他牵连进去，所幸案子不重，也没动刑，关了几天就放了。
在报社干了一段时间，觉得限制太多，不想干了。
一次小聚会，就我和杜任之、赵宗复三四个人，我对他俩说，这个营生干不下去了，报纸上要称共产党为“共匪”，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俩也觉得我在智力展那儿再干去，不会有什么名堂，不如早早退出。正好阎统区搞“三自传训”，公务人员都要参加，身体上受管束，精神上受折磨，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做这种事的。又去找杜任之和赵宗复想办法，他俩说，那你就去省议会王怀明那儿吧。
当时王怀明是省议会的会长，省议会是民主性质的机关，不搞三自传训那一套的。不必提杜任之了，光有赵宗复的面子，王怀明也会给这个人情的。没多久，我就辞了《青年导报》的职务，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去省议会当了秘书。《学习与工作》杂志，在此之前就停办了。“文革”后王怀明回到山西，我也参加了接待，就是因为我与他有这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