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耿夫还发动孝义区的工作人员签名保杜任之。黄让我拿上保书找人签名，签名的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把这个签了名的保书，作为文件送到克难坡，自然是石沉大海没消息，可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这样，上司出了事，这样做才够义气。上头也不怪罪，觉得是情理中的事。这也是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这样做没人笑话，不这样做才惹人笑话。
到了这年八月，按照阎政权的统一部署，撤销战工会，实行统委会集权制。统委会的全称是“组政军经教统一行政委员会”。组是组织，排在第一，这也是阎锡山政权的一个特色。楚溪春接到总部命令，立即将孝义区战工会取消，另成立孝义区统委会，仍由他兼任统委会主任。楚溪春这个人还不错，当了统委会主任后，明确宣布，杜任之任用的干部一个也不调动，原来做什么还做什么。黄耿夫原来是战工会的秘书长，这会儿成了统委会的秘书长。我还是办公室的秘书。
杜任之逮捕回去，到了克难坡，押在宪兵司令部。按阎锡山的本意，是要叫他自裁的。阎有规定，凡是“基干”以上犯了大的过错，都要自裁。基干是高干下面一级的干部，不是基层干部，是基本干部的意思。哪些大的过错呢，概括起来说就是犯了烟、赌、贪、欺这四宗罪。烟是抽大烟，就是吸鸦片，赌是赌博，贪是贪污，欺最不好理解，按说是欺骗，这样理解也不错，但是太宽泛了，阎说的欺骗，只有一样，就是欺骗了他这个会长。自裁，也不是像日本人一样拿刀子剖腹自杀，是喝大烟水，还有的，是在一个暗室里，犯人躺在床板上，执刑人员拿浸湿的麻纸往犯人脸上贴，起初还能呼吸，一层一层地贴上去，慢慢就窒息而亡。
阎锡山也知道杜任之没有犯这四宗罪，但他了解杜的历史，知道杜是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审问时，下面的人审问，阎不会亲自审问，问是不是共产党，杜不承认，只说在法兰克福上学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游行，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又问他的讲话为什么跟共产党一个腔调，说是按照阎长官的指令办的，就是要振奋抗战精神，要肃清辖区内的贪污与腐败。又问为什么把儿子送到延安学习，说儿子已十八岁，成年人了，管不了。这期间，赵戴文曾为杜任之说情，说杜是个人才，即使不用，也不要逼之过甚。阎没办法，将此事交给高干会议处置，按他的意思，还是要自裁的。
主持会议的高干叫王怀明，老留美学生，天主教徒，为人开明，做事讲究程序。像这样的会议，人命关天，他要求与会人员，都要表态，签字。一开始就说，今天的会，会长不参加，让我主持，接下来说已查清的杜的问题，比如解放区来信，杜表示了什么态度，战干团的讲话，杜是怎么解释的。又说，今天赵戴文副会长也不在，看来是上帝不允许我们擅自行事。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与会的几个高干，孙楚先就不同意裁决，跟着的还有几个人，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不同意。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都是赵戴文背后安排的。这样，杜就没有执行自裁。给的处分是，取消一切职务，放到山西大学当教授。
我长期跟随杜任之，这件事也影响到上边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楚溪春曾跟杨自秀说过，有人说张颔是共产党。杨说，哪里会呢，年轻人嘛，爱看书，爱学习。
说说王怀明这个人。说来你都不信，对王这个人，阎锡山非常信任。阎锡山到了台湾，好些东西，都是王给带过去的。王在台湾没住几年，一九五二年又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早年在美国读书，获的是硕士。后来就在美国定居下来，老了住进一个黑人开的养老院。年轻时留过学，又一直信奉天主教，跟外国人能说到一起，养老院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他的家属一直留在太原。一九八二年九十岁了，回到太原，落叶归根嘛。当过山西大学校长，省议会的议长，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这样一个阎锡山时期的大人物回来，还是很重视的。我也参加了接待。太隆重了，今天开会，明天座谈，老汉硬撑着，起初精神还好，慢慢就不行了。想给个省政协的副主席，可他是美国籍，一时还想不下办法，没过三个月，老汉就死了。对杜任之的自裁会，就是他回来后说的。这个人没有劣迹，山西新绛县人，早年曾参加过天坛宪法的制定。
杜任之走了，战工会成了统委会，我还是当我的干事，没人呵护了。阎管区的形势变得严峻了，虽没有找我的麻烦，天天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让人胆战心惊。最可怕是梁化之的特务组织，要是叫盯上了，非倒霉不可。
杜任之来孝义当战工会主任的时候，梁化之去了隰县，别的区都用的是所在的中心县的名字，独有隰县这个区叫隰汾区，跟东边的汾西县合在一起叫的。汾西县城日本人占着，西边的山区是二战区的。战工会还附着一个战工团。战工会和战工团，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肃伪净白”，说白了就是肃清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净化阎锡山政权里的人员构成。杜任之在孝义区没做这个工作，不等于战工会没有这个工作，他在孝义区不做，不等于别人在自己负责的区里不做。梁化之在他负责的隰汾区，薄毓相在他负责的石楼区就做得很卖力。薄毓相就是薄右丞。
梁化之是阎锡山的亲戚，很得阎锡山的信任，在隰汾区搞得很厉害。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加强对扣捕的共产党人的迫害，梁化之还在隰县一个叫小西天的寺庙里，成立了“真理辨正处”，实际就是集中营。在梁化之一帮人的摧残下，隰汾区五个县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破坏。阎锡山很欣赏梁化之的这套做法，觉得过去的特务组织，主要是杨贞吉的政卫组织太落后了，不足以“净白”二战区的阵营，决定让梁化之按他的方式，建立新的特务组织。
这样，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阎锡山就在晋西二战区的范围内，通令各区各县，撤销原来的“战工团”，成立统一的肃伪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流工队基本上是由原来的隰汾区战工会改组而成，梁化之的主任，张亦山的副主任，后来增加了一个副主任，叫智力展。队部设在隰县康城镇。
不久，阎锡山又批准梁化之在各区各县的统委会中设一名“肃伪专员”，意思是负责肃伪工作的专职委员。梁化之派到孝义区的肃伪专员是张德夫，孝义县的叫冯奇，冯奇同时也是孝义县的流工队队长。冯奇这个人，原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被捕后背叛革命，经过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张德夫这个人不错，良心没全坏了，肃伪的事，全交付给冯奇，不多过问。孝义的肃伪，是全晋西搞得很彻底的。还好，楚溪春对我不错，这些人没有找我的麻烦。
我这个人，人家要找麻烦是能找下的。还在战工会时期，我有个同事叫黄延长，他媳妇病了，久治不愈，就请了个神婆子，说好晚上做法事，我晓得了，到时候去了黄家，把那个神婆子赶走了。黄延长是洪洞县人，解放后在洪洞办报，有次我去晋南出差，火车上遇见过，提起此事，两个人都笑了。没办法，那时候年轻嘛。
阎锡山那时提倡年轻人要有“不容人不”的精神，有人说我这就是“不容人不”，我不这么看，我是以古人“嫉恶如仇”的精神自勉。
在孝义期间，我结婚了。夫人叫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家在西关街上，一个不大的院子。一九二五年出生，小我五岁，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们结婚时，她十九岁，我二十四岁，这是足龄。婚后，就在孝义城里租了处房子，离我上班的统委会不远。
她父亲，就是我的岳父了，叫尚学融，太原第一中学的学生，跟彭真是前后班。后来考上北京中国大学，校长是邵飘萍。邵这个人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地位的，中国的大学设新闻系，是他首创。学融先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县里当过图书馆馆长，西关街的街长，算是县里的一个绅士。日本人来了，叫他当维持会的会长，他不干，整天在城外自家菜园子里种菜。日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尚家在孝义县城是个大户人家。学融先生还有个哥哥，跟阎锡山手下的重要将领赵承绶是同学，在晋绥军里当过团长。抗战开始后不在军界干了，去西安做买卖。儿子在国民党空军做事。雨湖夫人这个伯父，大陆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最后死在美国。
也是结了婚，也是杜任之走了心绪不佳，事也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写小说，还学木刻。抗战期间，木刻很时兴。小说写了几篇，光复后回到太原，出了本小说集叫《姑射之山》。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七八月间，抗战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日寇投降屈指可待。七月间，阎锡山的行营总部，由吉县克难坡移进到隰县西坡底村，八月二日，正式移进到孝义县的樊庄。樊庄离县城不远，地方富庶，交通也便利，阎住在一处地主兼资本家的院落里。梁化之那时风头正健，成了阎着意倚仗的人物，也跟着阎的行营来到孝义。同时到了孝义的还有流工队的副主任智力展。我就是那时认识智力展的，胜利后到了太原，他成了我的上司。
阎锡山在樊庄，一面部署武力接收太原的事，一面也要做文事方面的准备，于是组织了一个随部工作团，经梁化之推荐，智力展当了随部工作团的团长。随部工作团的任务，就是做随总部进入太原的准备工作。跟我在一起做事的杨自秀、黄耿夫，先参加了这个随部工作团。一天杨自秀问我参加不，我也想早点回太原，就参加了。随部工作团的许多工作，跟行营参谋处的工作是重叠的。行营参谋处的有些事，我们也参与。我记得，我们两家一起拟过光复太原的标语。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一片狂欢，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都高兴得不行。第二天，参谋处接到命令，拟进军太原的标语。一条主要标语，我们拟的是：“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连同别的标语，一起送到行营让阎过目，拿回来一看都愣了，阎改为：“阎督军率三十万雄师直下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阎的秘书对取标语的人的解释是：“阎长官说啦，沦陷区人民只知阎督军，不知阎长官，十万不如三十万有声势。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说明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听了，一面吃惊怎么敢这么夸大其辞，一面又不能不佩服阎锡山这个人确实高明。
一天，杨自秀对我说，阎锡山一时回不去了，要经过解放区，不安全，得日本人保护着才能回去。后来果然是，晋中一带的解放区破坏铁路。没办法，只好叫日本人修，加强沿线治安，就是日本人保护着回到太原的。我和杨自秀、黄耿夫，都是跟着随部工作团回到太原，是光复后，首批回到沦陷区的工作人员，当时真有杜甫诗里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