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加剧了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困难，因而激起了国会里保护主义者的愤怒。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外贸商品的流动，从而限制了墨西哥、巴西及其他债务国的外贸出口，这使得这些国家通过外贸出口换取外汇来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但保护主义仍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政府也日渐关注他们要求债务国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的政治影响。
国际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主张拒付债务，新当选的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则单方面宣称它用于偿还债务的款项最多不超过其全部外汇收入的10%。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戏剧性的演讲中称：“要么是债务，要么是民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目标必定是债务国家的联合以及现存秩序的改变。”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德拉马德里准备放弃执行了两年多的紧缩政策时，美国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1985年10月8日，贝克在汉城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向来自149个国家的9000多名代表发表讲话，声称只有靠各个有关政党的更紧密的合作、商业银行的更多的贷款、世界银行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增长才能解决债务危机。
此即所谓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国际上通常称为“贝克计划”或者“贝克建议”。它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性的宏观经济调整，以此作为新增贷款的前提与条件；二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贷款。“贝克宣言”意义深远。这是对债务危机一直持强硬态度的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债务危机必须制止，紧缩必须让位于增长！
美国对债务问题的态度转变，并不是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宽宏大量，而是为了维护它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如前所述，美国银行是主要的债权人，在拉美国家所欠的3600亿美元的债务中，有2300亿美元是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另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因为美国有35%的出口产品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销售的。据估计，如果巴西拒绝还本付息，将会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减少250亿美元，如果整个拉美债务国拒绝偿还债务，将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700亿美元，失业工人增加110万。
然而，贝克并没有表示美国政府对这项计划将承担什么义务，也没有表示要修改里根政府反对世界银行增加资本的政策，而只是把解决债务问题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贝克建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贷款也是有条件的，尽管那些条件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要宽一些。其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消除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开放经济、激励竞争、把低效率的国营企业出售给私人、吸引国外资本并制止资金外流。很明显，贝克要求债务国实行美国政府所强加的经济政策，也有人称这是“里根经济学”在国际债务领域内的应用。
“贝克计划”未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因为它提出的援助款项对巨额债务而言无异杯水车薪，而最后连这一点资金也未能到位。“贝克计划”失败以后，拉美卡塔赫纳集团和拉美经济体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以缓解债务危机，西方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对重债国和低收入债务国也先后采取了一些减债实际步骤，这对美国都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美国担心委内瑞拉于1989年2月底发生的社会骚乱在拉美蔓延开来，危及美国在拉美的利益，遂于1989年3月10日，由新任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第三世界债务负担的新方案，即“布雷迪计划”。
“布雷迪计划”——减免债务缓解债务危机
1989年3月，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雷迪呼吁美国商业银行接受一项有序地减免债务的计划，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变其借贷政策来支持这一进程。这一计划与里根政府的“贝克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克计划”坚持所有商业银行的债务最终必须按条款归还。而“布雷迪计划”则承认债务国不可能完全付清债款的客观事实，提出了由商业银行较大幅度削减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原有债务和由国际金融机构增加对债务国的支援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新债务战略。
美国提出减免债务源于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改变。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是两个危机：一是美国银行的危机，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借出了太多的款项。另一个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他们借入了太多的债务。直到1988年，美国银行的危机一直是优先关注的事情，1989年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混乱状况的关注使第二个危机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这种政策变化很容易理解，1982年出现的债务危机使美国九个主要银行面临深刻的危机。遵循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沃里斯顿（Walter.wriston）的话：国家是永远不会破产的。银行自由地对外贷款。70年代他们从海外贷款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到1982年底，他们仅向拉美地区就借出了176.5%，向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贷款占其总资本的287.5%。1982年出现债务危机时，减免债务不再考虑之列。因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债务变成死帐，美国许多主要的银行便要破产。因此政策的重点在于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其还债。
1985年“贝克计划”出台，计划试图通过向债务国提供200亿美元新的贷款来达到减少债务国的净资本流出量的目的，以刺激其经济的发展。而实际上每年拉美国家支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比他们新得到的贷款要多250亿美元，而且这些新贷款还越来越少，最后并未达到200亿美元，因而“贝克计划”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但这一计划却通过提供相关的政治条件来逼迫债务国还债，从而保证了美国银行的利益。1982—1988年间，美国的银行收到了它的到期债务的大部分利息。在此期间，美国的大银行一方面增加他们的资本额，另一方面则削减了向债务国的新贷款。通过这种方式，这些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所承担的风险大大地减轻。到1988年底，美国主要银行在拉美承担的风险降到了83.6%，虽然还是很高，但已经不足以使这些银行破产。
此外，债务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很活跃，而且折扣很大（且越来越大）。表2是1989年2月布雷迪计划提出之前主要债务大国在这一市场上的价格。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虽然总的中、长期贷款的票面价值达2794亿美元，但二级市场的价值只有967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1美元债务的平均市场价格只有35美分。同时，股票市场上这些商业银行持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折扣也很大，与二级市场上的债务价格相符。
这一事实意义重大，例如，股票市场估计花旗银行拥有的墨西哥债务1美元只值0.40美元，即二级市场上债务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如果花旗银行以0.40/1美元的价格卖掉墨西哥的债务，该银行的股票价值将保持不变。尽管银行会报告在交易中账面损失了0.60/1美元。因此，银行现在能承受得起有价证券的大量损失而不降低其市场价值。
1989年1月，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董事长威廉·塞得曼对美国众议院的银行、金融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证实说：甚至在被考虑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下，九家货币中心银行的每一家都能够减免它们对六个国家（最大的债务国）的未偿付债务的100%，并且在税后基础上，每一家银行都能维持偿付能力。58由此可见，美国银行的危机的解除是布什政府改变政策的前提。
而那些发展中国家，许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席卷南美各国。1988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934%，1989年春，阿根廷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几千。1981—1988年，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急剧下降，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降低到50年代或60年代的水平。1980—1988年墨西哥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50%，十余年的发展成果在债务国一扫而空。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1989年2月，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及其他主要城市发生骚乱，抗议委内瑞拉政府因债务危机而实施的紧缩政策，300多人在骚乱中死亡。这给各国很大的震动，因为委内瑞拉一直被认为是拉美民主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债务危机的第一个方面——美国银行的危机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它的第二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却越演越烈，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布雷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拉美国家提出的以债务资本化为主要形式的减债要求，其中心思想是削减债务国累积债务的余额和减轻债务国利息负担。具体内容包括：将39个重债国的3400亿美元债务减免700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金额为30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为债务国减免债务后剩余外债还本付息提供担保，希望日本等发达国家提供新贷款支持这项计划。
但是，“布雷迪计划”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一是该计划提出的减债幅度太小，8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达13000亿美元，其中拉美国家的债务达4000多亿美元，即使“布雷迪计划”能实现，也是杯水车薪；二是该计划资金来源没有落实；三是减债计划实施过程拖得太久；四是接收减债优待的国家必须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实行连续性紧缩政策，否则得不到贷款；五是债权国坚持“单个”（case by case）的解决原则，不同意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拉美债务危机，持续时间特别长，涉及范围特别广，它严重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破坏了这些国家政局的稳定，并进一步冲击着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因而这场危机决不像西方国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少数债务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不善、资金流通不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对债务危机的关注，主要不是关注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问题，而是关注债务危机对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冲击。从美国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性调整政策到里根政府的“贝克计划”再到布什政府的“布雷迪计划”都反映了这一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债务危机仅仅看成是经济问题，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实际上，“贝克计划”与“布雷迪计划”的不同只是形式和侧重点的不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由南北国家一起坐下来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只有认清这一经济问题的国际政治背景，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债务危机，换句话说，只有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维持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可持续发展模式亟待建立
八十年代，正当拉美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独立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债务危机。庞大的债务和巨额的利息负担，吞没了拉丁美国家的大部分发展资金，使拉美的经济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在随后的二十几年中拉美国家可说是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彻底的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债务危机打断了拉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拉美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出了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并没有错，这是由拉美国家的历史背景和资源状况所决定的。只是拉美国家通过这种策略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以后，并没有建立一条高附加值的生产链，其出口的低级产品可替代性太强，严重受制于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通过发达国家“剪刀差”的盘剥，出口所得不仅不足以清偿外债，甚至于发展本国经济的资金一直不能依赖本国经济的发展，直到现在还要靠外债来“度日”。缺乏一套“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就是拉美国家真正的症结所在。
对现代化建设的急于求成，使拉美国家政府在二十世纪一直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加之70年代以来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和拉美国家过度的超前消费，使其患上了“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入，并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又埋下了更多的债务危机的“火种”，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迅速撤离，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而这更加重了经济的困难。在这时，拉美就需要满足IMF那些并不切实际的痛苦的改革过程，以得到大量的救济资金，从而使自己暂时摆脱危机的困扰。这样，在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后，下一个“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因此，要彻底解决拉美国家的危机，必须摆脱目前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局面，以戒掉可怕的债务“吸毒”之瘾。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条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国内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