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后，十几年的家居休闲，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回顾、咀嚼、享受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可以说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使我这个年已八旬的老翁至今仍焕发着青春的生气。在这温暖幸福的港湾里，良好的身体与饱满的精神，常常使我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中涌动，总觉得有许多话想说给我的家人、子女及亲戚朋友，让他们与我分享欢乐、共同思考。
一、困难经历
幸福来之不易前面说过，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革命大家庭。在我之前的三代人中，我是小辈，也是家中的长孙。在长辈们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勤劳、简朴、待人友善、顾全大局的家风，在我和我之后的三代人中，我是家中长子、是父亲，对弟弟妹妹有仁爱、有关照；对子女们有慈爱更有严教。总之，我先后经历了五代人，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很庆幸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个家给了我无尽的力量，也是我幸福的源泉。这幸福之水的源头，是我和我老伴一生的耕耘和奉献。
老伴嫁过来时是18岁，我15岁，家里有奶奶爷爷、父亲母亲及弟弟妹妹，后来人口递增，发展成一个祖孙四代、10多口人组成的大家庭，我作为长子又在外工作，老伴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做着长媳和母亲的角色。
我在外工作的全部收入是工资收入，除了我的生活必须支出之外，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交给父母，由母亲去打理老人、我的弟弟妹妹及我的孩子们四代人的生活。为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生怕父母犯难，我几乎没有给过老伴和孩子们零用钱。这点儿至今让我对老伴和孩子们心怀愧疚。对我的孩子与我的弟弟妹妹，我是一视同仁的。我深知我肩负着全家10多口人的生活重担，老人需要奉养，弟妹们还小（我的四弟比我的儿子还小一岁），没有成家，我的孩子也已经出生。所以我省吃俭用，一分闲钱不花，个人也没有任何不良生活嗜好，如抽烟、喝酒、乱买东西和挥霍浪费。在外面工作的几十年，没有家人在身边，所以说是居无定所，没有任何生活之外的财产，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和个人行头。全部个人财产是一套极平常的铺盖卷和吃饭的碗筷而已。我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业余爱好和娱乐项目，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充电学习中去了，这样钱也省了，工作业绩也上去了，个人修养和文化知识都做到了与时俱进。在别人看来，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儿不好理解：那么漫长、单调、乏味的单身生活是如何熬过的。可我觉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想想看，家里的老人、弟妹、孩子们有老伴关照，有我的资助和供养，能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全家有饭吃、有衣穿，这其中不是我这个做长子、做父亲的贡献吗？单位里的工作，在自己的努力下，任务能保质保量地完成，领导能认可和放心，这不都是自己克己奉献的回报吗？想到这些，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再苦的日子我也不觉得苦，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
最让我感受深刻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困难时期，那时我只身在外工作。我经常下乡吃派饭，在食堂吃大锅饭，由于粮食指标低得可怜，一个月也就二十多斤，还粗粮多、细粮少。当时我还年轻能吃，加上工作又常常加班加点，几乎没有休息日，经常感到饥肠辘辘。现在回想起那个饿着肚子写材料的通宵心里还别有滋味。当时家里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一家人团团圆圆，生活比我在外的单身生活还是好些的，起码没有到饿得头发昏、眼冒花的地步。这一来得益于父母和老伴的勤俭持家，二来我的供给也起了必要的作用。想到家人、孩子们还能得到温饱，即使我自己受再大的苦难也是值得的。
第二件事是十年"文革"时期。"文革"期间，我和全国所有的干部一样，经历了一场人生大难和浩劫，庆幸的是，我没有在灾难中沉沦、毁灭；家人也没有受到株连和打击。能平安度过这次浩劫得益于我本人在工作中的正直肯干和坚持原则，没有结下私人恩怨与仇恨。当时我属于最年轻的"当权派"，尽管遭到个别人的嫉妒和不满，但本人作风廉洁、两袖清风，没有任何把柄可以让他们利用。尽管身为商品供销单位的主要领导（时任百货公司书记），但没有占过公家一点儿便宜，没有为家人或朋友谋过一丝的好处和利益。尽管如此，在那个青红不辨、是非不分的年代，我还是受到了人生最大的心灵创伤和身体痛苦。我十六七岁参加工作，只身闯荡社会，家境贫寒，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在"文革"的阴暗日子里，我感到了无限的孤独无助和无可奈何。很长时间里和家人消息断绝，身家两地，心存思念，所幸的是父母、老伴和睦相处，日子平安，没有给我的不幸雪上加霜。我本人也没有给家人带来灾祸。我所以能从那场灾难中挺过来，一是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对我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就是对家人和孩子们的深深期盼。我不能倒下去，因为我是整个家庭的中枢和关键。
第三件事是对家庭财产坦然放弃的态度和对弟弟妹妹的关照和爱护。俗话说，劳动使弟兄团结，而财产使弟兄分散。这几乎是中国传统社会不二的规律。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家庭，当父母养育孩子们时，可以做到全家和睦相处，日子平平安安，但当兄弟们长大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往往因为家庭财产的分割而结下怨恨，闹得矛盾重重、不可开交。这一点我作为长兄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与三个弟弟分家时，我明确表态，老伴也坦然面对，支持我的态度和做法。农村分家时，一般原则是男孩子尽量平均。我和我老伴打破了这一惯例。当时家里好歹有三处院落，其中新盖或翻修的房屋也大都是用我的工资支付的。我明确表态：你们弟兄三人，每人一处，我就不要了，家中的其他财产也甭打我的份儿。当时我的孩子们，一个儿子、四个姑娘也都长大了，且都还在村里，自己也没有多少积蓄，没有房子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盖自己的房子。于是便向生产队申请，重新给了地基，盖了一处我自己的三间老屋最简单的房子。这房子都比不上那三处旧房子。当时所说的这些家庭财产和现在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我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多年来全部用在大家庭的花销上，自己一家七口人，全靠我的工资和老伴务农收入来养活，生活之沉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老人的看病、丧葬，兄弟们的娶妻成家、读书求学，乃至妹妹的开颅治病，一应开销几乎全由我来包揽。这不是言过其实，而是真实的情况。弟弟妹妹和孩子们可能因当时年龄还小，对此没有较深的感受。如果把当时的经济状况稍微叙述一下便十分明了：那时家中十多口人，只有父亲和老伴能挣工分，母亲那个年岁的人，因裹了小脚，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儿，弟、妹、孩子们，有的读书、有的幼小。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红的，口粮则是按人口分配的，因没有壮劳力，工分便很少。这样每年秋天决算时，我们家便是全生产队最大的"缺款户"。工分多的人家使钱，工分少的人家付钱。我们家每年的口粮钱的缺额大都在二三百元以上。自有生产队以来的十几年情况都是这样。说实话，这一大家子，弟弟妹妹们能成家立业，孩子们能长大成人，老人能安度晚年，真是不容易的。道路只有走过来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沟沟坎坎。现在可以这样说，我这个做长孙、长子、长兄、父亲的，做了这些角色应该做的一切事情，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也同样得到了完美的回报。
贤妻良母我的老伴叫冯回姐，是灵寿县故城村人，比我大三岁。他的父亲多年担任村里的主要干部，母亲去世早，18岁嫁过来，是经人介绍，父母做主结的婚。她是典型的农家妇女，没有读过书，但自小养成了懂事、吃苦耐劳的好品格，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劳动多面手。我这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局面，我个人之所以能安享晚年的清福，其中她的奉献是无私的，成绩是巨大的，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
老伴和我结婚60多年来，经历过先后五代人，是这个幸福大家庭的亲历者、构建者、躬亲实践的耕耘者，可以说她的全部人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这个家庭，至今仍然是我的依靠和伴侣。
自老伴进了这个家门，从解放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20多年，她一直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干尽了几乎所有农村的体力活儿。是真正干农活儿的多面手，农村劳动妇女的佼佼者。土改后到入社前的10年左右是单干时期，当时的家庭成员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及我的儿子、女儿，共计10口左右，好赖土地约二十几亩，都是靠天吃饭的旱地，没有一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养牛一头，一辆旧车。
前面说过母亲是"小脚"，即便年轻时也下不了地。弟妹们、孩子们还小，甚至有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谁来种地呢？只有父亲和老伴。农活儿都是体力活儿，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所有农活儿都是手工、体力，没有任何机械和电力。这对一个妇女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老伴学会了耕田、赶车、扬场、割草、拔麦、浇园等几乎所有的农活儿项目。别人家农忙时请短工或雇长工，而我们家的二十几亩地，全凭父亲和老伴两个人来劳作。繁重的家务只能一早一晚加班加点地去干。农闲时父亲为贴补家用还去打石头、送碾子（很危险的活儿，用牛车运输几吨重的大石碾盘），老伴和母亲趁冬闲每晚挑灯夜战，得把一家老小一年的针线活儿做出来，以免影响农忙时田里的活儿。年复一年没有安逸，只有辛苦和干不完的活计。
入社以后的生产队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的十多年中，情况稍有变化，但老伴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生老伴儿产队时期，老伴尽管不再做劳动强度很大的，只有男壮劳力才能干的诸如耕田、赶车、扬场、拔麦等活儿，但因为家中吃闲饭的孩子多，没有劳动工分，同样影响家庭收入。老伴仍然得下地干活儿挣工分。由于父亲逐渐年老、二弟当兵服役、三弟在公社当协助员，其他弟、妹、孩子们读书上学。即使不上学也只能做点儿辅助性的劳动，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即使在生产队时期也是很难过的。就说分东西吧，有些东西，如粮食等，生产队负责收回来，在集体打谷场上分的，各家的东西各家负责弄到家里。全部依靠肩挑、手提，这对没有壮劳力的家庭来说并非易事。更难的是有些东西，如秸秆、蔬菜、红薯等，都是在地里分，并且常常是下工后才能分好。要把这些东西弄回来，不是中午就是晚上，半山区的农村道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要弄回这些东西，老伴是唯一的主力。有多少次下雨刮风、酷暑炎热，有多少次紧急慌忙顾不上吃饭休息，她自己恐怕也记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