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寒素人家
清晨的阳光照在窗口，树枝的光影在窗台上摇曳，时光很好，风也很好，树上的喜鹊已经筑完了巢，几只幼崽在巢里张着嘴，稚嫩地叫着，两只做了父母的喜鹊在欢喜地飞来飞去，一位百岁的老人在出神地看着、思考着，时间都去哪儿了？
生命的初始和凋落像是一个圆，人的一生便是沿着这圆在行走，循着一个轮回，寻找生命最初的足迹。我们用虔诚的姿势，探寻这位老人的一生，欣赏属于她的沿途的风景，不敢贪心逗留，只盼岁月温柔待她，一切安好。
杨绛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四季风景如画的地方，江南女子，天生婉约。在那个时代，杨绛家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她说那是个"寒素人家"。
杨绛的父亲叫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父一生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和《逻辑学》，流传后世。几年前，有人与杨绛聊到当今社会腐败成风，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一九二一年的文章《说俭》，文中说："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几十年前的文章，如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杨荫杭是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父亲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父亲于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当时"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
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后，杨荫杭看着这些人被吓得缩了头，站了出来说"还有我"，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得那个样子。
那时，杨荫杭的父亲过世，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生活，当时进入的北洋大学堂是公费学校，这点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后来他转入了南洋公学，随后因各方面的优秀表现，被选去日本留学。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杨荫杭和同在日本留学的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专门翻译当时欧美政法方面的著作，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最终杨荫杭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然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论文还被收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中。虽然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却被细心的女婿钱钟书发现，并告知杨绛，后来杨绛还托了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里寻找这本书，果真被她找到了，影印下来收藏。
开阔的眼光和不停的游历，让杨荫杭有了新的意识和想法，接触到的西方社会观念，让他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立宪梦"，无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让这个梦早早破碎，但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方向。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那个年代的符号。杨荫杭与唐家小姐订婚自然也是很早的，那时的两个人只有十二岁。
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了，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优点，贤良淑德，长得也很漂亮，典型的南方女子，皮肤白皙，性格温雅，做什么都是稳稳当当，从不会急躁。结婚后便在家中安静地相夫教子，很少出去。
有闲暇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喜欢看《缀白裘》，看到高兴处还会开心地笑。还喜欢看《石头记》、《聊斋志异》这类经典小说，也会看当下一些新体小说，大体都喜欢。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绿漪女士写的《绿天》，就跟杨绛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当时作者用的是笔名，她却能读出其中的韵调，杨绛对此佩服不已。还有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评价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杨绛觉得母亲在文学上的很多见解都十分恰当。
在杨绛的记忆中，那些童年里的歌谣，都是母亲教的，细声慢语，成了记忆里内容模糊却感觉温暖的调调。母亲总有很多家务要做，似乎有干不完的事情，所以很少哄着孩子们一起玩。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杨绛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出生在北京，一个租来的院子里，排行老四，原本的名字是杨季康。家里人都宠着这个小小的女孩，她还有个昵称叫阿季，杨绛是她的笔名，用这个笔名署名的作品问世后，杨绛这个名字就似乎成了她的本名一样，被大家熟知。
父母年纪相仿，又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在杨绛的记忆中，两个人从没吵过架，算得上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种平静的家庭氛围，为杨绛提供了一个平和的成长环境，在那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父母的相处方式，无疑也在杨绛的心中成为了榜样。
杨绛的父母关系十分融洽，这直接影响到家中孩子的性格发展。杨家八个孩子，杨绛第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杨家的教育方式是比较成功的，杨荫杭并没有太限制孩子本身的个性，而每个孩子都出落得很优秀。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苏州九如巷张家是豪门望族，张家四姐妹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淮军二号人物。）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
母亲有个习惯，就是每晚记账，可总是记不起有些怎么花的，父亲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父亲说，母亲虽然记不明白小账目，但每月寄回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
杨绛是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第一个孩子，成了他的心头宝贝。杨荫杭喜欢吃冰激凌，杨绛出生那年他买了个可以自己做冰激凌的桶，她出生那天父亲做了一桶冰激凌，给她在小嘴唇上点了那么一小点，家人回忆说，小嘴都冻紫了，还是使劲地吧嗒着滋味，香得陶醉呢！
父亲总笑杨绛是"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因为杨绛生下来的时候就小小的一个，需要他两只手靠得很近才能很好地抱起，长大了之后也是姐妹中最矮的，也是最讨大人喜欢的一个。
杨绛出生的时候，赶上了著名的辛亥革命，中国酝酿着巨大的改变。当时，父亲杨荫杭在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做厅长，后被调至浙江省的审判厅，住在了杭州。因为刚正不阿的工作方式，得罪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此人到袁世凯面前"奏了一本"。恰巧的是当时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留学时候的好友，在袁世凯面前力荐杨荫杭，袁世凯还亲笔写了四个字"此是好人"的批示，这事才算过去，杨荫杭随后又调到了北京。
这次到北京，四岁的杨绛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也第一次见到了满族的服装和发饰，因为当时全家租住在北京东城，房东便是个满族人。
房东是梳"板板头"，穿着旗袍，脚上蹬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之前她只见识过上海女人的高跟鞋，她们的鞋跟在脚后跟，而房东的鞋跟在鞋底的正中央，这种鞋也叫"花盆底"鞋或者"马蹄底"鞋。中间的木底多厚的都有，十厘米左右的多见，还有二十多厘米的。穿着这种鞋的满族女子走起路来摇曳生姿，还高挑了许多，杨绛没穿过，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父亲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说："要！"
辗转多地，大姐、二姐留在上海上学，三姐在无锡老家，杨绛成了唯一跟着父母生活的孩子。五岁的时候，杨绛走入了学堂，她的三姑母杨荫榆也在这所学校里工作。因为杨绛聪明机灵，很多人都喜欢她，在女高师学生的聚会上，她们还叫杨绛扮花神，身上、脸上都是花，她也像朵灿烂的花一样，笑得那样开心，笑声飘荡好远好远。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回忆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杨绛也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不过，小时候的她开始念书的时候比较不安分，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喜欢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结果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十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地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也没有别的能说，就只好让她坐下继续听课。
安稳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一九一七年五月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有检察官到许邸搜查证据。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的电话响啊响，都是上级打来的。然而，就算多少高官干预此事，铁面无情的杨荫杭也不允许保释。结果就是，次日，杨荫杭就被停职停薪了。因为父亲的薪水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开始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坚定了杨荫杭回南方的决心。
杨绛的大姐、二姐一直在上海上学，并没有跟着来北京。那时候的她们也只是十五六岁的光景，二姐在学校感染了风寒，住进了医院。家人得知这个消息都很焦急，尤其是母亲，恨不得飞到女儿的身边。但当时赶上天津发大水，火车已经中断了，只能换乘轮船赶路。
可怜的孩子，在等到母亲的时候，已经双眼模糊，看不清母亲的面容，十分无助。她只是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不停地哭着、哭着，哭得母亲心都碎了。姐姐中，杨绛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二姐，小时候也唯有二姐才能哄得了她。最后上帝还是带走了这个天使，给一家人留下了最深的痛。
经历了这些变故，杨荫杭决定辞官离开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他太多灰凉的记忆。
与生离死别擦肩而过
童年是一幅神秘的画，被悠扬的岁月染上了独特的色彩，挂在记忆的长廊里，等待回味。就算再回首时我们忘记故事里的细枝末节，却始终会记得那跳跃欢快的色彩。
时光游走到了一九一九年，杨绛人生的小船上，已经装载了八年的人生记忆，此时的她，更是天真烂漫。而此时，她平静的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天她在院子边上捡核桃，玩得很开心。这时三姐走过来，情绪有些低落，对她说："别捡了，咱们要回南了。"虽然三姐的年纪也不大，但似乎明白"回南"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她从三姐的情绪里，感觉到了什么。
杨绛曾为三姐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三姐姐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里面提到，第一个为杨绛讲述什么是"死亡"的就是三姐姐，"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那段时间，家中暗涌着很多变化。平时不出门的母亲，一口气去了北京好多个出名的景区，还买了很多北京的特产备着。而平时忙碌的父亲也不去上班了，和一个朋友去山上采标本，一去就是一星期。杨绛回忆说，那次父亲的脸都被晒成了紫赤色。
杨荫杭对这些花花草草的事儿很有兴趣，做起来也相当有耐心。他会整齐地整理好，小心地做好标注，然后妥善地保存起来，表情认真又严肃，很显然乐在其中。似乎那个被停薪的厅长是个路人，自己都不认识。就这样，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最终，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踏上了回南的征程。杨绛依稀记得，来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也许是大家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官"离开，毕竟动荡的局势已经让人很缺乏安全感，小小的杨绛不懂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但是她很自豪，因为大家拥护的那个男人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荣耀，就是自己的骄傲，而她亦是能感受到人们眼眸中的不舍。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载着这一家老小，开始了奔波的旅程，将他们带向未来。六个孩子，在父亲母亲的看护下，下了火车，又上了轮船，终点看着是那么遥远，但是有家人的陪伴总会很安心，一家人在拖船临时搭的床上坐着，摇摇晃晃，像水中月亮。欢声笑语不断，这段路似乎变成了旅行般，孩子们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母亲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她一直那样安静。
在船上漂了很久，大家都有些晕船的不适反应，孩子们却没有因此扫了兴，三姐说没看过海上的日出，让杨绛叫醒她去看。可最后还是三姐叫醒的杨绛，这样她们才看了人生第一次的海上日出。太阳缓慢地冲出海平线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它发光发热，而无论生活遭遇了什么，太阳都是会照常升起，照样温暖万物。日出的光，温柔地铺在她们稚嫩的脸颊上，让两个小姐妹一阵欢喜。
回到无锡老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海上的颠簸让所有人都很想尽快安稳下来。父亲决定不回家中的老屋，去新找一个地方用来安家。
有的时候，缘分就是兜兜转转，你依然在这里。他们找房子的时候，一位亲戚介绍了一个房子，父母独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当时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杨绛的丈夫钱钟书一家。当时的两家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是不认识的，在后来的对话中，两人才发现原来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