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外国记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万里长城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亦是中国人们无与伦比的骄傲,绝大多数海外人士提到中国就附带想起万里长城,而这位记者将它和钱钟书相提并论,虽然有夸大嫌疑,不过无法否认的是,钱钟书的成就,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姓一辈子的钱,不信一刻的钱
孔方兄这个东西,世人大抵都觉得,自然是越多越好。没人会嫌弃金钱太多,只有时常感叹不知把钱花到哪里去的人。金钱,从来都是不经用的,稍不留神,就从这个口袋,流向那个口袋,又从那个口袋,汇聚去远方了。现下,不知有多少人做了金钱的奴隶,口号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的"。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人生就是如此短暂的一瞥,快活地生活和苦大仇深地存在,都是一种方式。有目标的人生,总不至于太贫乏。谁又去看这个目标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呢?追求金钱和醉心学问,众人大多以为后者比前者高端太多,毕竟国人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实际上,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追求金钱走火入魔便容易被欲望带入堕落之路,而醉心学问,毕竟是提高人格、淬炼灵魂的康庄大道。
钱钟书是在学问的海洋中遨游了一生的,这一生,对于金钱,他没有真正地阔绰过,也没有如许多读书人一样真正清贫到捉襟见肘的地步过。他自出生,就是不缺钱的书香门第的少爷,未曾富甲一方,却是小富即安的家庭。在英国留洋时,有政府支持的学费,生活过得还颇有小资情调,他在英国就学会了煮红茶做早点。唯一算得上困窘的,大约是被围困在上海时,经济来源一时断绝,物价又涨得飞快,为了吃上饭,不得不寻找各种来钱的途径,最后身兼数职,还每日写作来挣稿酬。
那大约当真是他一生中唯一为钱发过愁的时期。家里不再请得起保姆,只好辞退了用人,夫人杨绛亲自上阵,系上围裙洗手做羹汤,家里的大小事务一应俱由自己来操持。可那时他的学术文稿几乎无人问津,堆在书架上卖不出去,稿费这一来钱的途径,若是如此只能不做他想。倒是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个剧本在剧院拍戏上演,拿到了一笔不小的稿酬,缓解了燃眉之急。面对此情此景,钱钟书便着手写《围城》。
《围城》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快,虽然养家糊口的压力顶在头上,钱钟书依旧有条不紊,每天只写五百字。这对他来说已经不算是精雕细琢了,但之于许多一日好几万字的"作家"来说,当真十分细致,堪称是"抠字眼"的程度。《围城》出版之后,大为畅销,稿酬想必也是不小一笔。说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围城》拍成电视剧的导演黄蜀芹,正是当时杨绛剧本《称心如意》的导演黄佐临的女儿,《围城》开拍电视剧,拍摄权谁都想拿到手,偏偏钱钟书金口难开。最终还是黄蜀芹亲自上阵,带着一封父亲亲笔书信前去拜访,才得到了授权。
或许只是阴错阳差,或许是钱钟书望着那封信,回忆起了当年旧情,要知道上海孤城时期,稿酬并不容易要到,想想鲁迅的《伤势》里涓生的稿酬只是两张书券,黄佐临导演支付稿酬却相当及时,几乎是份大恩情了。四十年前的恩情,四十年后钱钟书来偿还,还在他女儿身上,可以说是有来有去,有恩必报。
到了晚年,钱钟书就更不缺钱了。他家本来就人口简单,一家三口却都是能挣钱的。有一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赴美讲学,为期只要半年,说是半年,实际上两周只需上一节课,一节课不过四十分钟,算起来总共只有八个钟头。为了这八个钟头,普林斯顿大学方面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薪水是十六万美金,这还不包括各种交通、住宿和餐饮的费用,而且也可以携夫人杨绛随行,所需费用,由校方一力承担。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除了钱钟书,想来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拒绝得如此干脆。
他拒绝这个邀请,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他在家生活惯了,其二是他自己说的,他已看过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们的论文,那种水平,他去给他们上课,估计他们也听不懂。这句话里,倒是很有几分年轻时的傲岸风骨,诚然,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可正因为是实话,说出来更显张狂。
还有一次,英国一家出版社得知钱钟书家中有一部英文词典,上面写满了他的批语,于是这家出版社专程派人漂洋过海,开出天价,想把这部词典买下来。结果钱钟书回绝得更是干脆,两个字"不卖",就把对方打发回了英国。
后来,《围城》电影版权卖到了美国好莱坞,制作商屡次邀请夫妻俩去美国做客,一路上费用全都由他们来包办,顺道还可以来瞧瞧电影进展情况。就算是如此,钱钟书还是婉拒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现在是一把中国式的木头椅子,摆在那里的时候看着还是挺结实的,可要是搬动起来,那就得散架了。
对于金钱,钱钟书向来是漫不经心的。有一次,他收到了《管锥编》的八千块稿费,当时的八千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还是十块一张的面额,一堆堆在桌子上,看上去颇为可观。结果他把钱揣进兜里,就请杨绛去逛商场,一路上左顾右盼,丝毫没把钱放在心上。倒是杨绛跟在后头,不断提醒,要小心有小偷。还有一次,有人同他来借钱,要借一千块,他脱口而出,不要说借了,给你五百,就不用还了。后来还是这个人来借钱,他还是将数目的一半给了他。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后来他的司机开车出了事故,来问他借钱,借三千块,他照样给了司机一千五百块,说不用还了。
这不由得要令人作想,能跟这样的老头儿当朋友,当邻居,都是极好的。他有钱,却没有市侩之气,不斤斤算计,有时大方得令人瞠目结舌。借钱的事情就是佐证之一。他不差钱,家里的摆设却朴素得近乎清寒,沙发是用了许多年的物品,书架亦是简陋,是四块木板加上红砖头堆起来的。他更像是古时的清官,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却身无余财。诚然,钱钟书的品性,有时同古人是如出一辙的,一样的恪守人生信条,一样的赤诚如同孩童,一样的剔透、纯净和美好。
他亦是十分风趣,一次指着孔方兄打趣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他不只是不迷信钱这个东西,他同样不迷信那些旁人孜孜以求的东西,功名利禄,声名财物,对他来说都是满不在乎的东西。这一生,他没有党派,同政治始终敬而远之,如同古时信奉山水的书生,清贫而又淡然地行走在世间,看遍红尘烟火,走过千山万水,心中依旧保留着一片纯净而宁和的天地。
《猫》
李氏夫妇的父亲都是前清遗老,李太太的父亲有名,李先生的父亲有钱。李太太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个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台,满心想弄几个钱来弥补历年的亏空。武昌起义好像专跟他捣乱似的,他把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幸而他有个门生,失节作了民国的大官,每月送笔孝敬给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赊了账等月费汇来了再还。他渐渐悟出寓公自有生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但是他发现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钱钟书《猫》节选)
有人考证后说,钱钟书的这篇《猫》,是讽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作品。至于他影射的究竟是谁,大多数人都说是林徽因。节选的这一段,仿佛坐实了该影射。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诚然很有名,早年间毕业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参议员秘书长。林徽因后来嫁给了梁思成,公公是鼎鼎有名的梁启超先生,一家都是名流。而林徽因成名的原因并不只这些,更多的是因为她生得美貌,才情又高,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出众的才女之一。才女本来就容易令人竞相追捧,若是才女加名媛,更是要引发热潮,而林徽因,就是这样众星捧月的女子。
这样传奇一般的女子,似乎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断然不会同旁人有所纠纷。然而冰心也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亦是讽刺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两人的声望和才华,他们身边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著名的才子,譬如才气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颇有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精英时常在周六下午,相约来到梁家,谈笑聊天,时间一久,梁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钱钟书和林徽因的"梁子"结在两家人在清华大学为邻时期,或许不满是在更早之前──他是看不惯一群有学识有才华的人一同跑到"太太的客厅"去"讨论交流"的,笑声虽然十分愉悦,可那种愉悦不是因为心灵的撞击而生的,恰恰是因为心灵的空虚和寂寞,才希冀有一朵解语花,娇俏可人,能够安慰清冷。
在钱钟书眼中,林徽因家的客厅,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生性清高的他自然是鄙薄此种行为的,觉得这一行人的行为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钱钟书便为这群"无聊的人"也写了一篇"无聊"的作品。这就是《猫》。
据说,钱钟书在《猫》里讽刺影射了许多人:齐颐谷仿佛指的是萧乾;李建侯、爱默二人仿佛指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爱慕女主人的诗人貌似影射的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仿佛指的是罗隆基;袁友春可能影射的是林语堂;亲日作家陆伯麟可能影射的是周作人;科学家郑须溪似指周培源;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大约是赵元任或胡适之;作家曹世昌似指沈从文;文艺批评家傅聚卿貌似是朱光潜;画家陈侠君仿佛是指常书鸿;郑须溪可能影射的是金岳霖或梁宗岱。
一篇作品里,几乎把当时名人都一网打尽了。难怪许多人要说钱钟书人缘不好,大约是因为他太过耿直,心直口快,讽刺的才华又实在超凡脱俗。
在《猫》的开头,他一开始便写道:""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颐谷这样譬释着,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象梳理乱发似的平顺下去。"
杨绛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也曾用过类似的话:"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大学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支,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看似轻松的调侃里,却显然可见两家人的矛盾是早就滋生的。两家人都养猫,钱钟书是十分钟情这种动物的,他说猫是理智、情感、勇敢三德具备的动物,因此当两家的猫打架时,他总要去帮自己家的猫。杨绛来劝解,他也不退让,后来干脆写了《猫》,来专门讽刺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