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过一本名叫《干校六记》的散文集，记叙了她同钱钟书两人在"文革"时期下放干校的生活，语气是平平淡淡的，仿佛他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是寻常，不伤不怨，像极了夫妻俩的为人风格。干校是"文革"期间一个神奇的存在，而钱钟书下放的五七干校，则是所有干校中最神奇的，这所干校，囊括了当时中国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钱钟书和杨绛，正是其中接受改造的成员。
一九六九年，钱钟书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年纪。六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上，已经是一个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了，然而这位老人，却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外地接受改造。此前，钱钟书和杨绛是在北京干着十分辛苦的体力活。钱钟书打扫大街，杨绛则清扫女厕所，这些劳动由一群本该是在研究所里从事研究的学者来完成，而那些骄狂无知的人则高高在上地监督他们，这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至那一年的十一月，北平已开始布满寒流，冷空气弥漫在整座京城，如同一只无形而残酷的手，肆意玩弄着所有人的命运。钱钟书回来，告诉杨绛，他就要跟一群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了。
分离，就在顷刻之间。
其实他们一向是聚少离多的，年轻时订婚之后，他留在南方，她却北上去完成学业。学成归国之后，他又为了理想和生活离开小家庭，天南海北地去闯，好不容易中年之后在清华大学有了一席之地，转眼间这种温馨生活却被狠狠打破！而这次一别，却不知何时才能重逢。他们都已经老了，这种不知尽头的折腾，真的不知道能够撑到何时。
杨绛和女儿还有女婿一起送走了钱钟书。火车站一向是个见证离别的地方，花白了头发的钱钟书透过车窗，他看见了妻子脸上的隐忧，女儿眼中的不舍，也看见女婿头上斑点的白发，他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早点回去，仿佛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安心一点。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女婿王德一了。
其实女婿也是一直被人批斗着的，有人说他手里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所以一直有人强迫他将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交出来。王德一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他不愿意欺骗任何人，这种困窘的境地将这样一个老实人生生逼上了绝路。关于此事，杨绛没有告诉钱钟书，生死这样痛苦的事情，她不愿连他也一并承受。
五七干校在河南的罗山，钱钟书等人被安排睡在一间曾经当过改造营的营房里，没有床铺，没有被子，所有人都只得一个小小的草铺，条件艰苦得令人瞠目结舌。钱钟书一贯是在杨绛的精心照料下生活的，就算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无比困窘，他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但他终究还是熬过来了，或许是他始终不敢细想，为何事情会如此糟糕，为什么世界变得这样黑白颠倒，思考其实也是一桩痛苦的事情，有时候，将心一横，麻木而浑噩地生活下去，像傻子一样活着，或许比聪明人要幸运许多。
他是来接受知识分子的改造的，每天都要接受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日子过得自然苦涩无比。可幸好，不久后，杨绛也被下放到河南罗山附近，虽然不是在同一所干校，可夫妻俩总算是在同一个地方，就算是有照应也好一些。可他并不知道杨绛心里的牵挂，她将女婿的死讯瞒住了他，自己却独自牵挂着一人在京的女儿。阿圆是他们的独女，自小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她也争气，一直按照他们所希冀的那样长成正直、透明的女子，在这场运动开始初期，由于他们夫妻的关系，阿圆被所有革命团体排挤，她没有伤心，独自去了延安，还画了一幅延安塔寄给父母。她没有像许多干部子女一样，为了融入革命小团体中，而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纯净的人格，他们很开心。
而后来，他们的阿圆遇上了喜欢的人，结了婚，原来以为可以就这样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孰知多年后竟然是这般生死相隔的结局。都是女子，她知道女儿心里的伤。离开北京时，阿圆来送她，可在她眼里，却仿佛是她在送阿圆，从此后，就是阿圆一人孑然留在北京，夜半睡醒时，她连一个哭的怀抱都没有。
杨绛没有将心头的忧虑告诉钱钟书，在偶尔的探亲中，她发现这个一贯来被自己照料得很好的人，真的变成了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子，他看到她，干瘦的脸上笑了笑，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那样笑了笑。可他们都知道，这个笑容，有多么沉重。就算是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还是不能时常相聚，这是多么可笑。在那样的境况下，连夫妻都不能自由相见；可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那时，能够如他们一样被下放到同一个地方的夫妻并不多，他至少还可以同她说一说自己这里发生的事情，她也可以力所能及地照顾他，像在英国时洗干净他弄脏的桌布一样，熨平他生活中的一切小差错。
在干校的工作其实并不十分艰难，杨绛是管菜园的，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则是负责看守工具的，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杨绛后来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约会的情人了。"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就在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说说话儿；有时时间匆忙，必须马上赶回去，他们就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交给杨绛。她则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一如古代戏本里的才子佳人，一样的缱绻情深，一样的为爱再辛苦亦甘之如饴，唯独不同的是戏本里的人还正值青春美貌，钱钟书和杨绛却已老去，可花甲之年的两个老人依旧深爱着对方，这样的爱情，穿越了时光和生死，残年余香里，更散发着一缕幽幽动人的香。
在这段黑暗时光中，幸好有彼此的温暖双手，他们才能相互支持着，直至天明。而曙光，就跟着时间的脚步慢慢移动。一日，杨绛回到自己的住处，那是一所寄住的民房，她掀开被子，却赫然发现床上有一只死老鼠，已开膛破肚，一旁还有一堆老鼠的内脏。她心里一冷，被吓了一跳。这只死老鼠自然是请人帮忙丢出去的，那人还告诉她这或许是猫儿们的恶作剧，不用放在心上的。但她忐忑不安，怎么都不认为是个吉兆。后来，她将这件事情告诉钱钟书。钱钟书的看法却很有趣，或许他只是为了安慰杨绛，可这种安慰法却十分神奇，大约也只有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才能想出来。
他说，老鼠的身躯和内脏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它们连起来就是离开此处，可不是大大的吉兆吗？冥冥之中，上苍正在预示着他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北京。钱钟书的这个说法安慰受惊妻子的成分居多，然而，没想到的是，钱钟书的文字游戏居然成真，他们真的迎来了未来的曙光。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那些受尽苦楚的人选择活着，伟大地活着，比选择死要更伟大几倍地活着，是因为心中的火还在燃烧，因为梦想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而钱钟书和杨绛相互扶持地活着，亦是因为，他们还有活下去的理由，生命那样宝贵，他们必须安静走完全程，哪怕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重返京城
《干校六记》出版后，台湾有书评说：卑微是最好的隐身。忽然想起，有一部电影叫《隐秘且伟大》，或许卑微、隐忍、伟大这三者之间，是串在一根草绳上的蚱蜢，当苦难猛然间降临，收敛光芒，穿上平庸，是保存自己最好的方式。"枪打出头鸟"这句古语说得并不假，这时候的隐藏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睿智，"明知山有虎"最正确的做法不是"偏向虎山行"，有时绕路走，未尝不好。此时的卑微和隐忍，都是伟大的。
钱钟书在"文革"时期的人生注脚或许就是如此，他将身上的光芒卸下，成了一个最普通和平庸的老人，他低着头，敛去眸间的犀利，像一位本来就在土地上刨食的老人那样，每天劳作着。有一日，妻子杨绛高兴地告诉他，她听闻上头来了一批可以回北京的名单，上面的人都是干校的老弱病残，而钱钟书的名字也在其中。她想，就算自己还不能回去，钟书先回去陪陪阿圆也是很好的，父女俩自小就要好，想来有了钟书的陪伴，阿圆不至于太孤单。
对这个消息，钱钟书没有如杨绛一般兴奋，这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这些年来他听得也不少了，能够回去固然好极了，但在这里生活，他也已习惯，可以安之若素了。名单当真下来，证明杨绛的消息并不准确，上面并没有钱钟书的名字。杨绛沮丧得很，钱钟书反倒安慰她，这次回不去，下次肯定是能够回去的。反正在罗山已经待了这么久，又何妨再多待一段时间呢？
一九七二年三月，初春，北方的春风来得晚，冰雪也融得晚。当温暖的河流破冰而出，北上的归燕如纸鸢掠过天际，第二批放还名单终于姗姗而来。幸运的是，这次回北京的人员中不仅有钱钟书的名字，同时也有杨绛的名字。久经风霜的两个老人，终于能够携着彼此的手，一同踏上归程。
虽然"文革"还没有彻底结束，它像一只穷途末路的老虎，还在竭力支撑着，但谁说就没有彻底结束的那天呢？只要耐心等待，安静地、沉默地、温和地去接受和守候，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回到北京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好过。钱钟书和杨绛自然是和女儿钱瑗住在一起的，女婿自杀丧生的消息钱钟书已得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令他沉默了许久，但为了阿圆，他没有将这种悲伤流露出来。当时北京有一种政策，就是让所谓的革命家庭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住在一起，美其名曰让革命的光辉洗涤资产阶级的心灵。对于钱钟书来说，这种痛苦还不如让他继续在干校中劳动。至少干校中一起接受改造的，都是相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彼此可以顺畅交流。
但此时，他的交流人员，仅限于妻子和女儿。住进来的那个"革命家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知而鄙薄，狂妄自大且任性妄为，杨绛为钱钟书请来了一位钟点工，就连这位钟点工他们也要霸占利用。无赖撒泼，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知识并不代表一切，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有温柔善良的心，懂得理解他人，帮助他人。但有些人却像是无赖一样，蛮横无理，稍有不顺心的地方，就大吵大闹。这种生活方式，令钱钟书感到十分头疼。
对此，钱钟书曾无奈地说过，与什么人住在一起，便会堕落到什么水平上面。这指的是他们同这个"革命家庭"的一次纠纷。都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被这个"革命家庭"欺负得久了，一向性情温和的钱氏夫妇终于忍无可忍，对他们进行了还击。这使得他们落下了"打架"的名声。其实，事情一忍再忍，当忍受到了一定界限，难免会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那次还击之后，那家人扬言要给钱钟书一家一点颜色看看。古语有云，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冷静下来的钱钟书想了想，觉得没有必要同这样的人置气。于是，他们搬离了家，搬到女儿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中居住。原来的房子，被鸠占鹊巢，这一占，就是整整五年。这想来，便是令人感到无限心酸的。他们年轻的时候，怀着那样浩荡的梦想，奔赴海外，国难当头时毅然归国，为了传承文化奔走在硝烟之间，一辈子都生活得不安宁。
现在，本该是安静生活，享受老去时光的年纪，晨起在花园里练练太极拳，遛遛花鸟市场，闲暇时分逗逗窗台上顽皮的花猫，日落时分一起并肩看夕阳落下。他们的老年时光，应该是如此平淡而温暖地度过。可现实一点也不温暖，他们甚至被人从自己家中赶出来，仓皇如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成了他们相依为命的屋檐，更痛苦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日子才会结束，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搬回自己家中，那个家里，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没有旁的人来打扰他们的安静生活。
在这样的悲伤里，他们还忧心着唯一的女儿。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用了很久的时间，才从丧夫的悲伤中走出来。那是一段伤心往事，世间最伤人的不过是死别，而当这死别是因为沉重的历史所造成时，心里的悲恸更是难以愈合。死去的人已经死去，亡魂黯然无知未亡人的伤心，承受痛苦和磨难的，只是被丢弃在尘世的至亲至爱。尽管时间冲淡了伤痕，但钱瑗却永远不会忘记这场伤害。她的心，宛如成了一所小小的寂寞的坟，清明时节，柳絮纷飞，坟上有淡淡的烟火，却是那样冷，那样清寒如雪。
有人说，"文革"阻碍了中国十年的发展，甚至将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年。是的，这场伤害是巨大的，不仅是经济，更多的是人心。有多少人，在这场动乱中不堪屈辱而如钱钟书的女婿一样选择自我了结，也有多少人如钱瑗一样有了一生也难以忘却的痛，还有多少人如钱钟书夫妇一样，分明兢兢业业，却如晴天霹雳一样被流放至偏远地带，经受非人的折磨。废墟可以重建，可倘若是心城的废墟，又该以什么材料重建一座太平美满的盛城？
十年生死，十年聚散，十年悲欢茫茫。这场十年的戏，终究要仓促落幕。幕后的凄楚忧伤，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宛如缄默。其实怨恨都无济于事，当过往的一切都尘埃落定，除了哀婉叹息，又能奈何几分？还不如挥别往昔，珍惜余年的光阴，来弥补过往的苍白。所以，钱钟书不怨不恨，他听说祖国是父母，当父母的总有误会错怪儿女的时候，做儿女的怎么会怨恨憎恶父母呢？黑色的烟雾散去，他依旧固守在这方国土上，淡化了个人哀伤，用自己的力量继续守护着这个祖国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