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欲望是推进世界前行的唯一动力。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想要向前走，一件事想要被完成，一场雪想要覆盖整片大地，所有的念头里，都包含着欲望。因为有了欲望，世界才在不断流转的时光中，每一个时刻都有不同的精彩。或许，在战火纷飞的上海，钱钟书正是因为太想倾诉了，他想要将那些埋藏在心里的事情说出来，于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才有了惊艳世间的《围城》--那是隐藏在他心底深处的声音，一字一句，犹如心声。
至于日后《围城》会取得多大的成就，会有多少人将它深深铭记，都不是他创作的本意。在最开始的那瞬间，他只是单纯地想要将胸臆之间的那些念头变成文字，变成铅字。写作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像世人所想的那样伟大，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艰难。他的写作，是愉快的，是轻松自在的，为了写作而想破脑袋绞尽脑汁，并不是他的风格。
战火终归过去，残破的废墟终有一日得以重建，经历过生死的感情，越发弥足珍贵。家的举足轻重，成为了钱钟书心里最为重要的东西，他曾郑重地对妻子发誓：从今之后，我们之间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分离才知重逢的欢乐，重逢却是为了下一次的分离，这样的事情绝不再有。话语是那样朴素，情意却是如此真切，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不是甜言蜜语，而莫不是如钱钟书发自于肺腑，真挚而温柔的允诺──唯有死亡，才能够将你我分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困顿于上海的时光，是一段黑暗的时期，亦是一段难得逍遥的时期。《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与殷素素流亡冰火岛，结为夫妇，恩爱两不疑。重返中原后，却做了亡命鸳鸯。与世隔绝的孤岛，未必不能成就一段长久幸福，有时候，远离尘世的喧嚣，反而能够让两颗心灵更加靠近。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钱钟书和杨绛如一对患难夫妻，在夹缝中苦苦生存，却也在夹缝中寻觅到文学的乐趣。他们素来琴瑟和鸣，若是生在古代，或许是司马相如同卓文君，或许是赵明诚同李清照。那时，杨绛为上海的一个剧团写了一个叫《称心如意》的剧本，李健吾亲自上阵，黄佐临导演，上演之后，大获成功，一时好评如潮。这是一出喜剧，经历人世苦涩酸辣的主人公最后终于时来运转，不仅获得了大笔遗产，还遇上了真爱。当真无比圆满，或许正是因为外头的现实太残酷，天上的战机压云，街头武装的日军戒备森严，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里，唯有看一场大笑的戏，方能够忘却悲哀，记起原来生活里也曾有如斯美好，未来并不远，一切都还有希望。
《称心如意》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夫妻俩的创作欲望，他们结伴同行，在文学的浩瀚海洋中肆意游弋，就连杨绛自己都说过："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当真是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他们是世上最神奇的一对夫妇，若不是彼此，或许后世我们依旧会看到钱钟书和杨绛这两个名字，但后来人所看到的名字，或者不会是此时这样的光芒如星。赵景琛先生曾撰文记叙：钱氏夫妇在自己的记忆的屏幕里，"像百朗宁和罗塞蒂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
这对理想伴侣在上海交到了许多朋友：傅雷、刘大杰、曹禺、陈西禾、李健吾，等等。他们都是为这对夫妻的才华所吸引，相识相交后又深深钦佩两人的学识和为人。朋友并不容易交，尤其是真正的朋友，那像真爱一样难以寻觅。惺惺相惜，物以类聚，说得并不假。或许人和人之间真的存在一种微妙的磁场，散发相似的讯号，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看到，心里便有轻微一动。你是山野间迷茫的雾气，你的朋友或许便是重重青翠中的挺拔松柏；你是碧海中的一尾游鱼，你的友人或许便是珊瑚礁底的柔润珍珠；你是眼眶中的晶莹液体，你的朋友或许便是那一道长长的如同蝶翼的睫毛。看，就是这样奇妙，怦然心动的时刻，不只是激素高度分泌的瞬间，也可能是遇上了一段美丽友谊。
杨绛有一个闺蜜叫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有一次她去陈衡哲家中，碰巧胡适也在。在当时，胡适的地位说是文学泰斗都不为过，他的门生几乎遍布天下，知交亦是散布四海。说他是一位文学家，其实说他是社会活动家亦是不为过。他一见到杨绛，便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上海话中的老娘家指的便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杨绛刚开始并不相信，因为父亲丝毫未提及自己还有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学生，后来钱钟书为她研究了一番，发现胡适说的确有其事，他确实是听过杨荫杭的课的。
后来有人说钱氏夫妇尖酸孤僻，朋友甚少，只能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这种话十分可笑，他们的朋友虽然算不上多，可为他们人品、学问所折服的人却绝不算少。在抗战即将结束，胜利的曙光即将洒满中华大地的时候，钱钟书夫妇时常去傅雷家中，他们两家离得近，于是便经常相聚在傅雷家那个简单古朴的小客厅中。沦陷期知识分子们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好过，而这种日子也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一群人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很是有点谈而论道的意思，众人津津乐道，在黑暗中谈笑风生，纵使是苦中作乐，也能收获一点清淡隽永的甜。
傅雷的家书写得严肃刻板，可他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钱氏夫妇眼中，这位朋友时常拿着一个烟斗，面带微笑，听人说话时神色十分专注、凝重，听完之后又轻轻笑了起来，看上去格外亲切。其实傅雷是不轻易笑的，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十分严厉，杨绛就曾在散文中记叙了一件傅雷教子的事情：两个孩子有一次偷听大人讲话，屡教不改，被傅雷狠狠训斥了一通。那两个孩子在这种严厉家教中都长成了出众的人才，傅聪更是成为了有名的钢琴家，这同父亲傅雷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而严厉的傅雷，看穿了钱氏夫妇心中的那一面柔软与真诚，于是对待他们亦是格外柔和。
《围城》的出版在《称心如意》之后，看了《围城》之后，有朋友这样对杨绛说：原来你家里的那位才是真正会写作的啊。这些朋友，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能够一眼看出《围城》的不凡之处。一开始，关于这本书的褒奖是纷至沓来，有人说这是当代的《儒林外史》，将现下知识分子的脸孔勾勒得突兀分明，也有人称赞其中的语言，才三百多页的书中就有七八百个比喻句，作者的语言功底实在是超凡脱俗极了；而《围城》中的哲学思想也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甚至还有人写了长篇大论，专门论述其中的哲学意图。此外还有人对它进行了续写。
当人们对一部作品进行续写时，莫不是出于这本书已深入人心的原因。在美国作家米切尔夫人的《飘》里，男女主人公最后面临分道扬镳，不少作者希望他们最后能厮守一生，于是产生了许多续作版本。而许多读者也希望方鸿渐能够和真爱唐晓芙在一起，或是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不再随波逐流、碌碌无为。他们将这种想法写了出来，延续了《围城》的人物设计和风格，但比起原著来，终究没有得到钱钟书笔法的精髓。
虽然如此，却可见《围城》已成为了当时人们的大热话题，若是当时有微博，或许关于《围城》的话题可以飙升到话题榜。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拥有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并不奇怪，因为它传达了关于现实的一些反思，文学性和现实度都达到了完美巅峰。一部《围城》，倾倒了多少人，折服了多少平凡或骄傲的灵魂，然而，钱钟书却并不在意，他并不因为《围城》的大获成功而沾沾自喜，肤浅地骄矜自傲，甚至在他眼里这并不是一部理想的作品──他的追求，从来就不是如此。
花月山深，夜影婆娑。淡淡的硝烟里传来低浅的歌声，黎明和晨光，仿佛已近在咫尺。黑暗如水，夹杂着血泪与汗水，顷刻间成为一去不返的绝唱。天地之间，即将迎来一场瑰丽的重生。经历了残酷和压迫的人们，亦将要抬起沉重的头颅，看见一斛清亮的阳光--美好，触手可及；繁花如锦，悄然而来。即将过去的绝望时期，是生活的悲哀，却也有人说，是文学的盛典。是的，文学是容不下平庸的，淡如水的生活无法写就传奇，就像深海的牡蛎，若不是经受过风沙的疼痛摧残，又如何酝酿一滴深海的透明之泪。而《围城》，便是上海围困时期，最璀璨的明珠。
幽默旧时光
一九四五年，曾霸占了大半个华夏大地的日本，终于低下了头，签署了投降协议。那是一场属于全中国的胜利，难以想象，当那被期盼了多年的时刻随着广播声正式上扬碧空，饱受沧桑的人们，是以怎样的欢呼和泪水，迎接这场胜利的。为了这一刻，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亦是为了这一刻，付出多少代价都在所不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一刻，整个中国是自由的，所有的伤害和践踏，都将在胜利的旗帜下淡去，美好的未来，仿佛顷刻间洋溢在每个人的胸膛。
它带给钱钟书的震动更是巨大，他没有说话，没有像普通人一样热泪盈眶，用欢呼和嘶喊表达心中的快乐。作为一名博古通今的学者，他想得更多、更全面。民族的曙光近在眼前，他却想起了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知道，胜利终究会属于这个民族，这个饱受血泪而坚韧的民族，纵使国家灭亡，可山河还在，战士还在，一切都有希望。
八年的时光是那样漫长，又是那样短暂。在这残酷的八年里，杨绛先后失去了母亲和父亲，而当年襁褓之中的阿圆，却已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骨骼纤细，眉清目秀，或许再过几年，她就长成了当年他古月堂前初遇她母亲时，聪慧秀丽的模样。现在的他们，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不必低头，不必诚惶诚恐，不必眉眼低垂地走在大街上，生怕一个举动不慎就惹来日本人的注意。生活上的自由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钱钟书笔耕不辍，文思如泉涌，比往昔更加勤奋地投入了创作工作。
心情愉快了，笔下便更是妙语如珠。钱钟书素来是个幽默的人，现代文学史上像他这样的幽默大师并不多，林语堂算一个，周作人算一个，可林语堂的幽默里透着小资闲适，周作人的幽默里带一点平和冲淡，钱钟书的幽默是笑中带泪的幽默，分明是笑了，可心里的某一处却是在隐隐作痛的，仿佛有犀利的一角划过柔软的心，激起了阵阵酸楚。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文学亦不例外。虽然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更是被誉为诗歌的王国。但是同体系完善的西方文学比起来，中国文学是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包括幽默文学和小品文都没有比较完整地发展起来，大众对于这些的认知是相对模糊的。于是，钱钟书便针对幽默做了一场精彩的论述，他在《说笑》中提到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一开始，便是钱钟书典型的风格，引经据典，侃侃而来，风趣里引人深思。
实际上，幽默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端十分早，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七十列传，其中专门就有《滑稽列传》。但开始得早，却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真正明白幽默的含义。钱钟书就说过，一般人并不是因为听明白了幽默的意味而发笑，他们通常用笑来掩饰自己的毫无幽默感。而笑的原意，在这种矫饰里逐渐淡去。他将幽默的精髓掏出来，给人们看，使人们在这种论述中真正明白幽默的含义。而他的论述，便是一种真正的幽默。
他像是一个旁观者，从容淡定地隔岸观火，却时不时一针见血地说上几句，寥寥数语，就隐藏着幽默的力量。他是平静的，亦是睿智的，仿佛一个活了四百年的老人，虽然平淡，一句话，一个眼神，却都容不得忽视。
在抗战胜利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钟书和家人都没有离开上海，这里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有着温软的回忆，也有着令人期待的未来。他们都是恋旧的人，尤其是钱钟书，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便不愿迁徙到另一个陌生地方重新建立人际网。抗战时期，他为了养家糊口，找了三个工作，一个是国立图书馆的英文编辑，一个是英国研究委员会，还在暨南大学授课。这三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钱钟书都越做越好，人际关系也处理得很好，没有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受人排挤的情况发生。而杨绛也不愿离开上海，他们在上海有许多亲故旧交，一时半会儿地也离不开。因此将近五年的时光，他们依旧继续生活在上海。
一九四八年，内战的硝烟随风而来，中华大地陷入一场新的战乱里，而这一切也将近尾声，新的黎明和希望即将席卷华夏。也正是那一年，钱钟书出版了最后一卷于抗战时期完成的书稿──《谈艺录》。这部学术性浓厚的书是在毛边纸上写成的，记录了当时的艰苦卓绝，也证明了钱钟书的一片赤诚和专注。该书完成于抗战时期，却又在胜利之后反复修订，直至定稿，倾注了钱钟书的无数心血。
或许正是因为钱氏夫妇都是专注于书林的读书人，他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发展，明白历史的轨迹终究是站在大众那边的。抗战胜利后，狂欢过后，很多人面临着人生的选择。该何去何从，究竟是站在哪一边，这不只是钱钟书夫妇面临的问题，也是当时许多政客和知识分子需要做出的选择。在历史的洪流中，钱氏夫妇选择留在上海，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怀着一颗澄净的心，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听上去是那般优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浮云扰扰，万事悠悠，多少人在碌碌的尘埃里遗失了纯净的心，忘记了那个最初的自己。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做到这一点更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钱钟书做到了，自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干净透明的孩子，敲击在窗上的雨声再大，也惊动不了他坚守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