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老舍先生本人也在该刊上登载过一系列作品。在1930年10月至1932年4月间，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发表在《齐大月刊》上的。这些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其中，短篇小说2篇，一篇是《五九》，另一篇是《讨论》；诗歌共4首，分别是《日本兵撤了》、《国葬》、《音乐的生活》、《微笑》；散文主要有长篇散文《一些印象》，该文分7次连载（在这篇散文中，老舍以清新活泼的文笔、漫谈随笔的形式，幽默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来到济南后所获得的一系列印象——马车的破旧、道路的难行、大葱的喜人、秋天和冬天的可爱，以及齐鲁大学校园的美丽等）；论文3篇，分别为《论创作》、《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译作10余篇(部)，其中包括长篇译作《但丁》及《文艺批评》。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的4年中，还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
在刚刚到达齐鲁大学任教不久，即兼任文学院1934级顾问；
有一次，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因事外出时，曾暂为代理院务；
1930年前后，齐鲁大学文学研究会（其成员多系文学院学生）恢复活动，常应邀前去指导；
1930年至1932年间，积极支持齐鲁大学学生们编辑和出版《齐大年刊》的活动，不仅向他们提供数张工作和生活相片在该刊发表，而且还应约为其撰写《发刊词》；
1933年9月15日，出席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系师生联欢会；
1933年9月16日，出席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学生自治会所召开的欢迎新旧师生大会，朗诵自著作品《一天》。
除此之外，老舍还曾应邀在该校内外进行过多次讲演。其中见于报刊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1930年10月24日，应邀在济南青年会讲演，题为《文学的创造》；
同年10月28日，应邀在省立第一中学讲演，题为《幽默》；
同年11月4日，应邀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讲演，题为《中国小说》；
同年12月12日，应邀在济南北园乡村师范讲演，题为《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
1932年5月23日，应邀在省立第一中学讲演，题为《中国国民性之几种缺点》；
1934年2月24日，应齐鲁大学国文学会及文艺社之邀，在化学楼333号讲演，题为《我的创作经验》。
从当时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老舍先生的每次演讲都是极受听众欢迎的。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整整4年之后，于1934年6月29日毅然辞去教职。至于辞职的原因，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一文中，先生曾有如下自述：“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6月29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
此外，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先生又说：“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
其实，老舍辞职的真实原因远非如此。老舍辞职后，应齐鲁大学文学院主任郝丙衡之请来接替其教职的马彦祥曾说过这样的话：“不久，我到了济南。那时老舍先生已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但还没有离开济南，我专程去拜望了他。我们因已有了几次通信，互相有初步了解，所以一见如故。从他的坦率谈话里，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离开齐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教会大学，除了文、理学院之外，还有神学院，校风十分保守。教员们大都是洁身自好，不问外事，除了教书之外，别无其他活动。整个学校，死气沉沉，连一点学术空气也没有，真闷死人！”
执教山东大学
1934年8月，老舍携家小来到海滨城市青岛，带着路途的疲惫，落脚于莱芜一路（现为登州路10号），在不远处的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教书。在青岛居住的前2年里，老舍除了教书、写作、编辑刊物，还在许多地方演讲，尽情地释放着满怀的激情。老舍幽默风趣、蕴意横生的言语，曾经那么深刻地吸引了青岛的莘莘学子。
1935年王统照旅欧归国、定居上海后，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的郑振铎，曾托王统照以高薪诚聘老舍去上海暨大任教。可老舍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一片宁静、质朴的土地，也因为不愿搅进上海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婉言谢绝。
在学校，老舍为学生们开设了《文学概论》、《小说作法》、《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等课程。这时的老舍35岁，是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日》、《二马》、《牛天赐传》等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作家。而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老舍同样身手不凡。他的《文学概论》独具风格，是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专著。他的《小说作法》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朴实生动，令学生受益匪浅。出色的作家同样是优秀的学者，老舍展现了颇为不凡的双重身份。
老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又是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讲课认真，表达风趣，有一套具有成效、颇受欢迎的教学方法。如他上写作课，总是非常认真地批改作业，从结构、段落，到标点符号，一一加以审阅，予以眉批。他总要找几篇好文章，在同学之间传阅、讨论。老舍热情支持文学青年在校内创办《刁斗》，作为学习创作的园地。更可贵的是，他为刊物撰写了《我的创作经验》等文章。他还帮助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稿件方面的指导工作。
大学是学术中心，是思想中心。老舍在山东大学还作过多次学术讲演，从《中国民族的力量》到《诗与散文》到《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向广大师生宣传民族精神和文学知识。
对青岛，老舍表现了深厚的感情。他撰写了《青岛与山大》，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充满爱国思想情感。他编选了《樱海集》、《蛤藻集》两本小说集，流露了对青岛的眷恋之情。他参与创办《避暑录话》，记录了青岛生活。
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国文系任教期间，曾在海洋系楼下的文学馆讲西洋通史课。其间，他还为学生们做过如何写小说的讲演。
在山大执教期间，老舍先后住过莱芜一路、莱芜二路（一说是登州路与齐东路交界的三角地）、黄县路、金口二路等地。李嘉咏先生回忆：“老舍搬过好几次家”，“生活艰苦”，常常“夜里写作，写一段，就起来活动活动。”
教课之余，老舍常到大学路的小酒馆喝点酒。当时，老舍夫人胡絜青在青岛一中（后来的二中）教学。他们去过湛山、崂山等名胜，有时会住一宿，第二天回来。老舍住黄县路时，山东大学在大学路有个三校门，门口常有人力车等客人。老舍进出校门时总跟车夫们打招呼，有时间还与他们闲聊，这为他日后创作《骆驼祥子》积累了生活素材。
当年在山大海洋系学习的王斌华回忆说：“1935年秋我在物理系。老舍在国文系当讲师，是个出名人物，当时我们就叫他老舍或者老舍先生。”“有一次我与阜阳的一个同学一块走路，嘴里哼着小调。老舍很注意，还直接问我们是不是安徽人？又叫我们唱一遍小调。老舍说：‘我很想听皖北小调的味儿，想了解各地民间小调、唱词，虽然不全，但我有我的听法。’”可见，那时老舍就对民间说唱文学感兴趣了。
王斌华还特别回忆了1936年春节联欢会的演出：“考完试，开联欢晚会，各种节目都有，老舍坐在台下观看。最后，有人提议让老舍表演。只见他跳上台，脱个赤膊，拿了一顶破毡帽，拿出了一卷膏药、破碗等，表演了一通卖膏药的，嘴里还唱着：‘我今天来到此地，混个穷。’而后拿起毡帽要钱。大家给了，数了数，又说：‘还差两大门，请各位长官赏脸。’”王斌华说：“演得惟妙惟肖，记得清清楚楚。”王斌华说着，手里还有动作模仿着。
后来，王斌华看了《骆驼祥子》。当读到“在烈日和暴雨下”时，他很受感动。王斌华说：“我是搞气象的，写得太逼真了，太对了，老舍样样都懂啊！”
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有一次演讲，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当时，这句话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过了一周，一位西装革履、白白胖胖的“洋绅士”上台做学术报告，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这位胖子，就是当时的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而老舍正是脖子很细的瘦子。老舍没有卷入这次争端，斥之为“无聊”。
1936年夏天，青岛湿润的海风，让老舍感受到了炎炎烈日下的宁静。他突然厌倦了奔波在课堂上的生活，做职业作家的愿望再次强烈地在心中涌动。于是，他便辞去国立山东大学的教职，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写作当中。
这时候，他也将家迁到了黄县路12号，“这里一幢小楼不高，望不见大海，但在夜静更阑时，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踏进这个小院的时候，老舍并没有意识到，在这里，他将完成写作生涯中最辉煌的转折。这个夏天，他一边闻着满园花儿的清香，一边回想着朋友讲述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当笔落下的时候，文字开始沉重起来，全没有了他特有的幽默。他笔下的人力车夫祥子，在黑暗的社会里挣扎着、奋斗着、失败着、沉沦着……在这个能够感受到海风咸涩的小巷里，老舍用简洁精炼的白描手法、纯净的北京方言，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杰作——《骆驼祥子》。
在青岛的日子里，老舍的思绪常常在关于文学，关于自由，关于理想，关于失守，关于回归和关于绝望中纠缠。在他的脸上，时常会浮现出生活积淀下的萧索的幽默和悲悯的笑容。一篇篇满贮着痛苦而又饱含着欢欣的自我回归之作，都印证了老舍的切实存在。对于穷苦人生的悲悯之情，使老舍本能地从生命的崇高、求生的欲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书写贫困，如《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
再进齐鲁大学
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近2年之后，又辞职在青岛从事专职写作1年。1937年8月13日，他再次应齐鲁大学之聘来到济南，拟执教国文系的两门课。
对老舍第二次到齐大后的情形，胡絜青曾作过如下描述：“1937年8月中旬，二女舒雨出生才十几天，我们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老舍应聘重回齐鲁大学任教。”
这是“卢沟桥事变”1个多月以后的事情。整个济南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齐大虽说开了学，可是很难正正经经地上课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老舍辞行，有的南下流亡，有的退学回家。学院预备南迁，教员们也日少一日，纷纷携家带眷去投奔乡下的亲朋。偌大的一座校园里，虽花木仍旧，却失去了往日的歌声笑语，空空荡荡，笼罩在一片国难当头的阴云之下。
在此期间，老舍一方面给各家报刊写些短文，宣传抗战；另一方面阅读各种传记及小说，并摘录一些名人佳句来鞭策自己。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和济南市地下组织所发起与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
比如，老舍好友沈旭先生等人在济南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筹备成立“山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时，老舍曾参加了在大明湖附近山东教育馆举行的其第一次筹备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强调要团结，并且要真正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抗敌，表明了他坚定的反帝爱国立场。（见沈旭《高风亮节，耿耿丹心》一文。）
对此，老舍的另一位好友方殷先生在《痛怀老舍》一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中也回忆道：“‘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第一次开会时，老舍是第一个到场的。他谦虚地坐在会场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在签到簿上签的名字是蝇头大的小字，字工整极了；不像一些‘大人物’那样张牙舞爪地大笔一挥，恨不得把自己的大名占满一张纸。”
老舍第二次执教齐鲁大学的时间很短。1937年11月15日傍晚，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济南泺口的黄河铁桥。老舍终于下定决心，告别齐鲁大学，向当时全国的抗战中心——武汉奔去了。
【大师小传】
老舍（1899—1966），满族正红旗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父亲是一名清朝护军，一岁半去世，同年舒家遭八国联军劫掠。9岁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1924年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开始创作生涯，著有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创作小说《小坡的生日》。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6年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创作小说《骆驼祥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再次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聘书，全家搬到齐大校内。
此年11月15日，日寇炸毁黄河铁桥，济南危在旦夕。老舍告别妻儿，奔向武汉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1949年10月回到祖国。
建国后，老舍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创作了大量话剧、京剧、儿童剧。1951年创作歌颂新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话剧《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而话剧《茶馆》则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文革”中，老舍遭到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唐兰：古文字学权威的课很叫座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文学者之一。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193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师。1936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翌年任教授及文科研究所导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及《宋词》等。建国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并应故宫博物院之聘兼任研究员。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故宫的建设发展，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自吟《花间集》，雅曲寄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