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都北京后，八旗主力驻扎在城内外，称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八个城门都有旗兵驻防。清朝统治者认为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皇帝亲自指挥正黄、镶黄两旗驻防。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正因为如此，北京北面以“旗”、“营”为名的地名特别多，而其他三个方向类似的地名就比较少。
清初八旗驻防分布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简单来说，就是两黄旗守北，两白旗守东，两红旗守西，两蓝旗守南。
康熙年间开始，八旗逐渐移居城外，因为当时在西郊营造圆明园，便从北京城内抽调八旗官兵前往保护安全。圆明园落成后，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住上几个月，并设朝理政，圆明园事实上已成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八旗护军营，规划为：镶黄旗驻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驻树村东，镶白旗驻长春园东北，正黄旗驻萧家河村北，正红旗驻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驻玉泉山东北，正蓝旗驻海淀东，镶蓝旗驻颐和园南蓝靛厂。八旗兵驻扎城外，在地名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厢红旗”、“蓝旗营”等。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在香山成立了“健锐云梯营”，是一种为攻城而单独训练的特种兵，以后这里也出现了正白旗、镶白旗等地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与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是明代的地名，明代军队中“旗”是最基础的单位，每“旗”10人，5个“旗”上有“总旗”。这些地名都是明代牧马的军队驻地。
今天的北京地图上，会找到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之类的地名，这里都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西城区还有“校场胡同”，过去北京各类“校场”非常多，今东安市场原来就是“校场”，因长期废弃不用，后来被小商小贩占据。
有趣的是，德胜门外西北，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这是当时八旗最精锐的部队，被认为是太平之地，所以此地被人们称为太平营。
明代天坛已“开放”
1918年1月1日，天坛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这是它成为人们游玩之所的开始吗？其实，从明代起，许多人已经开始拿它当公园了。
据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唯天坛游人最盛。”每年端午节，这些“游人”在此地举办骑马射柳比赛，不少太监也参与其中。
堂堂皇家祭天之所，怎敢如此践踏？因为，天坛内有神乐署，大祭时负责配乐，平时授徒，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就在天坛内办公，为增加收入，他们先在坛内开茶棚，渐次把天坛当公园，坐收门票。
明朝初期实行天地合祭，天坛活动不断，如此沿袭了多年，到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大礼议”，改为四郊分祀，又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坛的地位相对下降，祭祀活动也不那么频繁了，后来明世宗在宫内几乎被宫女勒死，搬到西苑居住，长年不参加祭祀，天坛大祀只派官员替代，管理日渐粗疏。
明亡清兴，天坛制度依旧，只要有钱，照样可以进进出出，连《顺天府志》都记载道：“挈酒游高粱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祯还写诗记载了自己在天坛品茶的感受。可见大家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祭坛本是圣洁之地，为何管理如此模糊？因为它是皇帝的财产，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没人爱惜它。
作为农耕国家，敬天法祖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意识深处，大家也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天坛属于公共财产，应该保护好它，可围上墙，大家平时看都不能看，那么，谁还会觉得那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部分北京人哄抢皇家财物，甚至主动帮助侵略者，他们平时看上去温和、谦恭，谁也没想到，他们内心的不满已压抑到如此程度。
那么，加强管理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雍正皇帝知道天坛成了公园后，曾经震怒，严加惩治，在他的努力下，短期内确实起到明显效果，可他死后不久，天坛再度沦为游乐场，到嘉庆时，神乐署内店铺林立，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要求清理。
加大管理力度，皇帝就要面面俱到，也就没时间去考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即已油尽灯枯，也难免人亡政息，清代关于天坛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条文历历在目，表面上看，权力很强大，对于违反者的惩治也很严，可就这点小事，居然管不好。
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公园，但相关制度并未落实，加上战争等因素，使它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局面才发生根本改观。
老北京的路没人修
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所有城市，莫不以修路为要务，可让人奇怪的是，作为明清两代首都的北京城，道路条件却长期得不到改善，堪称惨不忍睹。
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城市道路的规划，以唐代长安为例，主干道均宽达100多米，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只能是土路，那时连长安城的城墙都基本是土坯，只有城门的外表才用砖砌。如此宽的土路，一旦下雨，则行人举步维艰，故唐代有规定，如赶上雨天，大臣可以不上朝，不是大家想偷懒，实在是路太难走。
宋代煤炭应用逐渐普及，燃料成本大大下降，烧砖已相对便宜，但普通人依然难以承担，穷人经常沿城墙建房，以省下一面墙的材料费，但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道路自然难有改观。
老北京的道路最早也以土路为主，初期规划很完整，即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清代一步为五尺，故大街的宽度在40米左右，较唐代距离大大减少。在大街两边设有明沟，以通污水等。道路基本用黄土铺垫，因为它比较干，吸水性强，可应对普通降雨，而北京较少大雨，如此设计，堪称实用。可为什么到后来会惨不忍睹呢？
首先，京城多风，而黄土很轻，动辄漫天黄土，污染极大，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路两边本有明沟直通护城河，可常年无人疏通，导致淤死，加之护城河水源不足，清末时已到处是垃圾岛。污水无法排出，只能沿街泼洒，更要命的是穷人家没有厕所，干脆在路边明沟中解决，长年累月，淤积成堆，臭不可闻。
第三，由于土路颠簸，为了图舒适，贵族与商家多用重型马车，往往要五六匹骡子才能拉动，对道路破坏极大，许多路面上的车辙经年不去。
第四，黄土是建筑材料，此外可以用来做煤球辅料，—些贫困人家直接上街挖土，完全不顾行人利益。
几方面都在破坏，情况自然越来越差。清末民初，老北京逐步引入了西洋式马路，每个路口设警察，防止人们丢弃污物、破坏道路，并阻拦重型马车，但西洋马路成本极高，政府投入能力不足，只修了很少的几条路。
按当时国际惯例，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以路养路”的举措，即征收路捐、马车税、车辆通过费等，可王公大臣们率先反对，普通市民也不认同，大家一片喧哗，结果民意战胜了理性，只能不了了之。
于是，人人都知道现代公路好，但人人都只想搭便车，不想付出，结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真正像样的路也没几条，而当年修出的几条新路，也因无钱养护，负载过大，成了旧路。其实，即使是在古代中国经济、文化领先的一些时代，我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也往往落后于其他文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老北京皇家的“冬运会”
北京的冬天，寒风彻骨，留下了“猫冬”的说法，意思是要少运动、多保养。其实，这是特指在平日劳动时，寒冷会导致热量消耗增大，所以要“猫”。而闲暇时，则不仅不应该“猫”，反而应增加运动，故老北京冬季运动精彩纷呈。
北京冬天是按“九”来计数的，过去普通人家没挂历，只能“画梅花”，就是在墙上贴张纸，上面有九个格子，每个格子有一朵九瓣梅花，过一天用颜色填上一瓣，晴天填红色，阴天填黑色，下雪不填色。81瓣全填完了，冬天也就过去了，这叫《九九消寒图》。到清代，嫌太麻烦，改成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繁体为風）”，每个字都是九画，过一天描一笔，据说这还是乾隆发明的。
有了土日历，人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了。按老规矩，每到三九，冰嬉就开始了。冰嬉又叫冰戏，宋代就有，清代极盛，乾隆还将其定为“国技”。因努尔哈赤举兵时，专门组建了一支冰上部队，入关后，御林军的健锐营有一支编制为1600人的“冰鞋营”。为保证其战斗力，皇帝每年都要亲自校阅八旗溜冰。
校阅项目分走冰鞋、抢等、抢球、转龙射球、打滑挞等十几种，此外还要请民间艺人在冰上舞龙、舞狮子、跑旱船等。
走冰鞋即花样滑冰，穿传统满式冰鞋，将两个底部有铁片的长木板捆在脚上，一边滑冰，一边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包括托举、哪吒探海、朝天蹬、果老骑驴等。
抢等是速度滑冰，一声礼炮，众人争先，先到者有赏。
抢球则是将皮球远远踢出去，看谁先抢到，参与者需穿特制的冰鞋，这种冰鞋下有铁齿，便于急刹车。
打滑挞是从冰山上往下滑，看谁动作潇洒。
转龙射球和走冰鞋很相似，但要边走边射箭，需过两个旗门，门上有球，一为“天球”，一为“地球”，每个旗门可射三箭，必须中一，否则挨罚。
与今天不同，清代八旗都是终身军人，他们的孩子也入军籍，因此阅兵时不仅大人上阵，小孩也要参加表演，以示明日军备一片光明。此时皇帝也会乘坐专门的“冰辇”，由冰鞋营牵引，绕场巡视。传统“冰辇”很重，行动慢，为此，奥地利皇帝还赠送给光绪皇帝一乘西式“冰辇”，造型很像马车，只需八人牵引。
老北京冬天，富裕人家常模仿“冰辇”制作所谓冰床，可乘3—5人，一边观景，一边饮酒作乐。冬季太冷，牵引的绳子勒手，易冻伤，所以要用骆驼毛做，柔软且保暖。
至于普通的老北京人，最经常的运动还是滑冰和抢冰球，后者尤其普及，但一般不扔球，而是一人将碎冰踢远，众人争抢，由于挤在一起，往往一摔倒一片，用老北京话说，这叫“抢冰球，看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