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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北京的怪(1)

老北京城门城墙的变迁

看过《末代皇帝》的观众,会对电影中溥仪告别故宫时的那个长镜头印象深刻,但对于背景中的那个城门,知道的人寥寥无几。那是被拆于1954年的地安门,皇城四门中的一个。

除紫禁城外,老北京本有三道城墙,一是外城墙,二是皇城墙,三是故宫城墙。故宫为皇帝朝见与居住的地方,而皇城则是各部门的办公场所,此外还有一些宫廷作坊。皇城之内,严禁骑马,否则视为欺君之罪。

皇城有四道门,即天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可惜除了天安门外,其他都已损毁。

1912年,清王朝已灭亡,袁世凯被推为总统,按原先约定,他应到南京就任,但为了把持权力,他鼓动手下的北洋军队哗变,烧毁了东安门,并以此为借口,长期盘踞北京。西安门则毁于1950年的火灾,而地安门则是为疏通交通,于1954年底拆除。

从1913年起,因妨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新中国成立时,地安门、西安门只剩大门。

与天安门不同,皇城其他三道门都没有建城台,防御功能有限,但地位显赫,以地安门为例,由此出可直奔德胜门,是皇帝出战、巡游的必经之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便是从地安门逃往西安的。

地安门作为皇城的北大门,建于明代,民间称其为后门,故距此不远有后门桥。它的房脊很讲究,叫“贴锡背”,就是将铅锡合金熔化后,制成10毫米的厚板,再焊接成整体,用来防水,这道工艺又叫“锡拉背”,老北京曾有锡拉胡同,或与此有关(一说过去蜡烛台用锡制,称锡蜡)。

“锡拉背”在我国历史悠久,汉代的马王堆中就出土了类似产品。有趣的是,故宫内使用它的宫殿并不多,御花园中的钦安殿是其中一例,天安门上也有,用的是铅板。其他宫殿不用,这或与建筑体量过于庞大有关,“锡拉背”重,容易塌方。

地安门外的鼓楼地区,自古商业繁华,因古人有“前朝后市”之说,鼓励人们来此经商,此外附近有漕粮渡口,皇城中几个大的采买部门也都在此办公,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地安门拆除时,曾引发争议,为此所有拆下来的建筑部件都编号整理,暂存在天坛内,准备移建在天坛北门附近,不料后来天坛发生火灾,大部分建材被焚毁,重建工作不了了之,据称,今天坛北门附近仍有当年从地安门上拆下来的料。幸运的是,从今天的景山公园大门中,也可领略地安门的风采,它是后者的仿建品。

今天的地安门已成了地理名词,对于年轻的北京人来说,他们已想象不出这个城市当年的辉煌了,不少学者呼吁重建地安门,这确实值得重视。

老北京的衙门暗招多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见证了官场生态的恶劣、吏治的腐败。

贪腐本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在古代中国为患尤烈,因为官员工资奇低,在明代,坚持清廉的官员只能饿死,清代雍正力推“养廉银”,但对高官补贴尚可,中下层官员依然很难过上体面的日子。

没有钱,只好想歪招,利用权力为自己创收,到后来,这些名目完全公开化,有节寿礼(一年三节加生日)、程仪(招待过境官员需送钱)、卯规(官员上任后,下属先要给钱,表示庆祝)、别敬(地方官述职,要给中央的同乡、同年、师长钱)、炭敬与冰敬(冬夏给的钱)、部费(地方呈文,需给上级交钱)、放炮(官员离任,提前收税,放入腰包,亏空由后任来补)。凡此种种,已不按腐败论。

为什么明摆着的腐败行为,却能公开进行呢?因为它们处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

以节寿礼而论,既可以看成是行贿,也可以看成是人情世故。至于程仪,可以理解成是下级给上级的路费,鼓励上级经常来考察工作,清政府当然希望高官多去基层,可在行政上没有经费,清代财政都是包干制,一笔钱发下来,工资、雇佣师爷、办公经费等都在里面,不够差旅之用。同理,部费也可以看成是下级给上级提供的办公费。别敬则在熟人圈子中发放,有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以曾国藩为例,他在翰林院时工资很低,别敬是重要收入来源,可当时他手中无权,基本帮不上什么忙。

相对来说,“放炮”有些过分,分“太平炮”和“倒炮”,“太平炮”是官员不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先期收上一部分税款。一般来说,“太平炮”和“放炮”都要在原有税额上打折,因为是提前收,必然要与人方便。而“倒炮”则不然,不打折扣,完全按规定税额预征。

“放炮”固然违法,但官员已离任,死无对证,后任想告,也不容易找证据,就算告赢了,经常是不了了之,自己依然要完成指定的税收任务,可怎么才能完成呢?无非是继续放“太平炮”,清代这样一年压一年亏空的衙门并不罕见。

在这个食物链中,送钱的主要是地方官,但送出去的往往不到他勒索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办法也很多,如浮收(多收)、勒折(即在银铜货币比价上做手脚,前后用不统一的折算率)、清规(在正税之外,算上损耗、人工等)、签字钱(民间告状,需先交钱)、节礼(逢年节,地方需给钱)。

清代农民负担本不重,一般在10%~15%之间,较明治维新前日本农民30%~40%的负担要小,可落后的管理加上严重的腐败,农民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到清末时,又有赔款、外国商品的冲击等,中国农村走向了贫困化。

雍和宫是雍正的王府吗

今天的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的王府,后改建成庙宇,这一说法已成常识,人人尽知。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很难解释堂堂王府为什么没有花园?且从面积看,为什么比恭王府小这么多?其实,历史上真正的雍王府比今天大很多,如今留下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足四分之一。

雍和宫在明代叫太保街,是太监们的官房,规模很小,比周围百姓的民房稍高一些(过去房高是身份的标志),灰瓦顶,无特殊之处。1694年,在此始建贝勒府,规模亦不大。1708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后,向朝廷预支3年王俸(清例亲王年薪1万两,禄米1万斛),开始大建府邸,即雍亲王府。

雍正即位后,将王府的一半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即东路院,另一半则赐给了喇嘛,即西路院。雍正去世后,这里被改建成庙宇,建筑得到了重新修整。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增建许多寺庙殿堂,从而使它规模宏伟,巍峨壮观。

东路院面积比西路院略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日本人接管此地,盗走不少文物,为销毁罪证,将东路院基本烧毁。雍和宫原本是有花园的,花园面积比东路与西路加起来还大不少,里面设有大戏楼,即“大块文章”台。

雍和宫中不仅有大花园,还有不少小花园,据金梁编著的《雍和宫志略》中记载,内有花园名为香红雨,俗名海棠院。

关于雍和宫,传得最神乎其神的是“粘杆处”,传说是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便已创立,至乾隆时渐废除。表面上看,“粘杆处”只负责粘蝉捉蜻蜓、钓鱼等,名义上属内务府,但都是雍正旧人,雍正当年在北新桥附近居住时,府邸内院树木高大,盛夏初秋蝉鸣不断,搅扰休息,因此成立了这么一个服务组织。其实类似组织历史上一直就有,用大臣、党羽子弟充当侍卫等。

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粘杆处”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故雍正后来在紫禁城又设立了“粘杆处”分部。“粘杆处”的头目是“粘杆侍卫”,传说为武林高手。

雍和宫的花园到民国时充为公用,曾作为传艺所。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新中国成立后,它一度成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后来建了机关的宿舍楼。好在西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将原有损毁的殿堂修缮完整后重新开放,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雍和宫。

老北京的“高考”文化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大发明,延续千年,老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首都,承担着“贡试”的任务,许多学者戏称它是古代的“高考”。毫无疑问,老北京是传统考试文化的集大成者,但相关记载、遗迹较少,今人已不太了解。

古代科举最初也是一年一次,但交通不发达,外地考生奔波太辛苦,只能在京都赁屋而居,成本高不说,还滋生腐败。因留京举子不愿再回原籍“乡试”,只好就近托门路、办假户口,或直接投靠权贵,以获得推荐。

科举本是社会下层通往上层的通道,如通道本身出现问题,将影响制度的稳定性,故后来科举变成三年一次,“乡试”在秋天举行,“贡试”在春天举行,一般是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三天,共九天。

老北京“贡试”在贡院举办,贡院始建于明,当时刚迁都,财力困难,故用木板和苇席搭建,名曰“号棚”,共9000多个考位,外用三道荆棘包围,并建6个了望塔。由于防火能力差,发生两次火灾,最严重的一次烧死90多名考生。张居正时改成砖木结构,以后又有修缮。

“贡试”是国家大事,承担着为国选材的任务,故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仪式,每年皇帝要亲自接见考生,考生还要参加国家祭奠。但考生来自各地,出身不一,进退失措在所难免,在参加祭奠时,他们经常会挨骂、挨打,严重的还可能丧失考试资格。

外地考生云集京城,自然也会带来商机,明代会馆多在贡院附近,形成了一个商圈,比如附近的顶银胡同,都是当铺,专做考生生意,再比如鲤鱼胡同,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多是会馆,而驴蹄子胡同则以旅店为主,因为贵族才骑马,考生身份只适合骑驴。

清代不允许汉人居内城,会馆一律迁到南城,催生了琉璃厂等地的繁荣,比如墨汁便是为了方便考生而发明出来的。

科举文化的消亡始于清末,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贡院遭到严重破坏,因附近曾击毙克林德公使,此处又归德军管理,故每日拆房,将建筑材料变卖,留守的奕劻曾派员交涉,却无人理睬。经此一劫,十室损其九,因无屋可用,当年的科举不得不移到河南举行。

1905年,科举被废,从此乡绅阶层再无权威,社会组织力大大下降,乡村社会转由富翁、豪民控制,由此引发深层动荡。

北京贡院由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加上内乱不休,基本荒废。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将贡院改成“日本神社”,并就近扒开城墙,以利交通,称为“启明门”,寓意中日亲善。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建国门,此时贡院内的传统建筑已基本被毁坏。

新中国成立后,海军机关曾在贡院办公,今贡院仅留地名。通州原也有贡院,负责乡试,在华北地区,规模仅次于北京,后毁于八国联军战火,于今仅剩北围墙残段。

老北京高考怎么走后门

科举制度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到了清代,已逐步僵化,不仅考试内容严重脱离现实,而且出现制度性腐败。

清以马上得天下,在关外以尚武为国粹,为不沾染文弱之气,故禁止普通旗人学习汉语,因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到清中期,一是统治者认识到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转而推崇汉学。二是与汉人长期交往,旗人也受到较大影响,汉语日趋普及。于是,到乾隆时期,政府开始推行“满科举”,希望从中选拔旗籍的管理精英,预防汉官擅权。

满科举初期只考翻译,到后来渐渐与汉科举并轨。但参加满科举的童生要先考马步箭,合格者才能参加科举,这也是为了弘扬祖上尚武精神之意。

为保持旗人官员比例,清代满科举录取比例明显超过汉科举,而旗人总人数较少,故满科举录取比例比汉人高数十倍,而各宗室更是走捷径,子弟连小试都不参加,直接一考过关。满科举没有汉科举糊卷匿名制度,所以权贵很容易上下其手,甚至公开作弊。

皇家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考虑到整体文化水平有差距,贵胄后代的家教尚有保证,至少比普通旗人子弟素质要高,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中期时,八旗贫困现象已非常普及,一是康熙立下“皇朝盛世,永不加赋”的规矩,政府收入基本持平,故支出亦不增加,相沿百年,在通胀的影响下,货币购买力大大下降。二是人口增加,八旗子弟又不能经营商业,否则取消旗籍,甚至离开京城到外地谋生都要事先批准,这就逼着他们只能坐吃山空。

穷旗人无可奈何,只好虚报妻子亡故,然后假装续弦,其实仍娶元配。按规定,婚丧可各赏10两白银,颇能救一时之急。只是这样的伎俩渐次普及,到同治时,政府已无力承担,便彻底废除此项赏银。

没有钱,法律又不允许旗人卖地卖房,穷旗人就假装招佃招租,渐次转让出产业。到后来,甚至卖儿卖女,而这是当时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旗人的教育失去保证,这就给少数官僚以垄断权力的机会。到清末时,许多八旗官员不仅能力差,而且毫无忠诚度,以武昌起义为例,在旗的高官们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无人肯承担责任。

“满八旗”的制度设计,本是为了照顾八旗子弟,可这项倾斜政策,反而伤害了他们。由于竞争压力小,使他们外无视野内无胸襟,最终被历史大潮所淘汰。古往今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结局大体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旗人未必都是满族,既有蒙八旗、汉八旗,此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他们来中国做生意,后入了旗籍。

明清皇帝上朝说北京话吗

北京方言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只有400年左右。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恢复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在日语、朝鲜语中,我们会发现不少读音与汉语近似,从中略可体会不同时代“雅言”的痕迹。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富察玄海先生所述,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几无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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