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兵和绿营兵都施行“世兵制”。一人从军，全家在籍，世代以当兵为业。这种兵役制度始于春秋时期，战时能够有效保障兵源；但在平时，却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清代中晚期，八旗和绿营操练废弛，军纪涣散，腐败之风日益盛行，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当太平天国运动如野火一般奔掠神州之时，清廷的正规军无力抵抗。无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开攥在自己手中数百年的军权，求助于地方团练武装。曾国藩成就伟业的机会来了。
咸丰三年(1853年)，在湖南老家奔丧的曾国藩借着朝廷鼓励地方团练的东风，在当地募集兵勇，组织团练，这就是日后名声大噪的湘军的雏形。这支军队的将领主要都是湖南本地的儒生，而士兵则是乡里农民，官兵之间依靠同窗、师生、亲友关系紧密连接，上下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个人。曾国藩是个文官，并无治军的经验，先前也没执掌过半日兵权，但这并不妨碍他将湘军打造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他的治军之道，重在思想纪律。湘军兵勇原本都是农民，素质比较低，技术性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意义不大；而三纲五常、尊卑有序以及同乡共里的观念对这些人的影响却很深刻。曾国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提出“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同时，曾国藩积极采购西方武器装备，完善部队编制系统。尽管湘军曾经在同太平军的战斗中吃过不少败仗，损失惨重，但都能很快总结经验教训，重整旗鼓。最终，书生加山农的湘勇消灭了太平军，曾国藩也成为叱咤朝堂的柱国重臣。
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运动，是助纣为虐，是“汉奸”行径，这难免有些汉民族本位主义了。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的稳定都是百姓福祉的根本。而以民族性来评断一个政权的优劣，就有点忘本了。如果太平天国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革新之气，那它的覆灭就是一种遗憾。但翻看太平天国的短暂历史，我们却会发现，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统治阶层同清廷并无本质区别，在荒淫无道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被不少历史教材反复歌颂的《天朝田亩制度》也不过是一纸空谈而已。太平天国的覆灭，与其说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剿杀，倒不如说是其自身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清廷的气数借着湘军的胜利得以延续数十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清王朝当时土崩瓦解，留下一个军阀林立的烂摊子，中国很可能遭到列强肢解，彻底成为西方殖民地。而作为朝廷重臣，曾国藩招募湘勇、平定叛乱的作为，于情于理都无不当之处，反而可以说是解民于倒悬，有功于国家和民族。从这一层面来说，称曾国藩是“汉奸”实在有失公允。
师夷长技以制夷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自诩“天朝上国”的清廷，依旧闭关自守，梦想“万国来朝”的荣光重现。“万国”倒是来了，可惜并不是来朝拜的，而是来打劫的。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过后，清帝国门户洞开，成了人人刀俎的肥肉。
尽管一直视近代科学为“奇巧淫技”，但惨痛的现实也迫使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开始思索引进西方技术的可能性。这些有识之士以当权的曾国藩为首，他们积极筹划引进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等事宜，掀起了“洋务运动”。
曾国藩推崇洋务的原因，一是为了维持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二是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湘潭岳州两次大捷，湘军都依仗了洋枪的厉害；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洋枪是洋人的专利，不是说买就能买的，一味地依赖进口很可能“用夷变夏”，耗资巨大不说，还会受制于人。因此，洋务运动所要达成的结果，在曾国藩来讲应当是“湘军自主现代化”，是名副其实的“自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只有自己能造得出来的枪炮才是真正的“神兵利器”。按照这条思路，曾国藩将发展近代化的军事工业作为洋务的头等大事。
在攻陷安庆之后不久，曾国藩就筹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化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这个“内”字，将曾国藩的心机暴露无遗：安庆所用技术、机器以及消耗都是湘军自负，不要中央政府一毛钱；所生产的军械全部内供湘军自用；相对外洋进口的武器，完全国产的枪炮跟洋人毫无关系，绝不受惠于外人。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小气，但在当时对于未成气候的洋务运动来说还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安庆内军械所不仅制造出了很多军火，还试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以及第一艘火轮船。安庆内军械所的创办，可以看作是晚清洋务强国的开端，也是洋务派最为成功的近代军工企业。
曾国藩的“洋务”带有当时文人思想的深刻烙印。他从骨子里并不喜欢这些奇巧之物，但又不能不依赖西洋科学的巨大威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相比先进的武器装备，曾国藩更重视宋儒理教的作用，希望通过近代化的军事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尽管洋务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终却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处处抵制洋务，视之如洪水猛兽。统治阶层如此冥顽不化，底下的人纵有千般本领也是枉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强”的目的，倒是让一些人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求富”的心愿。
“爱国”还是“卖国”？
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失利还只是让曾国藩为人诟病的话，那么天津教案则结结实实地让他被许多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这宗令后人争执不休的“教案”，到底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话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日渐壮大。传教士作为其直接代言人，在全中国都有活动。当时，天津虽为北京门户，但也被迫开埠，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天津开办教堂，广收信众。相应的，这些“洋和尚”同当地老百姓的摩擦也日渐增多。外国的基督信仰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各方势力的挑唆下愈演愈烈，双方争斗频发。传教士一直是有恃无恐；而少数国人也仗着宗族势力继续肆意妄为。
1870年初夏时节，天津瘟疫流行，法国天主教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三四十人，一时间，坊间谣言四起，说天主教堂神父修女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用以制药。百姓向来易受这类流言误导，信以为真，非常愤怒。加上天津府广张文告，将矛头指向天主教会，进一步刺激了老百姓的神经。天津民众到教堂找传教士算账，同教民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闯进天津府衙，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怒气冲冲地返回领事馆。途中，路遇静海知县刘杰，双方一言不合，丰大业居然举枪射击，当场打死刘杰侍从。云集教堂附近的民众本已非常义愤，此事一出当场失控。丰大业及十数名外国神职人员、侨民被杀死，多处外国教堂也被焚毁。此事，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列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以法国为首，外国军舰封锁天津近海，要求清廷严惩负责的官员；而经历过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朝中官员感觉良好，认为宁战不退。一时间天津局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前往天津处理“教案”。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案是个烫手山芋。顺了洋人的意，必然引发朝野批判，为国人唾骂；若是同洋人开战，则生灵涂炭，清帝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不愿同法国开战，于是发布《谕天津士民》，将过错揽到国人头上；并顺应法国的要求，将为首杀人的18人判处死刑，另充军25人；并赔偿法国损失，派使团致歉。
这样的处理结果客观地讲是最合适的。丰大业杀人在先，死有余辜；但其他蒙难的洋人就难免无辜了。尤其是这其中有10名修女，不仅被剥光衣服强奸，还惨遭挖眼割乳，最后被活活烧死。她们并没有手染中国人的鲜血，却要受此浩劫，敢问天理何在？天津士民，做出如此禽兽行径，实在有辱华夏之名，为人不齿。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在法理上并无失当之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兵锋刚止，清军的软弱无能尽人皆知，再次同洋人交战，凶多吉少。明知如此如果还坚持要同洋人开战，那绝非“爱国”，而是愚蠢。倘若真的因此而导致国破家亡，那当初那些义愤的“爱国贼”不知又要做何感想了。所以说，于情于理，曾国藩对“教案”的处理都是很正确的。
可惜时人却不这么想。“教案”处置结果一出，举国震动。“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身体也每况愈下。就在“教案”结束后不久，这位晚清中兴名臣就黯然离世了。
曾国藩前半生从文，后半生从武。大起大落间，展现的是那个特殊时代文人的无奈境遇。他性格倔强，意志坚定，非常人所能及，是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家国天下之事，曾国藩都尽心竭力，甘效犬马之劳。然而世人却当他是“汉奸”、“民贼”，历经百年依然唾骂不止，却也忘记了：当年曾国藩进退维谷间的抉择之难，远非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所能想象得到的。曾国藩这顶“卖国贼”的帽子，扣得实在冤枉！
链接一：晚清团练纵览
团练，是清朝的地方民兵组织，也称“乡兵”。其实，团练并非清代的首创。早在唐代，官方就设有团练使，管理民间的团练事物。宋代更是将这一职务普及到各州县。到了明代，团练使被取消，其职权被下放给各地驻军。
团练在清代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还要“得益”于正规军的无能。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不再是清初时的善战劲旅，滋扰民众都是好手，上阵打仗则只有逃跑的份。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让正规军丢尽了脸面，也让朝廷下决心，令地方自行招募乡勇，组织团练自保。
清代最有名的团练武装就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这支军队最初只有万余人，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不断壮大自己，发展到十几万人。陆军、水军齐备，装备较为完善，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也是曾国藩纵横政坛的最大资本。
另一支不能不提的团练武装是淮军。淮军的创建者是晚清最著名的权臣李鸿章。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进逼上海，危在旦夕。上海士绅向曾国藩求助。曾国藩命自己的得力幕僚李鸿章前往安庆招募兵士，就地成军。李鸿章不负所托，在第二年编成一支军队，称为淮军。
淮军初时只有六七千人，但在李鸿章的经营下，逐渐取代湘军，成为当时清军的主力。以淮军为基础，李鸿章构建了“北洋体系”，掌握了国家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可以左右晚清政局的重要人物；淮军，也被视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始祖，影响深远。
除了湘军和淮军，当时活跃在清朝军事舞台上的还有刘铭传的“铭军”等几支小的团练武装，其实力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比不上湘军和淮军。凭借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团练武装最终发展成为军阀的始祖，继续影响着中国日后几十年的政治格局。
链接二：日本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提到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不能不被拿出来作为比较。同为亚洲封建国家的改良运动，这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
日本原本是亚洲最为封闭的国家之一。统治整个日本数百年的德川幕府将整个日本社会营造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形社会。在这个金字塔的“庇佑”下，日本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外界的惊天巨变浑然不觉。
1840年，昔日巨人一般的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轻松击倒，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的统治阶层。有人开始隐约感到，相似的命运即将降临到日本头上。果不其然。13年后，一支美国舰队闯入了江户海域，迫使日本开国。此后，美国胁迫幕府同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眼看弹丸日本也将同中国一样，成为列强口中的食饵。
不同于完全处于封建生产关系桎梏下的中国，当时的日本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相对发达，甚至出现了原始的银行产业。底层武士和商人对于幕府的软弱无能非常不满，于是联合一直被幕府架空的皇室公卿，开展“倒幕运动”，旨在推翻幕府统治，救亡图存。
经历一系列血腥的战争，德川幕府终于倒台。日本天皇时隔千年再次掌握了国家的命运。但摆在年轻的明治天皇眼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岌岌可危的日本。为了迅速缩小同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可谓煞费苦心：整个国家全盘西化，全面引入西方的科学、教育、司法制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贫弱的封建日本被新兴的资本主义日本所取代，日本从此走上了富强之路。
而此时的中国，还沾沾自喜于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有限成果，认为清朝国祚得保。北洋水师的建成更给了清政府巨大的自信，以为可以雄踞东亚，高枕无忧。日本历来以中国作为假想敌，明治维新开始没多久，日本政府就拿出巨额经费扩充海军，随后，中日两国在黄海兵戎相见（史称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清政府再也无力回天，无可抑制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同样是“维新”，洋务派做得既不彻底，也不坚决，以为学会了外洋的坚船利炮就能自保安泰；而日本人则敢于从骨子里找寻积贫积弱的根源，一举革除。这种意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将近百年的屈辱，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思索的问题。
链接三：文人曾国藩
世人皆知曾国藩治军有方，是了不起的军事家，而其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可谓精深。
曾国藩早年是文官，中过进士，笔杆子当然坚挺。他推崇古文，对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古文甚是推崇。不过，曾国藩的文章作风却不像桐城派那样简朴和脱离现实。他的文字，舒展磅礴，雄浑大气，又兼有反映现实的内容，自成一派。在他的倡导之下，桐城派古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添了“经济”一条，从此不再陈腐狭促，而是骈散兼容、雄奇瑰玮。以曾国藩为核心，新一代的桐城派古文应运而生，被称为“湘乡派”。
湘乡派古文内容格物博辨，但绝不墨守成规。当然也免不了宣传封建道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清代的古文大抵如此，曾国藩也不能免俗。
除了古文，曾国藩还喜欢诗歌。他对宋诗颇有心得，并尊尚黄庭坚。现在的人一说宋代文学，往往只想到“宋词”。实际上，宋代的诗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宋诗承袭唐诗遗韵，又有不少革新变化，既有忧国忧民的苍凉沉郁，又反映了当时国难当头的爱国情怀。可能同宋人散漫自在的生活方式有关，宋诗往往不拘于格律，以文为诗，颇有散文风骨；同时又有理趣和禅机，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