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抛开这两本正史，再往前翻一翻。一般来说，史官距离史实发生年代越近，胡编乱造的可能性就越低。实际上，在上官婉儿死后不久，张说就奉李隆基之命做了一篇《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这篇长文对上官婉儿的生平做了较为完备的记述。然而，通篇都不见婉儿“淫乱”的记载，却说她“惟窈窕柔曼，诱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倾情六艺之圃”。上官婉儿是被李隆基处死的，照理说李隆基不会对她有太高的评价才对。如果上官婉儿真的乱搞男女关系，肯定会在这篇文章中有所表现。如此看来，婉儿“淫乱宫闱”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编纂，内容多有臆测的成分，这一点一直被人诟病不已。所以上官婉儿跟男人私通的段落，也很可能是《旧唐书》的臆断；而北宋编纂的《新唐书》，虽然更为严谨，但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对女性大加贬损，生怕女子干政的事情再度发生。有关上官婉儿的记载，《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提法都不可信。倒是《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相对平实，可能更接近真实的上官婉儿。
琵琶一曲却为谁——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现代社会，舆论的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急剧膨胀。稍不留神，这个无形之怪就会化作食人巨兽，要人性命。不过，“骂杀”这回事古来有之，文人雅士尤擅此道。大唐“诗魔”白居易就是个以笔杀人的主儿，手段之高明，令人不寒而栗。
“诗王”魔性不一般
白居易号称“诗王”，在诗歌上的造诣当然是很高的。他的诗歌，除了哀叹重色误国的《长恨歌》，也有反映百姓疾苦的《卖炭翁》，讽喻同伤感并重，乍一看仿佛白居易是位笔诛官僚、心系民间的正义之士，浩气长存。可惜这种看法只能说是对白居易的一种“误解”。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除了堂皇的“正诗”，还有不少代妓作诗和作诗赠妓的作品。比如《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昔供奉寄新调弄谱》、《赠同坐》、《虚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等等。这就说明，白居易是一个经常接触妓女的人。
在唐代，妓女同文人的关系非常紧密。在作为当时天下第一城的长安城，有大量的乐坊妓馆。这些妓女不仅样貌出众，还精通辞赋音律，是货真价实的“雅妓”。赴京的文人士子经常留恋勾栏之间，同这些妓女厮混在一处。一来美人做伴可排遣幽怨心情，二来还可以趁机展示文才。盛唐时期，奢靡之风在官场盛行，官员闲暇时到妓馆一坐是常有的事情，宴饮时也常常召名妓作陪。觥筹交错，少不了诗人穿梭其间，以格律记载期间见闻。但这种“记录员”的角色并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别人推荐。同妓女交往赠诗，可以大大增加自己被达官显贵认识的机会，平顺仕途。“谢安山下空携妓，柳恽洲边只赋诗”，这可以说是唐代一种特有的政治生态。
白居易虽然时运不济，但好歹也做了一辈子的官，直至省校书郎、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之位，也算身份显赫。因此他出入妓馆并非为了接触权贵，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由于白居易的身份，妓院中的妓女都以求得他的赠诗为荣，以便四处炫耀。白居易俨然欢场大亨，在风月之地如鱼得水。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妓院中的流莺，在自己家中也大量蓄养妓女。
蓄养家姬在封建时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说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这些家姬往往精通歌舞，近似艺妓。唐代官员蓄妓已经成为制度化，多高的品级能蓄养多少家妓是有严格规定的。官员离任时，除了交割公务之外，甚至还交割家妓。白居易在担任刑部侍郎时，官居四品，照例只能蓄养家妓3名，但他却养了一支百十号人的“私人歌舞团”。当然白居易的“私人歌舞团”不会只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培养他的侍姬才是主要任务。樊素和小蛮就是其中代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说的就是这两位佳人。樊素和小蛮年方十八，姿容艳丽，才艺精湛，深得白居易喜爱。白居易为人豁达，对于自己的好色毫不掩饰。他不光自己狎妓，还同好友交换妓女赏玩，而且其喜新厌旧的程度令人瞠目，“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家妓10年内就换了三拨，贪欢好色程度在当时官员中绝对数一数二。白居易的“魔性”还真是不一般。
舌头根底下压死人
唐德宗时，徐州有一名妓叫作关盼盼。此女出身书香世家，诗文音律无一不精。关盼盼体态婀娜，清丽歌喉慑人心，轻盈舞姿夺魂魄，是当时无数世家公子朝思暮想的尤物。其擅长的“霓裳羽衣舞”更是精彩绝伦，驰名徐州一带。这样的绝色佳丽当然不可能安坐勾栏畔，很快就被徐州守备张愔重礼娶回，成了张家的侍妾。
张愔虽是一介武夫，但生性儒雅，颇有文采。他对自己身边如云的侍妾早已厌倦，关盼盼正是其梦寐以求的完美伊人，所以张愔对关盼盼爱护有加。这对于早年流落欢场，看尽世态炎凉的关盼盼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慰藉。两人相濡以沫，俨然恩爱夫妻。可惜好景不长，关盼盼的好日子只过了两年，张愔便病死了。张愔一死，其门下蓄养的侍妾家妓便作鸟兽散了。只有关盼盼感念夫妻情谊，决心为张愔守寡。她只身移居云龙山麓燕子楼，身边只有一位年老的仆人相随。这一住，就是十年。
然而，就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关盼盼绝食而亡了。矢志守节的关盼盼为何十年后突然自杀呢？原因很简单：被人逼死的。这个“凶手”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同关盼盼有一面之缘。当年张愔尚在世的时候，白居易以校书郎的身份到徐州游历。张愔素来仰慕白居易的才华，便邀请他到府上一叙。张府的宴席非常豪华，鼓瑟笙箫、轻歌曼舞一应俱全。其压轴节目，便是关盼盼的歌舞。白居易诗名正盛，慕才擅文的关盼盼当然非常欢喜，表演也格外卖力，舞毕歌停，还向白居易敬酒。白居易目睹这等惊为天人的才艺，心里当然也痒痒，多饮了几杯，诗兴大发，提笔写道“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称赞关盼盼的绝世姿容，其间也有些许对名花有主的失落之情。自此，关盼盼的艳名便天下皆知了。
关盼盼独居燕子楼，每每回忆起同张愔的点滴温存，难免伤怀。苦闷之余，关才女便写了几首伤怀诗句，感叹物是人非：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不久，张愔当年的部下张仲素去拜访白居易，顺便捎去了关盼盼的这几首诗。关盼盼大概是希望同自己曾有一宴之缘的白居易能赋诗几首，帮自己排遣一下忧伤情绪。谁知白居易却写了这样一首诗：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白居易的意思很清楚：张愔不惜千金迎娶你关盼盼，你理当感恩戴德；而现如今张愔已死十年有余，你却独活于世，太无耻了！
张仲素将老白居易的诗带给关盼盼。原以为白居易会理解自己的处境，出言安慰，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无情讥讽。关盼盼虽是妓女出身，但也性情刚烈，不久便绝食自尽了。区区一首七律，就能将守寡十年的名妓“骂杀”，白居易实在令人钦佩。
一直以来，世人都以为白居易是关心妓女疾苦的模范男人，刻意回避他对于女性的轻视和残忍。这种选择性失明令我们在重新审视白居易的劣迹时惊诧异常，仿佛从来不知道此人绝非道德楷模一般。实际上，被舆论无情“骂杀”的女性在封建时代绝非凤毛麟角，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这是封建时代所谓的“道德”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桎梏，也是男权社会摧残女性的无形的利刃。白居易此举，虽不能说他残忍，但绝非人道。“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关盼盼弥留之际，写下的诗句正是对他无情的控诉吧！
链接一：唐诗纵览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当之无愧的霸主，作为古典诗歌发展全盛时期的产物，无论是在内容的多样性还是篇目的数量上，唐诗都是历代诗歌的翘楚。
唐代经济发达，国力昌盛，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既有反映现实黑暗的，也有抒发爱国情感的；既有歌咏山水田园的，也有反映市井生活的。个人抱负、离愁别绪、悱恻爱情都是唐诗吟咏的对象。现实主义同浪漫情怀交相辉映，形成了唐诗特有的华美风格。
唐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主要是五言和七言，而近体诗则分别是律诗和绝句。总结下来，唐诗体例共有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6种之多。古体诗对格律的要求很宽泛，句数也不做限制，有魏晋时代的飘逸古风。而近体诗则严格按照格律来进行创作，句数、韵脚、对仗都有严格要求，非常严整。一古一近，一宽一严，各具风韵，各有各的特色。
唐诗的兴盛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宽松的社会环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文人地位的提高都功不可没。而最为重要的还是前代文化的积淀。在那个时代，杰出诗人辈出。这些奇才仿佛汇集了华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将无数飞扬绮丽的诗篇呈现到世人面前。唐代的诗人，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领军人物，知名的多达2300多人。这些诗人用他们的文字构建了一个绮丽、多彩、荡气回肠的大唐帝国。每当后人阅读这些诗篇，都能在脑海中勾勒出长安城的浮华、北塞的萧瑟以及江南的俊秀。难怪鲁迅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链接二：白居易治水
去杭州游玩的人必到西湖。西湖的粼粼波光倒映水榭亭台，宛若仙境。西湖成名已久，在唐代就是旅游胜地。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百姓都没从西湖得到任何好处。西湖水浅，旱季见底不能灌田；雨季泛滥洪水滔天。因此，它让杭州百姓很是头疼，却又不知如何是好。直到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这种情况才得到改观。
“下恤民庶”是白居易到杭州任职的目的，所以整治西湖水患就成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要务。其实，白居易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治理西湖的人。早在白居易之前四十多年，时任杭州刺史的李泌为了解决杭州城内的饮水问题，挖了六眼井。这六眼井当然不是用来采地下水的——杭州濒海，常年受到钱塘咸潮侵袭，地下水又苦又咸，根本不能入口。而西湖的水源来自降雨和山溪，并不受钱塘潮的影响，因此成为饮用水的最佳来源。李泌修的这六眼井就是一个蓄水系统的取水点，而其水源，就来自西湖。不过李泌打完这六眼井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导致杭州市内唯一可靠的饮水来源很快遭到垃圾淤塞，形同虚设。老百姓要么忍受苦涩的地下水，要么跑老远的路去山上挑水，每天为了水的问题奔波劳碌。
白居易到任之后，四处考察，很快制订了一整套治水方略：疏井，筑坝。疏井，就是要疏通整修李泌打的那六眼井，解城中百姓的燃眉之急。筑坝，则是要一劳永逸地驯服西湖，使其成为旱可灌田、涝可泄洪，老百姓可以随意取水的“良湖”。
设想很好，可实施起来问题却不少。对于蓄水决堤、灌溉农田的提法，很多人表示质疑。水火无情，弄不好就要惹祸上身。不过白居易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做决策之前是经过周密的计算论证的，对于筑坝设闸之事胸有成竹。质疑之声很快烟消云散，所有的人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兴水利治西湖这件事情上来。
治理西湖的核心工程，是捍湖大堤。此堤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更是杭州城内的一条交通要道，身兼数职。这项工程一修就是两年，几乎贯穿了白居易在杭州的整个任期。在白居易离任前两个月，整个大堤终于竣工，桀骜西湖终于被驯服了，此后惠泽杭州人民近千年。为感念白居易的功绩，百姓称此堤为“白公堤”——不过，当年的“白公堤”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西湖上的“白堤”并非当年的“白公堤”，切莫混淆。
链接三：安史之乱
说起安史之乱，很多人都有所耳闻，这场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武装叛乱，不仅终结了大唐盛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经历了唐初的三代治世之后，唐王朝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达到顶峰，文治武功均史无前例。但荣极必衰的道理却一直如阴魂般纠缠着唐王朝，此时荣耀至极的唐王朝华丽的外衣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不安定因素，这个不安的种子就是藩镇。
所谓藩镇，是唐玄宗为了加强边疆控制、巩固自身统治而设置的地方军政机构，也叫“兵镇”，其首脑是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非常大，总领数州军政大权，俨然诸侯。在唐玄宗以前，唐代施行的是内重外轻的布防策略。即在京畿地区布置全国总兵力的三成以上，以捍卫京师安全，确保唐王朝的统治力。但在唐玄宗设置藩镇之后，这种用兵策略逐渐向着内轻外重转变。镇守边疆的节度使往往拥兵数十万之众，而捍卫京师的军队却只有寥寥数万人。藩镇尾大不掉，实际上已成割据之势，这就为叛乱埋下了祸根。
可能是被盛世的浮华冲昏了头脑，改元天宝后，唐玄宗逐渐不复登基时的勤政爱民，开始耽溺享乐。朝政完全由外戚和弄臣把持。唐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佞臣当道，皇室挥金如土，百姓苟且求生。而此时，独掌三大兵镇雄兵的节度使安禄山已经蠢蠢欲动，即将掀起叛乱的战火。安禄山工于心计，一直以木讷外表示人。他善于揣度唐玄宗心事，每每都能投其所好，令龙颜大悦。为了讨好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安禄山不仅每年进奉奇珍异宝，还认其为母，可谓用心良苦。待到唐王朝内部空虚之时，安禄山便借口讨伐佞臣杨国忠，兴兵作乱。
唐玄宗做梦也没想到安禄山会谋反，慌忙组织抵抗。但仓促之兵哪能挡住久经沙场的虎狼，唐军屡战屡败，最终连都城长安都被叛军攻占。唐玄宗狼狈出逃，在马嵬坡遭遇兵变，被迫绞杀杨玉环，处死杨国忠。此后不久，唐玄宗黯然退位，成为太上皇。唐军同叛军反复较量，历经肃宗、代宗两任皇帝，耗时七年又两个月，终于将这场叛乱平定。
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漫长的战争耗尽了唐王朝的国力。曾经繁荣的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虽经历短暂“中兴”也无力回天，最终走向灭亡。
链接四：诗人与酒
诗人与酒，仿佛天生就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酒这种农耕文明的奇特造物，从最初的神坛上走入民间，成为百姓佐餐怡情之物，已有千年时光。而诗人饮酒助兴的历史，恐怕不会比这短暂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