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古代的模式，模式是现代的文明。
古往今来，“哀民生之多艰”者数不胜数。以至于马致远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今日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不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创新，笔者写本书也是想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秋天，笔者受邀参加美国一家知名媒体访谈节目，主题是谈中国的仇富问题，当时嘉宾有三位，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知名华人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一个旅居泰国的华人，再就是笔者，在节目中，有人认为中国仇富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员腐败，有人认为是垄断和国企问题，而笔者则指出仇富是世界性问题，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当时主持人并不完全不认同笔者的看法，她认为“仇富”在美国并不严重，她举例说，很多美国的富人跟穷人也在同样的超市开车购物，他们的汽车也并没有遭到穷人的攻击。在节目中，由于时间关系，笔者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与她进一步讨论，但节目录制完没过多久，美国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事实也就说明了一切。
在这里提这个事情，笔者并不是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分出个好坏，而是要说，现在的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有问题，美国有问题，同样欧洲也有问题，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模式困境”。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问题暴露更明显，任何一个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而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的历程，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可以归为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前后历时约500年。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确切地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全国有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严重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俾斯麦极力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俾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俾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在新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资本家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种状况马上被德国注意到了，当时德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德国资本家如果要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进行竞争，就不能重复英国工厂立法的道路，而是要缩短这个阶段。因此德国的资本家们着急了，他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个小时缩短到十二个小时。俾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1889年也获得批准。
现在柏林市政厅二楼会议堂的一幅19世纪的油画就是显示的当时情形，在画中，俾斯麦身穿军服，手里拎着一把德国菜刀主持国务议会，讨论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如果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敢对不同意这老年保险法，这位铁血宰相随时都可以将他的脑袋削下来，最后所有人战战兢兢地顺从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意志。
就是这样，由此德国成了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宰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他们也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负责这项计划的构思和设计，第二年，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到北欧。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当时的北欧，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而就是这些措施让野蛮落后的北欧海盗国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影响至今。
而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20世纪的大滞涨后，却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而且这一削减福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而北欧国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成了残枝败叶，而北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均GDP连世界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国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来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高福利国家才真正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实践证明，北欧是正确的，美国的去福利化是错误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抬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在书中，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从世界模式1.0进化到世界模式2.0是进步，倒退没有出路，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寻找世界模式3.0，而笔者提出的方案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是对福利社会的替代，而是补充，福利社会解决的是人类的生老病死等大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细微方面，其具体方案笔者在书中再进行详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