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创造新模式之前，我们要看看世界上现有的模式是什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而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应该算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
北欧，这一发展较晚、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区，在福利国家模式下成了人类文明的标杆，他们虽然发展起步很晚（二战之后才真正大发展），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世界上几乎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虽然是福利社会，国家干预很强，但他们却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北欧模式真正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自由、人权和效率的高度统一，北欧这个诺贝尔奖的发源地，也确实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
福利社会虽然非常优秀，但那些阻碍实行福利社会的人却炮制了很多不实的谎言来玷污福利社会。这些谎言似是而非，大部分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比如福利社会效率很低、比如福利社会养懒人、比如可以用富人的慈善取代国家福利、比如可以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等等，其实这些或是不现实，或是在现实中都行不通，或是赤裸裸的谎言，本章主要就是要驳斥这些谎言。
美国真的实现“民富”了吗？
美国模式的本质不是民富，而是“两穷一富”，即政府和民众都很穷，只有少数富豪比较富。政府很穷主要表现为政府负债累累，民众之穷则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分化。
现在中国很多学者言必称美国，那美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探究清楚，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是严重失实的，在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眼里，美国一直是“民富”的典型，而且总是号召中国减轻税费，向美国看齐，而他们的口号就是“民富”。
其实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美国是乐意看到的，但这些革命并没有止于阿拉伯地区，而且向“民主国家”蔓延，“阿拉伯之春”之后是“印度之夏”，“印度之夏”之后，出现了“美国之秋”，也就是蔓延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轰轰烈烈，这场运动的最大结果是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现在大家知道了，美国原来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美国模式也出了问题，美国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模式。
这里我们必须讲清到底什么是美国模式，有句名言说的好，一个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赖以成功的东西，美国也是如此，美国赖以成功的模式，应该是“罗斯福模式”，而不应该是“里根模式”，更不是“小布什模式”，现在中国学者所鼓吹的美国模式，其实是小布什模式，罗斯福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是用福利和投资拉动经济，罗斯福模式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模式。
在罗斯福模式下，美国率先走出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从一个边缘国家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并且领导世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都是罗斯福模式的成功，只不过强大后的美国开始穷兵黩武，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经济这才出现了问题，后面讲约翰逊时代时，我们再详细说这点。
后来美国选择了里根模式，里根模式有两大主张，一是搞企业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成功的，里根模式的另一主张是减税，这导致了后来的“减税—赤字—借债”恶性循环，最终证明这一模式是失败的，美国债务危机的根源就在里根以来的减税上。因此里根模式是“一半对，一半错”，其对的一半就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大供给，而错的一半就是减税。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模式又有了巨大的改变，小布什模式也有几个特色，那就是“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用信贷消费代替劳动生产率改善”，实践证明小布什模式是彻底失败的，可惜中国学者还没回过神来，还在一味鼓吹小布什模式。
其实参加“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有着较高的学历，也曾有着体面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金融海啸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失去了工作，不少人被迫露宿街头，金融海啸虽然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却并非始于金融海啸，而是从里根时期就已经开始。
其实世界本不会自然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富人占极少数，穷人占大多数”的局面，而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民生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一旦停止，中产阶级社会就会立马消失，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随着里根以来的减税措施逐渐解体的，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阐述。
当代的美国基本上呈现出了“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但是少数富有群体却非常富有。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用涓滴效应来解释他的经济政策。“涓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不应该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是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通过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带动贫困阶层或落后地区发展，这其实与中国的“先富带后富”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里根政府开始为富人大幅减税，同时大幅削减穷人福利，比如美国大幅降低了富有群体的资本利得税，同时基本上停止了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房的建设，并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后者成为次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现在美国上层1％的人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的同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的劳动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
现在1/3的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他们之所以对“美国梦”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一生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工作，在老年时却要面对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
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达到4620万，这是人口普查局195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现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四分之三过着独居生活，属于无依无靠的“饥饿人口”。由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饭费，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很多人有病无法治疗而死亡。而奥巴马总统好不容易通过的医改方案，在共和党的掣肘之下也成了废纸。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大幅度减税，不仅仅是造成了民众的贫困，而且还造成了政府的贫困，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几成儿戏。现在美国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的建设账。美国富豪甲天下，但是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陷入贫困甚至破产的危机，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其实与我们的思维定式很不同，我们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国富必然民穷。但现实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高福利国家也可以不欠债，低福利国家照样可欠债。另外“国穷”并不一定就是民富，而很可能就是美国这种“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和民众都非常穷，而只是便宜了少数富豪”。
世界发展实践也证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去福利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北欧、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福利国家和地区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
希腊真的是高福利国家吗？
希腊并非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希腊欠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高福利，而是超出自己能力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欧债危机以来，希腊被当成了高福利的典型，但这是真的吗？也有人说，高福利的北欧确实成功了，但高福利的南欧却失败了，人云亦云的事情往往禁不住深入的推敲。
南欧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高福利，所谓希腊是高福利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也就是这一两年才被媒体广泛炒作的谎言，其实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有共识，那就是北欧高于西欧，西欧高于南欧，南欧根本就不是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中，希腊几乎成了“明星”国家，但是翻看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边倒的批判希腊的高福利制度。而希腊的福利水平其实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真正的福利国家——北欧的水平。
媒体并不能全信，特别是西方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西方也炒作了一阵子“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论调，而当时的中国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而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至少要人均GDP两万美元，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发达国家最低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即使入世十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是发达国家纯属是政治需要，这也凸显了西方的舆论霸权。希腊遭遇的就与当时的中国情况相同。
希腊的福利到底有多高呢？在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0.6％，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欧盟27国平均社保支出总额占GDP的26.9％。北欧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更是约占GDP的1/3，这些都远远超出希腊水平。
可以说，希腊是莫名其妙的“被高福利”了，而在之前的任何经济资料中都没有将希腊当成过高福利国家的记录，民间俗语有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西方舆论霸权面前，希腊不服不行。
而西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希腊欠债了，欠债该如何还，必须削减政府开支，而政府开始如何削减，当然是削减民众的福利了，因此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而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年的希腊面对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得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或退养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90％，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是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1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2300万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雅典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46亿欧元，这是2000―2004年希腊财政总收入200亿欧元的1/4，可谓不小。而事后雅典奥运会总开支大约160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3倍，雅典奥运会刚刚结束，《经济学人》杂志就替雅典算了一笔经济账，除去商业赞助、门票销售和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之外，希腊的纳税人还必须承担3亿美元的奥运会组织费用、15亿美元的安全保卫工作费用、70亿美元的其他费用。建设和安全费用的大幅提升是亏损的一大因素。
雅典是“9·11事件”后举办的首届奥运会，史无前例的8万安保人员和众多北约舰船出动，希腊人几乎倾其所有用于支付安保费用，平均每个希腊人要为此付出100多美元。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近6倍，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希腊奥运会也是自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52年来第一个由小国举办的奥运。其结果就是雅典奥运会是自1992年奥运会以来4届中亏损最大的。如果亏损在今后5年通过增税补足，则每年需要征税约5.5亿欧元，相当于希腊2000年财政收入的1/10。这才是希腊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所在。
另外希腊危机也有其他原因，希腊面临债务危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失范的问题，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欧洲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成立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6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左右。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10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也是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同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蛇头都把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