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备忘录称：“俄国皇帝陛下之新政府，兹查阅由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安全，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海靖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法国公使则称“日本海军覆灭，法国远东舰队和俄国舰队可轻易在东京湾登陆。顾日本国没有拒绝让步的能力！”
三国政府公开干涉日本还辽后，李鸿章立即游走三国公使馆，表示如果三国政府肯出兵威慑帮助清帝国收回辽东半岛，军费由清政府负责。
三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过冬的军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远东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同时俄国调东西伯利亚的两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军舰也到朝鲜海峡附近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国，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国见德、法、俄三国抱团实力强大得要命，因此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处境很艰难。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初步协议。日本保留朝鲜归还辽东予中国，但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及李鸿章对三国，尤其是俄国有了很强的好感，发展对俄关系，以牵制日本，成为清政府及李鸿章下一步外交的重点。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代表光绪帝向尼古拉二世赠送的礼物是：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清廷颁发给外国王室的最高级别勋章）一座，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两千余年前之青铜古瓶一对，镶嵌宝石的珐琅瓶碟若干。沙皇以观赏和验收这些礼物的名义，邀请李鸿章三天后去冬宫再作会面。
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显然不是为了几件礼物，而是所谋更大。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二十年无事。当时，俄国人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的想法，这也是促使李鸿章联手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俄国人狼子野心，言而无信，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但总体来说，与俄国的结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所以，一个要成事的人，既要有等待的耐心，又要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
而机会往往不是在事情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大多时候，是出现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李鸿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一流的。
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反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
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着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