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