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着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
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