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事执着，才能不被困难压倒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不无批评地评价李鸿章：“少荃拼命做官。”
《马关条约》签订后，此时的李鸿章，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衷”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衷’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衷。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说李鸿章热衷做官的对错，如果仅从追求的层面上讲，李鸿章是没错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隐忍且执着，这应该也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切实际之处，李鸿章确实受到了冷落，但李鸿章没有辞职。李鸿章不可能辞职，他从来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
李鸿章“退居二线”，是朝廷的有意安排。1896年，在世界各国周游了一圈的李鸿章，于十月二下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二十四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三十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其实，早在1895年8月的时候，李鸿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京，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对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很快，光绪皇帝的圣旨也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
七十多岁的年龄，政治上已经靠边站，名声上更是全国的公敌。一般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对官场不会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李鸿章不。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清政府终究会有重新起用自己的一天。
从署理江苏巡抚以来，李鸿章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候，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
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常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
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的《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忍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的隐居，也让他躲过了晚清政坛的一场大是非。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李鸿章是同情维新派的，慈禧决定对他进行变相惩罚。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李鸿章接受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
直到八个月后，李鸿章奉命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忍耐与隐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李鸿章坚持住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李鸿章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成为官场“不倒翁”。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在官场上，李鸿章在处理那些不与当权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时，大开大合，而在一些当权者敏感的问题上，李鸿章则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的处境就很不妙，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这种敲打不得不让李鸿章警惕，他当时处在非常时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两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李鸿章知道维新运动牵扯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个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做法上倾力支持，这就是李鸿章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危机中自保的办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知他，意在要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中，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不致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在维新变法过程当中，李鸿章主要做幕后的工作。所以，李鸿章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游走在各派势力的边缘。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在政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李鸿章早就料到了维新的结果。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李鸿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鸿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维新的，但他却跟维新派坚决划清界限，因为他知道一点：维新派不会成功。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派主张的支持和对维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进去。在立场上的划线，在敏感问题上的谨小慎微，终于又让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政治上的一道难关。
慈禧曾经问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