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公元1874if2月4日。
[创办地点]香港。
[创办背景]
在早期中国人创办的报纸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了。王韬是苏州人,1849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编译中外书籍。1862年。他因向太平天国“上书”,遭清廷通缉,被迫逃亡香港。在港期间,曾在英华书院帮助译书,为《华字日报》撰稿,还游历过英、法、俄等国。1873年,他和黄胜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买下,于次年2月4日创办《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此后,他主持该报长达10年(1874—1884)之久,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文章,对后来的国内改良派具有很大的影响,曾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在20世纪前期,《循环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循环日报》创刊后,除星期日外每日发行,每期两张四版,第一版商业行情。第二版船期消息和广告,第三版新闻和论说,第四版广告。该报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发行遍及四方,“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各一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由此可见,该报不仅受到国人的欢迎,而且远播海外,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华文报纸。
[作者王韬小传]
王韬(1828—1897)江苏长州(今吴县)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技,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遇叟。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离家乡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屡向清政府献“御戎”、“平贼”等策,未被采纳。1862年初(咸丰十一年底)回乡,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均,事为清政府获悉,下令缉拿。在英国领事麦华陀庇护下,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同治六年)至1870年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主张变法自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必须“先富而后强”,因此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纴、造轮船。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1884年获得李鸿章的默许,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交游,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但对洋务运动颇有批评。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数十种。
[创刊词译文]
本局启事
本局创办《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全是我们华人操办执掌。这种现象是别处新闻纸馆不可比拟的。
凡日报发行于西亚各国,岂能泛泛而谈就可以得了的吗?因此,本报所载上的有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证国运之兴衰;政权这人心之事,也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务,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当然是出于我们的良好愿望。
各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们华人所驻足的地方,皆有专人代理。
[焦点评析]
王韬在被迫流亡中。不经意间接受了西学的濡染,他以“循环”二字作为报名,即寓含此意。“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他希望中国一改因循之弊,除旧布新,在“变”中实现由弱到强的“循环”。王韬在简单的创刊词中,一方面申明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一方面申明办报的目的是要涉足“政权这人心之事”的。他认为创办发行这份报纸,并不是一个清谈家的作为,因为,要“有关政事之得失”,并不是“泛然”而谈就了得的。为了“验证国运之兴衰”,就必须切实地“见重于朝野”上下的贤达人士。由此,王韬在主持《循环日报》笔政的十年间,撰写了大量的政论,评议时局,鼓吹洋务,倡言变法自强。
王韬在《变法自强》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又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
在王韬看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
政治的根本问题,也不在枝枝节节的官制改革,而在乎君主专制的弊害,因为专制了就会失民心。既失了民心,谁还愿为国家尽力呢?那么,应如何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哪一种政体最适合于中国?他对西方各国的政体进行了一番比较。“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体是有区别的,“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这三种政体,孰优孰劣呢?王韬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稭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他又以英国为例,“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相联络之效是也。”在他看来,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中国可以仿行的理想制度,“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王韬把建立君民共主的西方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提高到“富强之基”的高度,这是对现时政治制度的大胆否定,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政治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实为90年代维新思潮的先声。
王韬的政论还冲破了古文辞的藩篱,形成了新的文体风格。在他看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他反对泥古,为文不事模仿与雕琢,惟求其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这种平易畅达的文字最适用于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代表了中国近代文体变革的方向。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办报而闻名于世的人。借助《循环日报》,他的文章得到广泛的传播,海内外报纸也时常转载,仅《申报》一家即转载了近百篇。蒋芷湘曾在《申报》赞誉道:“今果一一施行,若合符节。是不独先生先见之明,抑亦先生经济之宏,有能言人所不及言,事人所不及事。”文中还对王韬未能被朝廷重用而惋惜,“惜乎先生徒以笔墨之功,显然揭之于记载,诚能举先生而加以宰辅之位,寄以军国之事,则将平日之所筹画者,一一措而行之,庶几国因而富,兵因而强,欧洲诸国亦复屏息下气,望风怀畏,从此不敢复生觊觎心,岂非国家之大幸哉!”蒋芷湘虽有一些过誉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王韬在当时影响之大、声望之高。美国学者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林语堂则称他为“中国报业之父”。
作为民间报人,王韬注重于精神主张的宣传,而且在国外凡有“华人所驻足”的地方,就“有专人代理”《循环日报》,像这种发行现象及其宣传效果,至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他所致力于“政事之得失”、“国运之兴衰”的思想,却是出之于“良有以哉”(良好愿望)的。
王韬不愧是一个没有辱没知识分子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