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872年4月30日。
［创办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申报》原称为《申江新报》，主办人是英商美查（EmetMajor）。初为隔日刊，同年5月7日改为日报。主笔有蒋芷湘、何桂笙等。1907年售予华人席子佩。1912年10月20日史量才接办，总主笔为景韩、张蕴和，业务渐有起色，成为著名大报。1932年7月创办《申报月刊》，次年又出《申报年鉴》，立场趋向进步，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救国要求。后出版《自由谈》副刊，载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文章。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杀害后，言论又趋保守。1937年12月一度停刊，次年10月在沪、港同时复刊，1941年12月为日伪控制。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接收，潘公展任总主笔，沦为国民党CC系报纸。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历时77年。
［作者蒋芷湘小传］
蒋芷湘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清末举人，维新人士。不慕官场，性喜笔墨，经常出入洋场。经买办陈莘庚介绍，结识《申报》创办人美查。经过交流切磋，美查刮目相看，相见恨晚，遂聘为正式创刊的第一主笔。蒋芷湘继而邀请友人秀才何桂笙、钱昕伯作政治编辑。1873年，杭州发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即清末四大名案之一），《申报》对此跟踪报道和评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至使舆情汹汹。次年，蒋芷湘离任而去，不知所踪。
［创刊词译文］
申报馆告白
当今天下，可以当作传奇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至于那些被湮没而不能表现出来的事情。也比比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缘故呀？我看这完全是没有有心人去为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以致竟使许多珍贵的奇闻逸事就这样静悄悄地灭寂了，连个称呼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可叹可惜的事啊。自古以来，比如《史记》等百家所载，皆是前代所遗留下来的旧闻，况且这些故事篇幅浩繁、文词深奥，若不是文人骚客，则很难读懂。对于当今时事，要想求得简单易懂，使上至知识分子下至农工商贩，都能通晓的话，莫过于新闻纸了。
国家的政治、风俗的变迁、中外交涉的要务、商贾贸易的利弊与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凡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都会刊载到这上面来的，而且凡所记载的事务必求其真实，没有任何的虚妄，读者一看就明白易晓。本报不为浮谈之词，不记荒唐之语，这对于留心时务的人来说，从这里可以得到真实的大概，对于出门谋生的人来讲，也不至于受到人家的欺诈。这就是新闻的大作用，所以也大有益于天下。
［焦点评析］
《申报》主人美查，原是一位以办报盈利的老板。他曾公开宣称“本报之开馆”，“因谋业所开者耳”。
的确，主办人美查本来是以盈利为目的办报的。但他传播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平面媒体经营规则，为后来中国人自己创办报纸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申报》每份售价八文，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报纸来说，中下层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另如有偿登载各种商业广告、鼓励文人投稿发表作品等等，都是百多年后的现代报纸仍相延袭而不能改的重要规则。
但是，作为有心人的蒋芷湘，却是借美查这个地盘，申张并宣传自己的信念。因此，蒋芷湘也常对人言：“本馆虽西人开设而秉笔者则华人，其报系中西人所共成者。”
蒋芷湘这话，已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以这样的一种办报方式，而使以经济为主的《申报》转到以政治为主的方向。同时，由于蒋芷湘等有学养的华人参与，使《申报》比以往所有在华的外报更加中国化，更合乎中国读者的口味。
可以说，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是最先深入到中国民间社会的近代化传媒。
《申报》一创刊就强调自己是“新闻纸”。“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起初，《申报》主要选录京报、香港中文报，译述西文报纸上的新闻。随后便着手建立自己的新闻采集网。它先在本埠招聘访员，分别设置法租界访员、英租界访员、美租界访员等等，各自采访本区域内的新闻。创刊半年后，又开始增聘外埠访员，至1874年7月，该报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汉口、宁波、扬州等地聘定访员报道当地新闻。其余无访员的地方，则鼓励当地读者惠寄稿件，发表后付给报酬。随着新闻通讯网的不断扩大，报上的新闻日渐丰富充实。
《申报》特别注意对社会新闻的报道，认为这容易吸引读者，有利于报纸的收入。因此，尤其对盗劫奸杀、奇闻怪事、里巷琐谈作绘声绘色的描述。单从“人狗讯谳”、“乔装巧骗”、“两人摸乳被枷”、“两人共娶一妇”、“尤物移人”、“寺僧淫报”这些新闻标题，就可知这类新闻格调是低下的。该报还经常刊载谈狐说鬼的妖异新闻，更是信笔点染。有如传奇小说，荒诞不经。这些，自然也是蒋芷湘为迎合老板美查的口味而发的。但是，对某些重要的案件，蒋芷湘则严肃对待当仁不让，并且敢于揭露社会黑幕，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如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为清末四大名案之一）的报道即为一例。
浙江余杭县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1872年春娶毕秀姑为妻。秀姑貌颇清秀，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绰号“小白菜”。婚后租举人杨乃武屋一间，比邻而居。日久，葛怀疑其妻葛毕氏与杨乃武有染，但无实据。后葛品连忽于1873年初冬暴病身亡，其母葛喻氏向余杭县控告葛毕氏谋杀亲夫，县令得状，复轻信浮言。在仵作草率验尸之后，臆断葛品连是中毒丧命，将葛毕氏押衙刑讯，葛毕氏不堪捶楚之苦，伪供与杨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乃武遂亦被拘到堂，杨矢口否认，县令刚愎自用，随将不实之验尸情况上报杭州府。杭州府据此对杨施加酷刑，杨屈认从药店买得砒霜作案。府又报省，并拟定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
此案发生不久，《申报》便追踪报道。通过对案情的深入了解，发现其中疑点甚多。当此案由府报省，业成铁案时，《申报》将案情可疑之处公开披露，对官员滥施酷刑、草率定案提出指责。它还全文刊出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状，要求将此案“彻底研鞫，使水落石出”，并说：“余杭之案使果为冤案而不为上司所伸，则枉政可谓至极矣。”《申报》对此案的报道和评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舆情汹汹，难以平抑，朝廷遂指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然而胡瑞澜不顾案情破绽，仍据不实情事，日夜熬审人犯，结果是维持浙省原判，确认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以保全浙江大员相安无事。《申报》对此十分愤慨，公开披露胡瑞澜复讯情形。报道说：胡提审葛毕氏，刑讯至六昼夜，铁练之陷入膝骨而抽之复出者，至再至三，然仍未得丝毫口供。胡以该妇熬刑不住，遂提杨乃武上堂，研问许久，终莫得其实情；乃喝掌嘴四十，责毕旋斥之日：“余犯早已画供，葛毕氏亦已于今日供出因奸谋夫实情。尔现在既不肯招认……”遂喝取重刑上堂。杨乃武两泪交流，伏地而哭诉道：“乃武读书之人，非比江洋大盗惯能熬受严刑。大人命取刑具至前，乃武已肝胆俱裂。既已如此，请大人着刑房开出供词，某当照供承认画供；即蒙皇上圣鉴，再派大员来杭，某亦当照今日开下供词承认，断不敢图申冤枉，添受活时痛苦也。”在揭露了这样的酷刑逼供后，《申报》主笔蒋芷湘附言写道：“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于其中。在上者若能静思此言，其深有仁心并怀公道者，岂肯仍令刑讯之弊犹行于中国乎？……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其邦之兴旺乎？”
《申报》的揭露和抨击，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浙省舆情尤为沸腾，无不为杨乃武呼冤。浙籍京官联名上书，要求将杨案交刑部审讯。1877年4月，清廷下令刑部复查，移棺京师，当众开棺验尸，结果检明葛品连并非中毒，实系病亡。这一轰动朝野、历时三年余的案件始得大白，浙省自巡抚以下审办官均受处分。
另方面，《申报》从创刊之日起，几乎每天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篇论说文。作为一家英商报纸，它经常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进行辩护，极力维护英人的在华利益。但该报为了获取华人读者的信任，也发表了不少为华人说话的言论。
《申报》发表了许多鼓吹现代化的言论，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
中法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破产。《申报》批评清政府兴办洋务的种种举措是合本逐末，徒袭皮毛，进而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它认为：“诚欲挽回大局以与强大争衡，岂在兵精粮足、船坚炮利之间？纵使兴学术、培人才、移风俗、新制度、核名实、任贤能、改科举、扩商务，一一举行，非不属治标之善策，但恐小小补苴，无补于国家盛衰之大计。”因此，“为今日计，不必求富强之效，当先求富强之源”，即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民共主政体：“必也设立上下议院，一如英德等国之君民共主，法制相维，庶上下之情相通，合中国五百兆人之心为一心，合中国五百兆人之力为一力，利害与共而忧乐与同。”它明确提出：“欲中国之富强，当自参民政始！”
以上见于报端的文字，充分表明了作者办报的宗旨：“自新闻纸出，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岂不善哉！”
的确，自蒋芷湘出，《申报》“岂不善哉！”
需要注意的还有，蒋芷湘所助办主笔的《申报》不仅为社会新闻开道，而且还为文艺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即文艺与报纸这一新式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