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2年4月7日。
［创办地点］天津。
［创办背景］
清帝逊位后南北议和。蔡元培等奉南京政府孙中山大总统之托，先抵天津而至北京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职。但因袁考虑到北京兵变。故未成行。蔡元培就此事在《民法报》发表《告全国文》。
该报发起人之一汪精卫等也是当时南北议和有功之臣。《民国报》便是在南北议和中产生的。
［作者蔡元培小传］
蔡元培（1868—1940），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农，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中翰林。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他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密谋武装起义。次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封建教育制度，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确立了我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五四”运动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
事变后，奔走呼号，倡导抗日，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后病逝于香港。有《蔡元培选集》。
［创刊词译文］
“国家的基础，只有靠你们奠定，共同获得幸福，与你们一起享受。”可是，后来这里有危险阻碍，你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听到的人能没有一个感到惭愧的吗？我们自己再说一说：“我们是国家的子民，只有欧洲美国国家的人民自由健康快乐，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了，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高了。”然而，经过深入的分析，所谓“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高了”的话，是不是那种情形的说法呢？唉！是最初的原故在造孽呀！而我们自己，却空想出一个很美丽壮观的景象，像这样自感满足的幻影，是不知权衡轻重的问题啊。时今，大家一味追求党派数量的圆满，其他的就好像很不重要，这是一叶障目啊！我们越感到眼前的事情很微小，就会觉得越是微不足道，但想到眼前的事情既是那么明显，就要培养它，滋润它，如果不这样就会处在生死之间了。现在教育问题还没有提到培养的事情，培育的事情至今不办，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成效呢？艰难吗？有目标想法的人都感到寒心呢。看国家是应采取法律吗？与美国的制度比是艰难吗？参考法国、美国的经验吧，不然，难道我们还有独特的探索的道路吗？然而，所有这些的精髓，难道是可以用几句话就解决得了的吗？简单地说不应避开弊端的话行吗？大家说采取最重要的方法来运用。但是国民的实际情况能够与它相协调吗？整治法律，统治人民，没有标准的监督措施来与它相配合行吗？如今政党内部发生意见相左的现象，但这个射出的箭头，它所射中的鹄，难道可以遗留在另个鹄的身上吗？譬如南北和议问题，党派对于完成这个目标有分歧，难道就可以完全放弃其他的目标吗？
但我们想以竭诚之心，为国民先做个样子……同人不敏，这也就是《民国报》要问世的原因。
［焦点评析］
蔡元培之创刊词，主旨意在国家应重视“培育之事”。意思是说，如果民国建立了，但教育问题跟不上，则谈不上成功。
蔡元培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
在20世纪中国作家和文化先驱中，蔡元培可能是林语堂最为敬佩的一位。在《记蔡孑民先生》中，林语堂直言：“蔡先生是我所敬爱钦佩的一个人。”在《思念蔡元培先生》中，林语堂深情地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有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林语堂笔下的蔡元培，如春风化雨一般可亲，但又令人高山仰止、敬爱有加。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林语堂敬重蔡元培是可以理解的：一是因为蔡元培生于1868年，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长27岁，是林语堂的父执辈。二是蔡元培曾为前清进士，殿试二甲，后又高居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要职，这不能不让林语堂推重。但是，蔡元培最让林语堂佩服的还在于他与众不同的学问人品、思想境界和胆识气概。
在五四运动中，林语堂亲眼目睹了蔡元培的风骨与胆识。凡尔赛会议将山东出卖，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而无实际行动，蔡元培的表现卓尔不群。林语堂说，当时他看到蔡元培雍容静穆地站起来，声音低微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当天晚上，身为校长的蔡元培就一人静悄悄地坐火车南下了。
林语堂是一个曾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许的文学大师，他的文化思想信仰也以“博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为旨归。这种文化观念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但蔡元培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在《记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谈得非常清楚，他说：“谁也知道，那时的北大是全国思想革命的大本营，而北大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在蔡先生主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那时的北大前进者有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复古者有林琴南、辜鸿铭等，而全国思潮的潮流交错，就在北大自身反映出来。”也可以说，林语堂的“融会和谐”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具有内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对于蔡元培的学问思想，许多人都给以较高的评价，但较少有人能如林语堂这样地对其推崇备至。在《记蔡孑民先生》一文中，林语堂说：“在革命元老中，我认为他比较真正认识西方思想。他书真正看，而思路通达。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是不容易的，否则班门弄斧，人云亦云而已。所以，以他的道德文章来长（掌）北大，再配没有，当然使北大发出异样的光辉。”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中林语堂又说：“在他一辈中所谓有新思想新学问的人物，只有蔡先生真懂得西洋的思想和文化。”甚而至于林语堂还将蔡元培与自己一辈人比较说：“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
蔡元培是一位很有理想的杰出人物。诗人徐志摩在《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一文中说：“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Cah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恼）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间大夫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在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那么，蔡元培是成功的教育家吗？他曾把陈独秀、胡适等人拉进北大，等于是培养了民国的反叛者。北大从此不安宁了。这可是蔡元培始料不到的。
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蔡元培在创刊词中说的那句自谦：“同人不敏，辄欲竭忱悃。”蔡元培并不是敏捷之人，他属于大智若愚之辈。
蔡元培在创刊词中再强调：治国治民，“取适于法制”。同样在治校方面，他也是以师法治校。他在北大校长就职典礼时，就主张“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吾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切磋之效。……”
蔡元培由一个反清复明的斗士到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物，其在历史的地位当是无人比肩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所谓“泱泱民国，实符于新兴者的觉悟”，舍其还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