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年）教育家、哲学家。浙江绍兴人。有《蔡元培全集》
蔡元培被称为20世纪学界楷模。在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业绩卓荦，可谓开中华学界一代风气。蔡元培不仅是个教育家，还是个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涉及许多学科，如文学美学理论、心理学、伦理学和人类学。他虽曾为晚清进士，点上翰林，选任编修，但思想并不迂腐守旧，而是紧跟时代，注重创新，主张废除读经，提倡读白话文，读新书。蔡元培治学严谨，待人谦虚、朴实，文如其人。他的读书方法就是勤学苦练，即人们常说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
传统入手，经学奠基；追崇新学，涉猎渐广
浙江古城绍兴，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名贤辈出。蔡元培就诞生于城内的笔飞弄。故宅附近，多处散布着纪念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遗迹，蔡元培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蔡家祖上虽非书香门第，但家中注重读书，他的祖父在夏夜读书，为避蚊虫叮咬，置两脚于瓮中，秉烛夜读，勤学可嘉，此法日后为蔡元培仿效。
1874年，蔡元培刚满六岁，就进家塾读书，接受塾师周先生的教育。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无力再续聘塾师，就改投对门李申甫的私塾就读。开始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部“小书”，接着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大书”。四书读毕，再读《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蔡元培在回忆当时学习情景时曾说：“读小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时，先生才讲一点，然后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当时的读书方法，是以诵读为主。先生坐着领读，学生站在旁边跟读，然后回到座位上复诵，直到能背诵为止。而对于课文的意思则不作讲解，一旦背错，就责打手心。这种责罚学生的陋习，是封建专制社会中旧式教育的产物，使少年的蔡元培深恶痛绝，日后他曾在《学堂教科论》一书中对这种“视学塾如囹圄，见先生如狱吏”的教育弊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激烈的批判。
当时的学习，除了不甚了了的诵读外，还有识字、习字和对句，这是他了解文义的开始。经过上述严格的训练之后，十三岁的蔡元培就开始学习作“制艺”，也就是八股。这是迈向科举道路的必备本领。八股文题目皆从《四书》中出，对经义的理解，又必须严循宋朝大儒朱熹的解释。塾师授课要配合科举考试的需要，这种以培养科举仕宦为目的的教育方法，极大地束缚和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和学习积极性。以后，蔡元培对这种危害青年学生的专制教育同样予以猛烈的抨击和彻底的否定。
十四岁时，蔡元培就学于绍兴城中探花桥的本乡老秀才王子庄处。王秀才设塾授教二十多年，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对学生极为严格。出于为学生应考着想，他要求学生除经书外，其他书籍一律禁看。据蔡元培回忆：“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因为怕学生看了此类“闲书”，会影响日后的应考。在王秀才处学了四年，王所推崇的宋明诸儒理学思想和言论，对于蔡元培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十五岁到十七岁，蔡元培参加了三次小考，第三次中了秀才，便在两家私塾任塾师，招收学生。这时的他，再无禁看“杂书”的束缚，也不用再练习八股文，便开始了自由阅读。这时，他的六叔有一些藏书，允许他随意阅读。如《说文通训定声》、《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绝妙好词笺》等，都是他当时最喜爱读的书。在摆脱了八股文的羁绊后，他最初对“词章”颇感兴趣，并时而习做散文、骈文。读了王引之、段玉裁等乾嘉学者的著作后，学习的兴趣又转向了考据和训诂学。若干年后，他回忆往事，说是少年时期努力自学，读书四万卷，而有三部书印象尤深，它就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文史通义》、俞正燮《癸巳类稿》。他在拜读之余，提出了许多自己独特的见解，这说明在读书方面，他已达到不固守前人的观点而刻意创新的境界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对蔡元培读书治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情。由于他的散文与骈文作品得到同乡前辈田春农的嘉赏，认为是可造之才，便介绍他到水澄巷的同乡徐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四年。据他本人回忆：“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故也延聘了我。”利用这段大好的读书时机，蔡元培如饥似渴地饱览了大批图书，学识大进。他说：“我到徐家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他一面在徐家看书，一面与朋友切磋学问，思想十分活跃。他已逐步看到了经书科举教育束缚思想的害处，开始从传统文化中跳了出来，并逐渐孕育了后来对封建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思想。这时，他只有二十岁左右。
二十三岁那年，蔡元培参加科试，列第一名。同年秋天，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二十六岁时中了进士，二十八岁在北京通过散馆考试，被授职翰林院编修，成为一个“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社会名士了。
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学贯中西
蔡元培在科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后，如果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完全可能跻身于达官贵人的行列。但是，封建的经典教义并没有束缚住这个淡泊功名利禄，一心追求进步的青年。当他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中国却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严峻的现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撞击。具有时代责任感的蔡元培，在这种背景之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开始摆脱旧观念，把注意力从传统的经书转向西方学术，将自己的视野移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来文化。在翰林院四年中，他明确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这时，他阅读了大量的翻译著作。“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子民始涉猎译本书”。如严复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等。与此同时，在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下，蔡元培决意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为了能读懂读通西方各国及日文著作，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这些国家的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长处，以便为我所用，御敌强国，他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多种语言。从三十二岁起开始学日文，自此终生不缀。三十三岁学英文，三十六岁学拉丁文，三十七岁学德文，四十七岁学法文，五十七岁学意大利文，并提倡学习世界语。他为了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每天清晨必从所住南洋公学步行四五里赶到土山湾天主教堂读书，有时五点钟刚过，就敲门把马从睡梦中吵醒。他充分运用这些语言知识去广泛阅读各国的书籍，诸如《日清战史》、《西学探源》、《德意志史》、《伦理学原理》、《生理的心理学》、《西国立志编》、《日本风俗》、《东京游学案内》等，以及《几何源本》、《算草丛存》、《电学源流》、《化学启蒙初阶》、《量光力器图说》、《声学》、《星学辩证图注》、《农学新法》等，甚至连《矿井工程》、《开煤要法》之类的专门技术书籍也广为搜览，边读边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谈及自己的读书经历和学术思想演变过程，讲到他从摆脱八股的束缚，到致力于词章、训诂，一直到接受严复等所著所译的新文化、新科技、新思想，蔡元培感慨地说：“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这是他对自己六岁入塾到三十二岁这二十多年间读书治学生活的小结。他很懂中华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和《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但是“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在倒掉洗涤盆里污水时，切莫把婴儿也一起倒掉。这就是蔡元培读书善于分析、善于比较的佐证。
擅长取舍，善于消化；去芜存精，为我所用
在博览群书、全面学习、深入探究东西方文化的同时，一方面，他从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手，把握其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又从中探寻救国的真谛，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他认为，既要学习西洋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又要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西方文化，也就是在阅读西方著作时，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他明确表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不仅是西方文化，即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抱此取舍的态度，他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这就是他一贯的“读书辩证法”。
蔡元培认为在阅读西方著作时，对外来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他在《文明之消化》一书中，对如何吸收和消化域外文化，做过精辟的论述：“凡生物之异于无生物者，其例证颇多，而最著之端，则为消化作用。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此自微生物以致人类所同具之作用也。”“人类消化作用，不仅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在谈到吸收与消化的关系时说：“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否则“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
蔡元培广阅博览古今中外书籍，其目的并非仅为死读书，也并非为图个博古通今、饱学渊源的盛名。他的读书，是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这个理想境界，就是通过合理的取舍和充分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融合，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更高境界的中国文化，借此来振兴和发展整个中华民族。
宏约深美，渐入佳境；科学方法，点石成金
蔡元培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同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是在鼎力开创北京大学基业的最繁忙时期，亦手不释卷。晚年他回忆道：“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当他成为博学多才，开一代教育先河的楷模后，仍对自己的读书方法不甚满意，认为有不得法之处，即：一是贪多从杂而不能专一；二是从速不勤笔，不注意摘抄和在书上做记号。这种读书的境界，并不是每一个“藏书逾千箱，读书破万卷”之辈都能如此的。蔡元培的读书，一如其治学的作风，简括之即是“宏约深美”。“宏约深美”四字是1919年12月，蔡元培为当时刚成立的上海美专的题词，被镌刻在楠木匾上，挂在美专礼堂达三十多年。这四个字精确、概括、深刻、形象，既是他研究了古今中外众多大学问家的不凡经历之后，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亦是他一生对照实行，努力遵循的读书治学的准则。
宏，广也。指每个读书人的知识结构要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诚如蔡元培所言：“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各门学科，各类专业，只要是一种知识，就去读去学，并了解邻近各知识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广泛吸收，触类旁通。知识贫乏，思想也会随之简单化，想取得卓越成就是不可能的。
约，专也。人的生命有限，时间宝贵，任何杰出的人物，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成绩斐然。当广博的知识基础打好后，由博趋约，即从十八般兵器中选择一两种最合手的武器。否则精力分散，顾此失彼，则一事无成矣。
深，精也。指精通、发展、创造。在约的前提下重点突破，究本穷源。为学之乐，多在深中。在一般人深不下去的地方，你能够再开掘一层，自然会有新的意境被你发现，从而在某领域独树一帜。
美，高也。美是指一种理想的境界，读书求学的人只能处于永恒的探索之中，美的疆域广阔无限，如同登山，觉得前山高与云齐，登上之后，方觉还有高山，永无止境。惟有不畏辛劳，不断攀登，才能达到事业的巅峰。
这四个字，不仅仅是一代宗师蔡元培对当年的上海美专师生的期望，对任何一个踏着书本的台阶，攀向知识高峰的人来说，都是至理真谛，一条受益不尽的座右铭。
1922年，美国纽约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以北京大学校长身份到欧美参观考察的蔡元培正应邀作即席演讲。侃侃而谈中，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够点石成金，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轰然大笑。蔡元培接着道：“诸位同学在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作出贡献。”蔡元培慈祥的仪容，诚恳的态度及风趣的言语，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将近八十年过去了，蔡元培在这个浅显易见却又深邃精微的故事中，说到的那个能点石成金的手指，不是别的，正是他当年为上海美专题写的那四个大字：“宏约深美”。或许，这正是蔡元培馈赠给每一个爱好读书者的金手指吧。
陈柏南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