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年）政治学家、近代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中山）人。名文，字逸仙。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
孙中山好读书。他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因此当日本会党领袖犬养毅问他平素嗜好以何者为第一，孙中山就用英语回答说：“Revolution（革命）；又问除了革命，第二是什么呢？他说：Books（书籍）”。
确实，书籍和革命伴随了孙中山的一生。
特别爱读华盛顿、林肯等的传记
1878年，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出洋愿望。他后来自述当时到海外的情形，“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第二年，孙中山在火奴鲁鲁（当时夏威夷首都）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民族学校读书。三年后，又进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继续读书。在这些学校里，教师讲课用英语，孙中山初入学时一点也听不懂。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顽强地学习英语，不长时间就掌握了英语的规律，在读写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很快就成为班上的优等生。孙中山课余时间除自修中文外，特别爱读华盛顿、林肯等的传记，对欧美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们极为推崇。
1883年，孙中山到香港继续读书，学习很努力，深得老师的赞许。他具有勤学好问的精神，曾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群书，知识面较广，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
1886年，孙中山经喜嘉理的介绍，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在此期间，除攻读医学外，很重视中文的补习，专门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传授中国经、史。据他同学忆述当时的学习生活情形：“孙中山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他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他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孙中山后来曾对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作过这样的概述：“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民生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心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数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
找寻有关太平天国书籍精心阅读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积累的学识，为他以后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读书又很注重于应用，在学习农学知识时，曾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知识，并进行了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等活动。
孙中山在学医期间，非常关心政治问题，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常对人抒发爱国情怀，阐述革新政治的抱负，用“中国现状至危，我人当起而自救”一类言论来启发人们觉悟。还常常谈起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尊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没有成功表示惋惜，自诩为“洪秀全第二”，以太平天国事业直接继承者自称。他爱听太平天国故事，还寻找有关太平天国书籍精心阅读，在流亡瑞士时，经常出人日内瓦图书馆，仔细阅读英国人吟唎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后来自己搞到一册，在鼓励同盟会员刘成禺写《太平天国战史》时，将此书交与他参考。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些论文，投送到香港教会报纸和上海《万国公报》等处，阐述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具体见解。在1891年前后写的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生产的文章中指出，发展民族农业和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课题：“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在客观上也正是对洋务派思想的批评。
1894年，孙中山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上有一段沉痛的话：“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这段话，说出了知的重要，更道出了不知的危险。知的来源一是靠学问，一是靠经验。而读书则是集聚知识、学问、经验的主要途径，所以不读书之人便谈不上深透的知，更谈不上能鼓动风潮，转移时势，建设国家的革命大业。
自早到晚在大英图书馆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囚，脱险之后，留在欧洲有两年时间。这两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图书馆里度过的。他用功之勤，可从英国伦敦警察局暗中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报告中见之：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肯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充饥。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困处永丰舰督师讨贼五十余日，虽极其艰苦，但意志坚定，毫不气馁。当时天气炎热，他每日除手草函电，促各路讨伐军作战外，仍危坐读书一如平时。他之所以喜爱读书，如他自己所说，志在增益革命知识与能力来实现救国的抱负。中国读书人有句自勉的话：“大丈夫应当不负所学与所志。”要做到不负“所志”，必先把“所学”的基础打好。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不负所学所志，两者都已做到了。
“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
孙中山读书著作，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而且十分细致认真。有一次，他在室内挥汗校阅《孙文学说》排印稿，旁人说：“先生何自苦若是，何不令他人校之。”孙中山说：“稿已由人校二度，此为三度，特自校之。然尚时见误排，校书不易，于斯可证。”由此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一书中曾谈到读书的方法，他说“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古人为我书记也。”这种读书的方法与气魄实在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不喜读书不好，死读书而没有魄力与方法，纵然是博览群书耗费一生的精力，也将一无所得，最多不过一个书呆子而已。
戴季陶常说孙中山博览群书又有独到的观点：“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本，孙中山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需要的汲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他是役使着书。”有次，邵元冲问孙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工程、自然科学的专著，都嗜读不倦，毕竟先生何者为专攻？”孙中山答道：“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凡知道孙中山的人，都晓得读书是他的一大嗜好。他一生最为同志称道的是两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败时，别人或者沮丧叹气，或者乞灵于诗词小说以作消遣，暂时安顿心灵，而他往往取专门巨著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不沮丧悲观。二是孙中山每遇挫败或拂意之事，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处之泰然。胡汉民认为，孙中山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认为革命当然不断进化，在危难逆境之中，他能纵观全局，长远考虑，坚信革命终将成功。他对革命的此种乐观态度是由于他对革命之深切认识而来，而此深切认识则是于学问与读书中来。
陈家平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