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年）历史学家、教育家。江西永丰人。留英、德。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有《傅斯年全集》。
傅斯年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在殷墟的发掘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傅斯年好读书。他在《旨趣》一文中，曾提出史学研究者应做好三个方面：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二必须扩张使用历史材料范围；三必须扩张研究工具。多读书爱读书者应当如此，否则只是“两脚书柜”，即使读书五车，也无用。这些话可以视作傅斯年的经验之谈。
“先成为‘通才’、再专注于一门，自成一家”
作为史学家，傅斯年有很扎实的国学功底。十岁时，就啃下了艰涩难懂的“十三经”。上北京大学预科时，又系统地接受了国学教育，学习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系。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后，他立志要弄通全部的“国学”，做一个“通人”。因为崇尚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说，就拜章太炎的门生黄侃为师，不久就成为黄的得意弟子。后来，他到英国、德国留学，八年的留学生涯，可以说是他读书学习的一个重要时期。那时，留学生们普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力求博学多识，先成为“通人”，然后再专于一学，自成一家。傅斯年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在伦敦大学期间，他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了实验心理学，还兼修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同时还广泛阅读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著作，几乎遍览了萧伯纳的剧本。在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时，他研究了比较语言学和轰动一时的相对论，甚至连地质学也有所涉及。其中朗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最大。
他也曾对《后出师表》作者产生怀疑
或许是受胡适“大胆设疑，小心求证”的影响，傅斯年爱以怀疑批判的眼光去读书。他对于读书所持的一贯态度是：读书多质疑，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权威，敢于怀疑一切，敢于批判一切。认为只有怀疑，才有新问题的产生，才能突破旧的圈子，进入新的境界。
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对史料的比照分析，他对《后出师表》的作者产生了怀疑，写了《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一文，文中说：“全篇充满文人做事心理，若果决而实怀疑，若奋发而实不振，用思与《前出师表》尤如冰炭，而建立世功者，必有其见识，亦必有其自信，人以为冒险，彼知其必克，诸葛先生之英才，行文绝不类此。”他原想考证《后出师表》真正的作者，后终因为事务繁忙，未得到结果。另外，他曾对《齐物论》的作者也产生怀疑，在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推论后，又写了《谁是（齐物论）的作者》一文。他还对明成祖是否为高丽妃所生，也产生了怀疑，写了《明成祖生母记疑》等一系列好文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一文中，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先前起于一个较高的境界，而到当代却如此落后呢？为什么天天讲心，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心理学出来；天天论德，却创不出个有系统的伦理学出来？”带着这种种的怀疑，他思考，学习，借鉴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终于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得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
批点旧籍，一生离不开书
傅斯年读书喜欢随手作批点，他的批语虽着墨不多，但很有见解，富有启发性。如《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至郡县，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一段，他批注为：“始皇先用儒，而后坑之，非自始绝之也，冬巡先至峰，其意可知矣”。有的批注又耐人寻味，如《项羽本纪》：“虽吴中弟子，皆已惮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几句，他批注：“如此人家子弟，不为始皇聚之咸阳，而任其在山泽中。如是，固知帝王之法，有时吞舟是漏也”。当他读到兴起时，更是妙语连珠，如《平津侯列传》中，公孙弘对上问曰：“臣闻管仲相齐有三曰”批为：“子诚齐也”。这是一种对公孙弘的幽默。
爱读书，但不尽信书，总是力图寻找事实的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是傅斯年读书做学问的一贯作风。受朗克学派实证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史学家，傅斯年特别注重史料的价值，曾为史语所提出了三个判断历史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一、能否直接研究材料；二、能否扩张研究的材料；三、能否扩充作为研究时应用的工具。所以他特别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整理。只要有价值的材料，具有获得的可能性，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收集。20年代，原来保存在清内阁大库的十余万斤档案被装入八千麻袋当作废纸处理掉，傅斯年获知此事后，认为清内阁大库档案全是未经润饰加工的直接材料，是别人未用过的新材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当时钱款一下子难以筹齐，他就致信中央研究院代为购买，然后转赠给史语所，这样才得到了这些材料。又如殷墟的发掘，他认为有极大的考古意义，于是多次派人与地方交涉，自己也四处奔走协调，几经周折，终于被允许在那里发掘。果然，殷墟发掘了十五次，获得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和其他器物，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
傅斯年一生未离开书本，他喜欢读书，喜欢买书，更喜欢藏书。在史语所的时候，从收购上海“群碧楼”藏书开始，以后在北平、南京以及抗战期间辗转迁移，他随时随地替史语所访购书籍。尤其在四川的时候，他收集四川的地方志，收获颇丰。他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书都有，小至“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好好地保存着。抗战时期，史语所初迁四川南溪李庄镇，在图书馆藏书还未到达之前，利用过他的私人藏书。
读书推崇历史比较法
早年在德国时，傅斯年就研究了比较语言学。在他的读书方法中，最推崇的就是历史比较法。他曾说：“如果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在阐述为什么要将研究所的一半设在广州时，他说，这是因为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方言，便于作比较研究调查。他还单独将比较艺术列为一个小组。他的《客家民间记载之比较》就是在读书思考中通过进行逐一对比研究写出来的。
在学术的道路上，傅斯年不辞劳苦，或自己独自探索幽冥，或率领研究团体向未知的领域共同进军。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泛舟学海不畏苦，漫步书山只求真”，可以说是对傅斯年读书精神的最好写照。
艾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