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1882～1938年）军事理论家。名方震。浙江海宁人。留日。主编《浙江潮》。抗战初期任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有《蒋百里全集》。
西方人曾称旧中国有两个半军事家，其中一个就是指蒋百里。蒋百里读书面是很广很深的。
每天得读完规定的一卷书
人的天赋虽说千差万别，但一个人性格之养成，思想之孕育，乃至其一生成就之高下，与其说受了天赋的支配，不如说更是受了时代和环境的影响。
1882年，蒋百里出生于浙江硖石镇（海宁市）的一个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字生沐）是当地大藏书家，建“别下斋”，刊印《别下斋丛书》和《涉闻梓旧》行世，后遭变故。蒋百里幼时家境清贫，四岁起母亲就教他识字，读唐诗、四书，还常常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给他听。后来他自述道：“吾生七年，而吾母乃教以断齑划粥之故事。此种最初的浪漫印象，其予我以消极之制限，积极之冲动者，益至深切。”
在母亲讲的故事中，最能深切启发蒋百里的智力与兴趣的乃是《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当时所谓的闲书。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经常使蒋百里听得眉飞色舞，忘了吃饭和睡觉。日久天长他就能在同伴间、亲戚家有头有脑地讲故事了。有时，还被拉到茶馆里去给茶客“说书”。说得有声有色，一时传为“神童”。
蒋百里八岁就读于私塾，十岁学完《诗经》、《尚书》，十二岁学完《左传》、《礼记》、《周易》，并学书法，习灵飞经。这一年，他与同里张宗祥相识，成为终生莫逆之交。张宗祥在《述蒋百里》中写到：“在甲午之前，百里与予习八股比试贴外，喜观历史小说，每有所见，若哥伦布发现新陆，互相告语”。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读书生活。“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竟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相互告知……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法、格致等书。我们听见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二小时下课，到书院中看书。书院中间小屋静静陈列着四个书橱，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1898年春，十七岁的蒋百里考中了秀才。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前夜，维新思想高涨，蒋百里醉心于康梁变法自强之说，昼夜研读。不久“百日维新”彻底失败，维新人士遭到守旧派的镇压迫害，但蒋百里仍致力于“新学”，并与张宗祥一起发愤读书。他和张宗祥约定，每天每人得读完规定的一卷书，然后相互答问；读书、探讨是他一生中两大嗜好。1901年，二十岁的蒋百里自杭州求是书院被选派东渡日本留学。当时，“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况且蒋百里是独子，上有寡母须侍养，因此族人、乡里议论纷纷。但蒋百里的母亲很开明，力排众议，勉子成行。
蒋百里到日本后，因痛感祖国饱受外族的侵略，觉得光靠笔杆子已不足以救国，决心投笔从戎，建设国防，走“坚甲利兵”道路。在日本，蒋百里结识了同学蔡锷，两人同庚，家境都贫寒，凭刻苦攻读而考中秀才，又都是弃文习武，立志报国；境遇相同，志趣相投，两人遂成生死之交。
蒋百里虽是推荐留学的，但却没有得到“官费”的资助。他刻苦自励，主要靠翻译和写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蒋百里先是入步兵科。他在校潜心钻研军事，成绩卓异，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然后，列为第三期士官生冠军。蒋百里和学骑兵的蒋尊庵被章太炎赞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德国舆论认为他是“东方人杰”
蒋百里1906年回国后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后获赵尔巽支持，回国半年的蒋百里又再度出国，赴当时号称世界陆军头等强国——德国，实习军事，以求深造。蒋百里人德军第七军当实习连长。
蒋百里在德学习军事成绩出色，德国舆论认为他是“东方人杰”。此时，他已逐渐能阅读德文原版书籍，他在研究军事的同时又广泛涉猎文学名著，如《歌德集》、《席勒集》，德文版《莎士比亚集》以及但丁的《神曲》等。蒋百里好学不倦，且嗜书如命，更好大量买书，其中文史书籍比军事著作还多。钱学森之父钱均甫曾说：“他一生不停地读（吸收）、不停地想（理解）、不停地写（发挥），无论政治、文艺无所不好。曾在友人处借阅德人所译的莎士比亚集，德国人自诩译文比原文好。他穷一星期之力把全集读完，至于废寝忘食。……读书真是他一生的第一嗜好，其第二嗜好是与人谈话。凡研究真理，往往力思不得而在与人交谈之中无意得之，所以与人多作有益的谈话，的确胜读十年的书，他谈话能够指示要点，融合各项问题，这是他才力过人之处。”薛光前也说：“蒋百里先生自谓读书有一妙诀：读书不要读有句读的旧书，要亲加标点，如此才能专心致志，不可潦草看过。他做文章，像造房子一样，布局先弄清楚，俟胸有成竹，才一挥而就。”
在德国，蒋百里遍游了名胜，又到意大利游览了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事迹，深感兴趣，这为后来撰写《欧洲文艺复兴史》打下了基础。
1910年秋天，蒋百里回国行前，访问了当代欧洲的兵学家，最后见到伯卢麦将军。
蒋百里在留学日本、德国期间，十年寒窗，刻苦钻研西方军事理论和重要战史，是把近代、现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运用西方军事理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代兵书《孙子》、《武经》等，写下了许多笔记。《孙子新释》就是系统整理这些笔记的结晶。这是蒋百里第一部军事著作，发表于1913年。
考察欧洲，行路也是读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法等战胜国筹备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了政府代表团。政府代表团的顾问组织是梁启超组织的“欧洲考察团”，蒋百里是考察团一员。考察团到伦敦住一周后，即赴巴黎“和平会议”。随后由巴黎出发，考察南部战时遗迹。由马仑河经凡尔登入洛林、阿尔萨斯两州，折西至莱茵河右岸联军阵地，再取道比利时，循马斯河，穿越兴登堡防线，返回到巴黎。后再从巴黎出发，续访北部战场，归途游卢梭故居。
此时的欧洲，到处是兵荒马乱后的残败景象，物资匮缺，交通支离破碎，战争创伤至深至钜。蒋百里旧地重游，感触颇深。过去他留学十年，醉心于军国主义，认为“非军国主义无以救中国”。而今目睹德军国主义之失败，思想上触动很大。经过实地考察研究，他写出了《德国失败之诸因》，从历史、政治、战略上详细加以分析。在结论中，蒋百里着重指出“军阀祸”：“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梁启超对该文推崇备至：“自德国败后，各国人著书论他致败原因的很多，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蒋百里所著的一篇最为精彩。”
张君劢曾说：“百里的治学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读书必有新解，且能得其要点，非过目不忘的人所及。”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当时日本军阀提出非常时期口号，以鼓动国民情绪，为侵略中国作舆论准备，蒋百里身临其境，深知中日战争已日益迫近。他回国后，遂着手拟有关国防经济的种种计划。1934年写成《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1935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曾六次函电蒋介石，条陈外交及国际形势，特别着重对日本的敌情判断。他还写出长篇报告，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以应抗战急需。1935～1936年，蒋百里再次出访欧美各地，考察现代军事。他把此行的感受，写成《国防经济学》、《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收入《国防论》。1937年，汇集了他一生军事著作精华的《国防论》问世。《国防论》卷首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更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将实践作为一种读书方法。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谈到“我本来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功，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蒋百里的影响，他说：‘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
蒋百里在陆军大学讲演《知与能》时，更是着重阐述了读书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而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像水一样。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不适应环境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
王晓临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