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1935年）音韵训诂学家。湖北蕲春人。历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中文教授。著有《文心雕龙札记》、《尔雅正名评》和《黄侃论学杂著》。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黄侃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重量级国学大师。他不仅以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享誉学界，更以诲人不倦的师风和特立独行的人格倾倒了一批又一批后生学子。正如楚图南为湖北黄侃纪念馆题字：“博闻强记，风规自异；特立独步，卓尔不群。”可以说，他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慷慨激越的建安风骨、通脱放达的魏晋风度、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在他的生命深处如炽热的岩浆滚滚涌动，共同凝聚成其人生风景线上绚丽动人的色彩。
黄侃是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尽管有关他读书的文字记录传世不多，而且由于“俭于著述”的缘故，他没有留下“书话”或“创作谈”之类文字，但我们还是能够从其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和师友弟子的怀念文章中，领略其读书治学的渊深朴茂和精妙幽微之处。
被章太炎“封”为“天王”，名列第一
黄侃字季刚，号运甓、量守居士，别署病蝉、刚翁等，湖北蕲春人。父亲黄云鹄，清咸丰时进士，官至四川盐茶道、按察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经学家、诗文家。黄侃早慧，幼承家学，九岁时已遍览经书，赋诗作文，有倚马立就之才，家族乡里颇引以为荣。十二岁时，老父谢世，家道中落，黄侃孤贫有志，读书更加勤苦。二十岁后游学日本，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刻苦钻研经学与小学（音韵、训诂之学），终于自成一家。章太炎曾把他几个最得意的学生，比作是太平天国首领诸王，其中黄侃“封”为“天王”，名列第一。
尽管黄侃只活了五十岁，但他的学问人品，至今仍使他的一些已近望九之年的学生向往不已。特别是在读书方面，黄侃虽然博览群籍，持论却谦虚谨慎。他曾说过：“读古人书，自视欲然如不识一字人。”他的勤奋、渊博给弟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复在《忆黄季刚先生》一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先生历年所开课程，经史文学，无不擅长，而尤精于小学，以古音学著称于世。尝谓治小学须读十书：一《尔雅》、二《小尔雅》、三《方言》、四《说文》、五《释名》、六《广雅》、七《玉篇》、八《广韵》、九《集韵》、十《类篇》。”文中所列的这些书，不仅为学术圈外人所不知，就是以小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专家，也未必皆能通览。黄侃读书之博，用功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黄侃的口才很好，讲课从不带书，但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会心处每每令人绝倒。谈到青年学生应读哪些古代典籍时，他常常称引章太炎的观点，以为准绳。章太炎指示青年的必读书有21种，黄侃认为尚不够完备，于是增加到二十五种。计有：经学十五种，即《十三经》（《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再加上《国语》、《大戴礼记》；史学四种，即《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子部二种，即《庄子》、《荀子》；集部二种，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解字》和《广韵》。与这二十五种书目相比，当时颇为盛行的梁启超、胡适开列的多达一、二百种之多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就显得有些不得要领，大而无当了。
通过以上事例，可知黄侃读过的书，实在难以数计。章太炎曾说：“予遘难东京，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辞已逾凡俗。因授小学经说，时亦赋诗唱和。”又说：“（季刚）清通之学，安雅之辞，举世罕匹。虽以师礼事，予转相启发者多矣。”褒奖偏爱之情，溢于言表。
读书起点高，但从不跳读一字
黄侃的读书方法是一般人不敢问津的，也是特别有效的，第一为反复精读，第二为勤加批注。
古语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反复精读也就是这个道理。黄侃少时颇有澄清天下之志，曾参加过反清的革命活动。后来投身学术，便将志士热血灌注于学问。起点既高，律己自严，有时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黄侃对自己读书要求甚为严格。凡读一书，必须是一个字一个字按顺序读，从不跳读一字。他曾经说，开卷读书，有如不识一字；又讥讽有些人读书，虎头鼠尾，中途而废，为“杀书头”。他常对弟子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日不欺人，二日不知者不道，三日不背所本，四日为后世负责，五日不窃。”正是这种懿范高标，使他在读书时，反复钻研，孜孜不倦。吴方在《黄季刚先生小传》中回忆道：先生“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熟至能举其篇、页、行数，什九无差识。”程千帆在黄侃的日记里也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平生手加识点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程千帆动情地写道：“其实何止这里提到的几部书。别人读书，只是受到了书的益处，老师读书，则是他先受到了书的益处，反过来书又受到了他的益处。”尤其是后一句评价，最是知深爱重之语，近代学者如林，能受之无愧的，不过二三子而已。
除了反复精读，黄侃读书，必重施圈点批注评点，随读随记，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吴方说他“经手批点群书计百余种”。学生程千帆、潘重规也指出经他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等书，朱墨烂然，天头地脚写得字如蚁须蚊脚，密密麻麻，精义纷呈，世所共知。他读过的一部吴承仕的《经籍旧音辩证》，上面和作者商榷的批语就达四百多条。甚至在他垂危之时，还硬撑着把一部《唐文粹补遗》没有圈完的书最后一卷圈完。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读书精神，真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每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核对
作为一位早年曾投身革命的爱国学者，黄侃始终把读书做学问与祖国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读书治学的目的在于弘扬祖国文化，而非经营一己之名利。他常对弟子说，现在学术界的通弊，乃在于“懒践实学，务猎虚名”，“须知术业无幸致之理，与其为千万无识者所誉，宁求无为一有识者所讥。”还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日寇侵华之时，黄侃义愤盈胸，常把讲台当作对侵略者口诛笔伐的阵地。针对内忧外患的现实，他说：“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本来。”“现今自救救人之法，日刻苦为人，辛勤传学。”
黄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求得真知，天生狂放的他先拜章太炎为师，后因自感小学有缺，又对与其政见不合的刘师培，执弟子之礼甚恭，但从不墨守师规。如对章太炎《文始》有很多处不同意，曾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也有不同意见；而对刘师培投靠袁世凯，更不以为然，且与之绝交。对待学生，黄侃亦言传身教，倾其所知，将师辈风范泽被弟子，使后来者受益无穷。据他的学生回忆，黄侃在日记里，曾经提到自己读书很快，但记忆力不够好，“所以每要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核对。”他还提倡，“读一部书一定要从头读到尾；在没有把前人的意见搞清楚以前，决不随便议论；发表著作是对祖国文化负责，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必须非常谨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当今学界权威，可谓学风深远，后继有人。
由于严以律己，在黄侃有限的一生中，留下的著述与其渊深的学问相比，实在只是“冰山一角”。留下来的，如《文心雕龙札记》、《三礼通论》、《音略》等，已是公认的传世名著。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读书和“传学”上面去了。《颜氏家训》有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侃也是述而不作；对于他的这种勤于读书吝于著述的个性，章太炎曾多次催促，说：“别人要是轻视著书，那是无知狂妄；而你把著书看得这么重，不肯轻易为之，则简直是有些吝啬了。太狂妄固然不够明智，可太吝啬了终究也不能算是仁者之举啊！”对老师的勉励，黄侃谦虚而又不无风趣地说：“等我过了五十岁，定当拿起纸笔，著书立说矣。”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逝世，刚好五十岁。
刘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