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1887～1979年）图书版本学家、出版家。广东中山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
王云五小学也没有上过，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首创“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主编“王云五大辞典”，一生整理、出版大量古籍、中外名著。他还担任过大学教授。追溯其源，王云五青少年时就博览群书，有极为丰富的知识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读书，为他日后从事的文化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
读三年私塾的大学教授
王云五童年时体弱多病，直到七岁尚未进私塾读书，只在广东香山县泮沙村的家中，随大哥王日华学习，王日华是典型的旧时读书人，学问很好，不幸十八、九岁时就故世了。
王云五八岁起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因家里人误信“风水”之说，认为应该让他学做生意，故将他送到广州一家五金店做学徒。王云五虽迫于父命而辍学，但他并没有认命，利用晚上店里打烊的时候读书，白天生意少的时候也看书，以至于看得入迷时忘了招呼客人，遭到老板的指责。王云五当学徒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五金店，此后，他便随姐夫到教会去学英文，起先入教会第五班，从字母开始学起，但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接着跳班升到第二班，已经相当于高中的程度。后来他得到一个机会进入北京的同文馆，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英文，英文程度得到提高。王云五进步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求知欲浓厚，自觉读书机会难得，勤奋刻苦所致。
1905年王云五十七岁的时候，到了上海，进入一家私立英文学校，跟随一位英国老师布茂林学习英文。在7个月的时间中，也是接连跳班，被布茂林赏识，提拔他做教生。除了不必缴纳学费外，每月还可以领津贴二十四元，又能尽量利用布茂林的藏书。对于一位虚心好学的青年来说，这真是最理想的读书环境。在此期间，除了广泛阅读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名著外，他开始对中国的文史发生兴趣。由于广泛地涉猎，王云五自称此期间乃其“图书馆生活的开端”。
十八岁时，经过一位世伯的推荐，王云五代替张梁先生主持一家“益智书室”的英文专科学校，担任该校唯一的教员。除英文外，还要讲授史地数学等科。该校学生一百余人，年龄有些已二、三十岁了，却由一位十八九岁的“小老师”独立应付，这实在不由得人们不佩服。执教半年后，由于教学方法得当，竟有一位留日回国的大学生，慕名而来请求做他的实习生，数月之后，学问大有长进。
1907年，经这位留日学生的介绍，王云五受聘到中国新公学担任教员，讲授文法和修辞学。新公学大多数是留日学生，看见这位十九岁的青年来做他们最高班的老师，难免有点不服气，上课时，提出各种问题让他解答。这位年轻的教师一一为之剖析，不厌其详，逐渐得到学生们的信任。这批学生日后成就惊人者颇不乏人。如当时年纪最小的胡洪□，也就是后来的胡适，他在《四十自述》中说在中国新公学中受到王云五先生的影响很大。还有比他大一岁的朱经农，后来曾任光华、齐鲁大学的校长，中大教育长等职，是一位教育家和出版家。
从1909年起，王云五除在中国公学任教外，还兼任闸北的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革命军兴起时，各校停课，王云五因随政府任职北平教育部，又任国民大学（后称中国大学）教授，主讲英文修辞学、英国文学史、政治学概论及美法通论，皆用英文课本讲授。当时王云五这么年轻，能将诸科集于一身，虽不可谓后无来者，却可谓前无古人的年轻博学教授了。
1921年，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及总经理等职，先后达二十六年。凭着过去读书广博的基础，他出了不少好点子，比如策划编辑《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学生文库》，编印大中小学各类教科书，各类工具书。他不仅是教育家，图书馆学家，还是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
十日读书近千种
王云五的博学多能，除了他自幼在外奋斗、并有机会游历欧美日本各国外，更得益于他的图书馆和读书生活。据他说，他接触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可想而知他读书之多何止千万。
王云五回忆说：在香山县故乡除了家中有一部“二十四史”外，简直没有什么对他有用的书，这对于视读书为乐事的他来说是难以满足的。当他在上海做教生时，看到他的英国老师布茂林藏有六七百册英文书籍，真如乡下人进城，见什么都惊喜，便经常借布茂林的书，而又怕影响布茂林自己用书，于是赶紧将借的书读完，以至养成快速读书的习惯。
王云五早年只有不满三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对中国文字了解极有限，又因为学习英文很早，一直吸收英文方面的知识，所以对中国文史了解甚少。自在布先生图书室读了英文的“中国”之后，对中国史发生兴趣，便阅读中文书籍，但多不能了解，反不如读英文书方便，他深感中国人不能读中国书可耻，便发奋要学好中文。
王云五还有一些读书的美谈。他在上海教书时，曾在两年之内，将三十余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全部读完。在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有关的出版事业外，就是到各地图书馆去读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曾以十一天的时间，一口气读了九百余种有关管理的书刊。他在任何旅行途中的交通工具上，均手不释卷。
王云五爱读书，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爱好。早在他做学徒时便以零钱买书，以后在上海做教生，每月二十四元的薪水，除了一半奉养母亲，一部分支付生活费用外，有余就全部用来买书。担任益智书屋教席时，每月花费七八十元买书，当时北京路一带的旧西文书店和河南路福州路一带的中文书店，便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自己经常买书尚觉不够，他还与友人组织“震旦学社”彼此交换书籍，到1949年时，他盖有“岫庐藏书”的书籍不下八万册。
王云五在任何时候买书的兴趣都不减。1930年访问欧洲时，将停留在伦敦的两天时间，全部花在一所最大的霍里书店（FoyleBookStore）中选购图书。类似经历并不罕见，在他历次出访中都会碰到。
滥读也有好处
王云五对如何读书有不少心得。30年代在上海向市民作“怎样读书”演讲时，就谈到了他的读书方法：“我们知道做文章的方法是多读多做和多看，这些方法也可以用到读书上去，不过我再加上一个，就是多想。”
“呆读书是书呆子干的事，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委实不错。好奇，怀疑是读书的好方法。怀疑并不是说对任何事都要怀疑，乃是说脑子要多想。一个人没有幻想便不能有所发明，我常有着一种幻想，我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就是这幻想的结果……但光是来幻想而不求方法，也没有用处，《封神榜》里哪吒的风火轮便永远只是风火轮，决不会变成现实的飞机。所以一个人若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仅有一个方法，就是学算学。”
王云五推崇学习数学，他认为：数学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而中国人的通病便是没有数学的头脑。一般人仅认为学数学只消知道一些名称，懂得一点比例和百分比，可以应用到商业上就算了，只有学工程物理的人才需要学数学，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他分析了许多人不喜欢数学的原因，说：“这是因为学别的学科例如社会科学可以跳学，算学不能跳，不能激进，只能一级一级的上去。现在一般人只知道节省时间，以为只要学应用的算学就够了，而不想学其他的算学，这完全抱的功利主义。”他说：“思想有两种，第一要不怕幻想，比如四角号码的发明，就是这幻想的结果；第二，要幻想到底，没有算学是不成功的。”
王云五谈读书方法除了多想之外，还提到多读，他说：“滥读也有好处，比如一张桌子，因为看得多了，一看就知道是桌子，可以不用想。我以前不敢写文章，但滥读书后，写出来就是文章。”他举了一个自己模仿富兰克林读书的例子。他说：富兰克林十二三岁时，专替人家做皮鞋、修皮鞋。有一天，一个人带着一本宗教的书到他铺子里来，他就翻看了，那人见他喜欢读书，便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富兰克林很聪明，他读书的方法是，先把头十面念熟，读到二十面时就把头十面写出来，没有人改文章呢，就把自己当作先生，自己改了一遍；等读到三十面时，又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原文对照一下，这样书上的文字就成了他的文字了。
谈及如何做学问，王云五认为少不了朋友的互为推进，他的朋友如蔡元培、高梦旦、张元济、胡适等，都曾在事业和学问上彼此互益。王云五曾提到胡适的名言：“为学譬如金字塔，既要高深，又要宽广。”但他认为这是不够的，他的主张是，“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群山绕。”这是说，做学问有一个主峰（专长）还不够，还需要次要的群峰来补充这个主峰，才能成为通才中的专才，博大精深，渊博无涯。
由于王云五一生苦学，所以更知道助人读书的重要。他自己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社会科学和数学外，理、化、医、矿之书无所不包，而且程度都很深。他后来总结说，多读书也有毛病，费了很多精神，也费了很多时间，“好像绕远路”。为了使后人读书系统化，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汇编《万有文库》丛书，先从汇编各种小丛书入手，然后将各种丛书存精去芜，厘定系统，凡必要读的书都分别先后，编入其中。《万有文库》中有各国名著一百种，《国学基本丛书》一百种，此外还有百科、农业、工商等小丛书。后来他还精选图书出版《人人文库》、《各科研究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籍今注今译》等。由于这些书籍大量出版发行，售价低廉，便于个人、家庭、学校、图书馆购买，从而达到普及教育和文化的目的。
王云五读书也很重视索引，他说在美国能够只花十天工夫看完近千本书，主要就是依靠索引。而中国的“二十四史”，之所以难读，不是因为其大，而是因为没有索引。这也是后来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出发点。当检字法推出后，全国各机关、学校、出版社及图书馆，采用者很多，成为我国检字法中最成功的一种。
成立私家图书馆以提倡读书风气
要拯救积弱的中国，唯有知识；而知识的获得，舍读书别无他途。王云五以毕生传播学术文化为己任，以达到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目的，为此王云五创办图书馆，满足民众读书的需求。
王云五在他的一生中，曾成立了两所私立图书馆，其中一所是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涵芬楼。
1921年，王云五继高梦旦之后就任编译所第三任所长。鉴于涵芬楼收藏丰富，他建议另建馆舍供大众阅览。经张元济和高梦旦同意，在商务总厂对面建筑一栋五层楼的馆舍，1924年落成，商务即将涵芬楼藏书移存于此，改名为东方图书馆，聘王云五为兼任馆长，于1926年正式开放。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后，以涵芬楼藏书为基础，继续搜集图书，当时凡古今中外各科学术上必需的参考书，无不大致粗备。在阅览管理方面，王云五也通盘规划。1931年，东方图书馆成立流通部，办理图书外借事宜。由于设有通信手段邮递借书，借阅范围不限于上海，可达到全国各大城市。这种方法，即使今日，也尚未普遍开展，可见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观念已很超前。不幸的是该馆于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三十年搜集付之一炬，实为一场文化浩劫。以后王云五虽力谋复馆，然而抗战又起，商务印书馆数度搬迁，复馆计划因此搁置。抗战末期，商务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财务状况稳定，房舍规模初步具备，王云五即成立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并设阅览室，向社会开放，规模虽不如过去，但重庆图书馆读者座无虚席，颇为人称道。
东方图书馆虽属私人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图书馆则是1974年10月在台北成立的云五图书馆。
1964年王云五自政坛退休重返商务印书馆，担任董事长职务，为当时业务已渐衰退的商务重整旗鼓。因经营得当，公司盈利可观。王云五自己的股利及劳动报酬至1972年也积蓄若干，于是捐出百余万元，配之自己的藏书成立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供众阅览。云五图书馆于1974年10月2日在台北市正式公告开放，其公告刊于报端，主要内容如下：“云五性喜读书，当然好聚书。在大陆四十余年先后聚书七万余册，迁台以来，二十余年仍不断聚书，迄今又达三、四万册，中外杂志不下百种。现已年老衰病，除将全部图书杂志捐献社会、公开阅览外，并自捐新台币百余万元成立财团法人，旋又承商务印书馆捐助四十万元，诸同学合捐十余万元，现除自购房舍一幢外，尚存证券及现金一百五十六万元，其利息收入足供维持用人费用及日常开支，每年尚有可购新书之现款若干。”
王云五以毕生积蓄，成立私家图书馆，由于他的倡导，许多私家图书馆纷纷成立，对于嘉惠后学，鼓励社会读书风气，有相当的教益。
林象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