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争我弃，人弃我取，是一种特殊的战略战策，可用于军事上，亦可用于商战上。军事上属奇兵奇计，商战上可爆冷门、烧冷灶，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被誉为“上海滩奇迹之王”的周云光以善于抓住不是机会的机会来创造奇迹而闻名于上海。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周云光就是这乐园中最为风光的几位人物之一。
周云光的银行是在非常险恶动荡的环境中建立的。银行诞生不久，便面临外商银行和钱庄两大国际和国内金融集团的夹击。当时的上海租界内外，外国银行林立，美国的花旗、汇兴，法国的东方汇理，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日本的三井、住友、三菱，比利时的化比、中法实业，德国的德华，俄国的道胜，荷兰的安达等银行，都是实力异常雄厚的金融财团。外商银行有着强劲的实力，根本看不起中国的银行，周云光的上海银行同样没有被放在眼中。不少人都认为上海银行的倒闭是迟早的事情。
开办伊始，周云光经常能听到一些嘲笑说：“中国的银行是不可能办好的。”而此时，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远的不说，仅上海钱庄中就涌现出了诸如齐丰、同康、源康、庆富等实力超群的大钱庄，它们不仅具有票据交换机构，可以依此制定拆息，银行间的票据交换必须要托钱庄来办理。而且，几大银行之间也达成了默契，相互间都有成文的君子协定。
实际上，在复杂交错的金融市场上，钱庄俨然以仅次于外商银行的老二自居。华资商业银行，实际上是在外商银行和钱庄的夹缝中讨饭吃。周云光明白上海银行既无强大政治势力，又无雄厚经济基础。因此，对于这家“小小银行”来说，首要的任务是站稳脚跟；而要想站稳脚跟，必须从服务质量和内部经营上下功夫。周云光知道这才是银行生命的源泉。
善于观察的周云光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外商银行和钱庄注重吸纳大户存款，而对小额存款颇为轻视，所以，他就以此为突破口，特别看重小额存款，把它作为上海银行能否成功的关键。他十分强调“服务社会”，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方针。
正因如此，他经营的上海银行特别标出“储蓄”字样，非常明显的表示该行“以提倡储蓄发展商业为本”。为了吸引小额存款，周云光别出心裁首先提出“一元开户”，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上海银行开户。“一元开户”是针对上海广大市民阶层专门设立的，在当时中国金融界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件事在上海金融界一时引为笑谈，被认为有失一个银行的形象。
就连老百姓也难以相信一元钱可以开户，当时，有一个顾客听说后决定亲自去试一试，他拿上150元钱，要求办理150个户头的存折。上海银行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很快为他开立了150个户头。消息传出，许多小有积蓄的人纷纷登门，一下子便打开了储蓄业务的局面。
由于符合广大消费者的心理和经济利益，“一元开户”很快受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那些低收入的教师、公职人员、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以及部分小商人和手工业主，争先恐后，纷纷将平时劳动收入及个人所得存入上海银行。这项在创办初期遭到银行业同行们讥笑的创举，一时间大获成功，风靡整个上海滩。以至于后来竟被上海各大银行仿效，就连像中国银行这样官办的国家银行也放下了面子，积极提倡这种业务。
“一元开户”的成功使周云光在上海创造了一个神话，他迅速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人物。人们由衷地佩服周云光的精明和眼光。在“一元开户”打开储蓄局面后，周云光并没有满足，他又乘胜追击，采取了上门服务的办法，亲自率领银行员工到各大专院校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蓄。
由于上海银行登门服务，手续简便，态度热情，深受师生欢迎。周云光进而在一些重点院校设立固定营业机构，为学校代发教职工薪金，促进了储蓄业务的拓展。接着，周云光又发明出在工人居住区开办职工储蓄这一高招，同时他还在市民中办理定活两便、零存整取、礼券储蓄、存本取息等各种新型储蓄。这些方便顾客的措施在上海滩无疑是空前的，在当时极富开创性。周云光不畏艰险，敢拼敢闯在中国金融史上导演了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经营神话。
能在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旧上海的金融界独领风骚，周云光自有一份过人的能力，除开个人的奋斗，除开机遇的惠赐，周云光还以令人折服的个人魅力，在各种势力之间巧妙周旋。因为旧上海的金融市场是当时时政的畸形产物，是极不规范的。要想成功就要付出比在其他地方更多的心血，还要洞悉具体的国情，两者兼具方能争取机会。机遇来之不易，尤其是在逆境中，它需要人们以双倍的努力去发掘，即使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周云光的成功就是一个鲜活的佐证。
4、“一石三鸟”打胜仗
人们常用“一石三鸟、一箭双雕”来形容射手的善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武林高手了。但话又说回来，这些都是小说家的杜撰、评书艺人的夸张，其结果无非是要塑造一个技艺超群、手段高明的人物形象。生意场上同样有高人，他们的一个行动往往会带来多重利益，从而达到一石三鸟或一箭双雕的目的。
李嘉诚做生意，恐怕华人无法与之比肩，庞大的家资不是家族遗产，更非非法所得，而是通过光明正大的手段赚来的。那么李嘉诚又是用什么方法积累了千金巨富呢？从其收购九龙仓一事可窥见其生意手段的高明之笔。
1977年4月，李嘉诚投资2．3亿港元，以每股12．45港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集团控制的香港永高公司的股票1048万股，成为全资公司。
收购美资永高公司之后，李嘉诚把目光和精力投注在雄霸香港的英资身上。他把第一个目标对准了香港地王——置地。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系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两翼”。
九龙仓有限公司拥有众多产业，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
李嘉诚经过一番细心研究，惊喜地发现九龙仓在经营方式上存着巨大缺陷。
九龙仓一直用自有资金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这种墨守成规的经营方法，在瞬息万变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境地。九龙仓当前窘况，就是由此而造成。
李嘉诚分析九龙仓股票贬值股价偏低的原因是经营不善造成的，因此，他十分看好九龙仓股票。
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私下认认真真算了一笔细账。1977年末和1978年初，九龙仓股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说，其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
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地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
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
因此，九龙仓是一块大肥肉。如此一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居然被香港炒家冷落，这真是怡和系的不幸，更是香港众炒家的悲哀。
独具慧眼的李嘉诚岂能放过这一时机。果断加理智终于让李嘉诚释放出积蓄在心中多年的“图谋”：挑战英资，为华资当出头鸟，做香港地方的中资主人。李嘉诚核定，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龙仓股也是合算的。李嘉诚决定打一场大仗，全面收购九龙仓。
方略已定，李嘉诚开始思考战术问题。因为他清楚怡和系这个巨人的实力，而且更知道怡和系是决不会放弃九龙仓的。
因此，要成功收购九龙仓，关键就在于不能惊动怡和系，不能让其有所察觉，一旦“打草惊蛇”，以怡和系的实力，谁都难以从其手上夺走九龙仓。收购九龙仓股决然不能声张。
当时，李嘉诚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龙仓和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龙仓，置地拥有九龙仓近20％的股权。
于是，李嘉诚不显山不露水地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悄悄地从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中买下了2000万股，约占九龙仓总股数的20％。
20％的控股，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线。鹿死谁手，全在此一“线”之间。
李嘉诚清楚地知道，他的秘密行动终究会曝光，因为战场是公开的。正所谓“纸包不住火”。
九龙仓股交额与日俱升，自然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
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感到其中有戏，立即介入，九龙仓股随即被炒高。甚至各大华资财团、英资财团和一些外资财团，也纷纷出马加入，来分一杯羹。如此以来，九龙仓股只升不降。1978年3月，九龙仓股急窜到每股46港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已和九龙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李嘉诚已经成功地控有了九龙仓近20％的股票。为了避免损失和引起庄家反击，李嘉诚分外明智地暂缓再吸纳。此时，九龙仓集团也已察觉是李嘉诚挑起的战火。
九龙仓的老板马上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但是，怡和的现金储备并不足以将九龙仓股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最后怡和系走投无路，为保江山不失，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求助于英资财团的大靠山——汇丰银行。
据说汇丰银行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开始，李嘉诚甚感为难，到嘴的肥肉，哪有吐出之理。
但是后来，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不谈长远，就说眼前，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然贷款给怡和，汇丰与怡和联盟，李嘉诚收购九龙仓肯定落空。与其鱼死网破，倒不如卖一个人情给汇丰。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
虽然李嘉诚答应不再收购，但是他也不会将到嘴的肥肉白白吐出。当时，李嘉诚知道正欲“弃船登陆”的船王包玉刚也在收购九龙仓股票，并且志在必得。李嘉诚权衡得失，决定把“球”传给包玉刚，让包玉刚射门——直捣九龙仓。这样做既避免了与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的正面冲突，又使包玉刚领导的华资财团能够顺利取得九龙仓的控制权。
于是，李嘉诚又卖一个人情给包玉刚。他约见包玉刚，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包玉刚求之不得，自然喜出望外。
这两位华人商界泰斗经过一番秘密协商，达成以下共识：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的股票以三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李嘉诚又把手头剩余的九龙仓股全部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因此得到了吞噬九龙仓的绝对优势。而李嘉诚在这一进一出间，获纯利5900万港元。从一定意义上讲，商业中的交往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互换，只有付出，才会得到，这是生意场上千古不变的规律。
包玉刚与九龙仓进行了空前惨烈的血战，最后包玉刚胜出，入主九龙仓。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但其对包玉刚和深远意义在两年后显示了出来。
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弃船登陆的战略转移，从而避免了两年后的空前船灾。从这一点来说，取得九龙仓，简直就是挽救了一代船王包氏家族，其意义实非文字所能涵盖。
这是另一个话题，且让我们赏析李嘉诚这位“超人”的经商“胜术”。
李嘉诚在这场九龙仓商战中，一石三鸟，堪称商战的上乘典范。
第一，李嘉诚低进高出九龙仓股票，净赚数千万港元。由此可见，李嘉诚赚钱有术。
第二，与包玉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借助包玉刚之手得到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为下一步顺利吞并英资和黄，成为“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一举两得，既重情又重利，实在难得可贵。
包玉刚入主九龙仓之后，便与李嘉诚合作发展西环的货仓大厦。李嘉诚只需要投入建筑费，而毋须付出发展总成本70～80％的地价，日后利润两家对半分。这种得天独厚的不动产合作方式，实在是包玉刚的投桃报李。
第三，李嘉诚对汇丰的介入，顺水推舟，卖给汇丰一个人情，巩固了与汇丰的关系。汇丰因为欠李嘉诚这笔情，于是力助李嘉诚吞并和黄，使李嘉诚获得了比九龙仓更大的利益。由此显出李嘉诚深谋远虑，具有鸿贾大商之风范。
为官为的是口碑，经商为是的名利，常人为的是实惠。相信李嘉诚九龙仓一战，为更多的商人树立了典范，虽然经商手腕不易学会，但总会从中悟出点有用的东西吧！
5、无中生有，釜底抽薪
“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最彻底的手段。有些人认为利用这种手段解决问题未免有些恶毒，但遇到某些棘手的问题，这种手段确实是一种良策。
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人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治人”。照此看来，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手段在政治、军事、官场、商场上屡试不爽。如果从权谋学角度去分析，这可能是个阴谋，但政治、军事、官场、商场上的争斗本身就是明暗争斗，就看谁的手段更高明些，看其结果本身的性质。如果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类社会文明，这自然算不得什么坏事，如果是商场上的争名夺利，而且都是合理合法手段，这也就无可厚非了。
中国古代有两大成功商人：一个“商圣”陶朱公，另一个是“亚商圣”胡雪岩。二者做生意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胡雪岩，生逢乱世，能八面玲珑，不论官、商两道皆能呼风唤雨，可谓手段高明至极。
与胡雪岩关系最好的当属湖州知府王有龄，王有龄这个官就是胡雪岩冒险为他捐来的。王有龄对胡雪岩自然感恩戴德。
王有龄自从当上湖州知府以来，与上面的关系可谓做得相当活络，逢年过节，上至巡抚，下至巡抚院守门的，浙江官场各位官员，他都极力打点，竭尽巴结之能事，各方都皆大欢喜。每次到巡抚院，巡抚大人总是马上召见，可这天巡抚竟把他拒之门外，是何道理？真是咄咄怪事！
王有龄沮丧万分地回到府上，找到胡雪岩共同探讨原因。
胡雪岩道，此事必有因，待我去巡抚院打探。于是起身到了巡抚院。找到巡抚手下的何师爷，两人本是老交情，无话不谈。
原来，巡抚黄大人听了表亲周道台一面之词，说湖州府今年大丰收，获得不少银子，但孝敬巡抚大人的银子却不见涨，可见王有龄自以为翅膀硬了，不把大人放在眼里。巡抚听了后，心中很是不快，所以今天给王有龄一些颜色看。这周道台到底何方神圣，与王有龄又有什么过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