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时期部分文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操纵能力。在提高儒家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产生的流弊，他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汉武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称“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之前，或直言进谏，或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嬉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又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时代文士中多一流人才，这与其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说明汉武破格用人的雅量。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事手段，一时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汉武召见，并慨叹相见恨晚，求贤若渴溢于言表。汉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与时俱进的政治变革。汉武时期政论家严助，特别推崇制度变革，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他还采纳主父偃建议实施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诸侯王将土地分与子弟，用和平手段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中央政府名利双收。此外，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完善监察制度。汉武为强化对百官的监察，增设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前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后者则“以六条问事”，除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其余都是针对郡国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汉武时期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和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藏富于民，百姓赋税不增加，而国库丰盈，财富足用。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盛世。制度建设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超出明君个人作用之上。
以战争促革新。凡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反对，进而表现为层层阻力。可汉武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新政，却没引发多少争议，个中原因何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利益矛盾，也是汉武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汉武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由上种种分析可见，汉武开创了真正的盛世时代，其成熟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更重要的是为千秋万世创立了不朽的制度财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盛世永葆青春的法宝。
(第八节）“金屋藏娇”的悲喜剧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李白《妾薄命》
“金屋藏娇”现在似乎成了贬义词，指男人另筑香巢，娶小纳妾包二奶，含有戏谑、调侃的成分；但在最初，却是有关汉武帝刘彻与他表妹（一说表姐）、后来又成了他妻子的陈阿娇的故事。这个故事分成两段，前面是喜剧，后面却成了悲剧。文首李白的那篇《妾薄命》，便比较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这个故事。
陈阿娇是刘彻父亲汉景帝的姐姐、也就是刘彻姑妈馆陶公主（长公主刘嫖）的女儿，而她也就是刘彻的表妹。刘彻从小与阿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阿娇自然也是非常美丽、聪明、可爱。刘彻4岁那年就被封为胶东王。馆陶公主原想把阿娇许配给当时的太子、汉景帝宠妃栗姬的儿子刘荣，奈何愚蠢的刘荣竟然拒绝了；于是她便转向了王美人（刘彻之母）母子。一次，她抱着小刘彻说：“彻儿长大了要讨媳妇，这些宫女你要哪一个？”刘彻便答：“如果能娶到阿娇，我就造一座金屋让她住在里面。”小孩子一句无心的话，把在场的人都哄笑了。但大人却是有心的。（故事详见《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大概汉景帝也觉得这段姻缘是由天注定的吧，便应允了。“金屋藏娇”的典故亦由此得名。
阿娇后来真的嫁给了刘彻，刘彻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刘彻当太子时，阿娇是太子妃；刘彻成了汉武帝时，阿娇成了陈皇后。其实除了阿娇的美丽可爱、刘彻喜欢她以外，他俩的结合也是一种政治需要。王美人借助长公主的权势和力量（当然，长公主自己也想攀龙附凤），才使汉景帝让刘彻作了太子、进而坐了帝位的。
最初刘彻还是对阿娇很好的，尽管并没给她造一座金屋。娇生惯养的阿娇，开始有刘彻的宠爱，倒也是相安无事。但后来掌握极权且好色贪欲的男人刘彻身边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有了既美丽又多心机的新欢卫子夫（据说是歌女出身，还是汉朝一代名将卫青的异父同母的姐姐）之后，阿娇逐渐被冷落。再加上她也是个无福之人，没能给刘彻生下一男半女来，则处境尤其凄凉。只可惜阿娇又为人骄傲、善妒，岂能善罢甘休？在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阿娇显得过分的骄横无理，甚至与刘彻有类似于村野男女的厮打场面，从而导致两人更加感情不合。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也许还要复杂得多。据《汉书·外戚传上》记载，阿娇在卫子夫出现之后，曾多次寻死觅活，致使刘彻愤怒（“妒深情却疏”）。后来她又利令智昏，信用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用巫术诅咒刘彻喜欢的后宫女子，即“巫蛊之祸”的事件。事情败露后，楚服被处死，枭首于市，三千余人遭株连。刘彻无奈，对阿娇恩断情绝，宣布废去她的皇后称号（好在他还看在两人过去的感情份上，给她留了后路，并未一刀杀了她），让她退居长门宫，“金屋”变成了“冷宫”。
后来，为挽回刘彻的心，幽怨独居、长夜难眠的阿娇，用重金请当朝才子司马相如洋洋洒洒作下一篇文采飞扬、情调哀惋、奴意殷切的《长门赋》。汉武虽欣赏这篇赋文，有过短暂的柔情感喟，却始终没有回头。（辛弃疾《摸鱼儿》：“长门事，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这有什么奇怪？一则，也许刘彻对阿娇过去的所作所为已伤透心；再则，更重要的是，阿娇早已年长色衰，哪里还能让“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美妇”的刘彻回心转意？此刻他正沉浸在卫子夫的甜情蜜意、香体暖怀里呢！再说他早已羽毛丰满，无须长公主襄助。于是阿娇只能成天以泪洗面，郁郁而终。但是，后来被立为皇后的卫子夫，同样也很悲惨。我想，其情形、原由与阿娇必定是大同小异而已。汉武帝虽然文治武功、彪炳千古，但他在儿女之情上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色欲男子。
金屋藏娇的故事虽美，却没有一个好结果。这倒是古往今来所有被金屋藏娇者的灰色命运。我想，这大概也是金屋藏娇本身的宿命论吧。金屋藏娇固然是富贵和情爱的象征，却过于浪漫、不切实际，镜中月、雾中花，空中楼阁、水中浮萍罢了。李白的那首诗，便揭示了富贵和情感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光靠色相悦人，而没有其他基础，岂得永久？可是，中国古代的女人，一向是从属于男人的，缺乏政治、经济、人身乃至人性的独立，你又能叫她们怎么办？
(第九节）简直与始皇帝同一版本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帝王气派，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汉武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呢？他又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所以，他的过错简直与始皇帝同一个版本。他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贪图享乐，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比如，暴戾恣肆，为所欲为，滥杀无辜；广建宫室，大兴土木，奢侈挥霍；穷兵黩武，连年打仗，血流成河；迷信神仙，大举封禅，多次巡游；徭役繁重，百姓流离，起义频发……看看前文，嬴政大帝不也是这样吗？同时，他的丰功伟绩，包括加强统治，实现集权；笼络人才，完善制度；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巩固边疆，开拓领土；勤于执政，治国英明……也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总之，汉武与秦皇的功绩一样伟大，过失一样严重。所不同的是，汉武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重；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另外，他的基础、背景、处境与秦始皇也很不一样，他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征伐过度。汉武在位54年，战争持续43年，武功极盛。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军费动辄数十亿，军功赏赐一次达黄金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了“海内虚耗”，国库空乏。更不用说千万将士捐躯疆场，血流成河；无数家庭丧父死夫，凄苦悲哭的惨状了。
穷奢极欲。汉武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汉武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典型的例子。专供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偌大一座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了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四周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也都移植了进去，可见用费之巨。
信惑神怪。汉武以为其“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110—公元前89），汉武共举行了6次泰山封禅活动。每次活动均气势浩大、规模空前，开支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汉武从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上已无法得到满足，他期冀寿命无限延长，故多次受方士欺骗。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摇唇鼓舌，一派胡言，谎称自己有长生不老药。汉武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又把女儿长公主嫁于他；最后还专门为他刻一方玉印，以对待贵宾之礼封他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栾大骗局败露，汉武怒极，腰斩了他。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蛊惑之祸，太子丧命。刘据是汉武帝中期宠妃卫子夫给他生下的长子，所以又称卫太子，死后谥号为戾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因得子而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后，卫子夫和刘据母子俩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接着，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已移情别恋于戚夫人。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汉武一面已十分困难。封建时代女子缺乏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且相对心胸狭小，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而太子又与汉武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汉武“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汉武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种种原因，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交流，缺乏感情沟通，父子间疑心越来越大：汉武怀疑儿子可能想提前抢班夺权，太子则担心父皇会听信谗言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以来，终究让佞臣江充趁虚而入，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汉武父子之间导致相残的悲剧。
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为其下葬，念咒盼其早死，并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这在西汉很盛行，汉武早年便曾因此废了陈阿娇皇后（详见上节），没想到他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晚年汉武居甘泉宫，生病在床，精神恍惚，总疑有人暗中作怪。江充将其生病原因归咎为巫蛊，汉武深信不疑，指令他追查，江充借机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汉武闻讯赶回，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认定他是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太子走投无路，不久于湖县殉难。征和三年（公元前90），经调查认定为冤案。汉武也明白太子此举是被逼上绝路，他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建思子宫，又在太子殉难处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血缘产生的父子之情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可惜太晚！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分析道：“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机构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第十节）一个盛世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