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之首有和乃成
1．和，书香门第的传家宝
同胞兄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样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赖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为相互援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宽恕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阎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进京，第二年十二月竹亭老人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竹亭老人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可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是可能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其言辞恳切，其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回味：
“另因弟归志己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曾同乡）同归。……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旋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挟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票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食难安，辗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票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
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旧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兼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回先生名世任，长沙人，癸酉拔贡，小京官，由御史升给事中，现放贵西兵备道，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而情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成大事箴言：
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迭，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咸丰八年十二月
2．利己利人，达己达人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易》说：‘宽以居之’，说的就是宏大。”
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鑫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一直准备要重用他。但王鑫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他曾受命回湘乡募勇。王鑫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3000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鑫带着这3000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璋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鑫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鑫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鑫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鑫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鑫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鑫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鑫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鑫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璋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璋也趁机拉拢王鑫，表示他所统带的3000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鑫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决裂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为防止其重演，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鎔书中，对王大加攻击，使吴不再调王鑫军北援，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又财政困难，不能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成大事箴言：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咸丰三年十二月
3．自己发达，也要别人发达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
